我的农民工父亲受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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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是个挺木讷的人，这几乎是所有家族成员的共识。

有一年，我和父亲一起看电影《那人・那山・那狗》，当电视上响起，“当儿子能背起父亲时，意味着他长大了”这句台词时，一向寡言少语的父亲突然嘿嘿憨笑起来，自言自语道：“我儿也长大了啊！”

那是2008年的秋天。电视机前，父亲的表情如同平地里捡了一块金元宝，无限得意又满含欣喜。

这种反常的举止在父亲身上很是少见，当然也并非无迹可寻，一切还得从2007年的夏天讲起。

一

2007年的夏天，父亲还是一个农民工，与此前身份不同的是，他头上安全帽的颜色从蓝色变成了红色。这种颜色的改变，不仅意味着每个月的工资会多出200元，更重要的是他在工地上拥有了一点“领导权”。

照父亲的说法，他跟从工地老板多年，一直实心办事，老板是看上了他的老实憨厚，才让他当了个小领导。

父亲所在的工地工种很多，木工、钢筋工、架子工……工人们口音各异，木工多为宝鸡人，钢筋工多为陕南人，偶尔掺杂有陕北人，而架子工是清一色的四川人。

父亲是钢筋工，在行业历练多年，且比其他工人多长几岁，自然成了钢筋工种的“领头羊”。以往在工地上，父亲憨厚老成的性格，深得各个工种的工友尊敬，平日里有纠纷矛盾，大家也常请父亲出面斡旋协商。

然而，当“包工”这种劳作形式在工地上流行开来，父亲往日的“长者地位”瞬时便不复存在。那时候，建筑工地一改过去的“按天算钱”，开始把工程任务分片承包给工人，工资则按照他们各自每天工作的完成量来计算。

为了挣得更多，所有工人都开始拼命干活，以工地里的川籍民工最为典型。一到“浇筑混凝土”的日子，他们将锅碗瓢盆、铺盖被褥直接搬到二十多层的楼顶，吃饭就在劳作地点，通宵达旦地赶工，像一个个攻城拔寨的悍将勇士。

然而，即便每个人都想多干，但塔吊只有一个。因此，当高楼修建到十多层时，每个工种干活所用的材料都要依靠塔吊从一楼运上来，建筑材料不到位，就算鲁班大师也只能干瞪眼。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塔吊成了决定大家每天能干多少活、能拿多少工钱的关键。

围绕“塔吊”发生的纠纷不断增多，每个人都希望唯一的塔吊能优先运输他们工种所需的材料。工人们纷纷通过各种手段交结塔吊司机，那些比较强势的工种在塔吊使用权上常常获得先机，这让其他工种很是不满，殴打塔吊司机的事故也时有发生。

二

2007年夏天的某一夜，父亲突然从宝鸡返回家。他跌跌撞撞地闯进门，脸色苍白，双手紧捂腹部，豆大的汗珠从额角倾泻而下，让原本苍白的面庞愈发吓人。母亲带父亲连夜赶到医院，检查结果让我们大吃一惊――两根左侧肋骨有程度不同的损伤。

父亲说这是当天在工地的一场事故中伤到的，在他看来，那完全是一场有针对性的报复。

原来，工地上的塔吊司机是一个四川小伙，和四川帮交情甚笃，因此塔吊的运输总是架子工优先，这让其他工种甚为不满。尤其是父亲所在的钢筋工，每天有大量的材料需要及时运送进场，可等四川帮的架子工的活都干完了，临近中午，钢筋材料才得以运上高楼，工人们每日真正干活的时间，也只剩下了半天。怨怒的情绪在工友间蔓延，大家一致推举父亲去开发商处反映情况。

经过一番调查之后，原来的塔吊司机遂被解雇，整个四川帮也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处罚。而父亲也自然成为四川帮的报复对象。

事发后第四天，父亲照例像往常一样上楼干活，当他攀爬钢筋架子通往楼层另一边时，冷不丁感觉脚下的钢筋迅速旋转了几圈，自己也迅速地从钢筋架子中间重重跌了下去，两根肋骨就是在下落过程中被钢筋磕到的。

事件发生后，父亲延续了他的木讷，并没有在工地过多纠缠，只是在回家养伤期间，对母亲多次谈到那个暗地里对他“下黑手”的工人情况。

那年，我满14岁，守候在父亲病床前，对父亲口中的那个人怀恨在心。出于恼怒、或者就是复仇的情绪，我暗自发誓，有一天，我一定要让这个人“血债血偿”。

三

父亲在家仅休息了不到两个月，自觉身体已无大恙，便又再次搭上长途汽车返回工地。

父亲受伤后，并没有因负伤之事纠缠，这样的行事方式，使得工地老板对父亲甚是赏识。待父亲重返工地时，立马就被指定为工地领班，职位不高，却能代表老板指挥工地上的所有工种，更多的是负责工种间的协调工作。

对于这样的安排，父亲欣然接受，他自己还常感慨，这是“因祸得福”。受伤后原本也干不了重活，能从一个出牛力的民工，成为了工地上的基层管理者，让他长舒了一口气。

2008年中考结束，我赋闲在家，便搭上一辆长途汽车去找父亲。

那时候，父亲已经在工地当了快一年的领班。我想借此机会去瞧瞧父亲如今的新身份，父亲也有意让我到工地“锻炼锻炼”，提前尝一尝卖力气挣钱的艰辛。

而我心想，自己一年前在父亲病床前暗许下的“血债血还”的誓言，总算迎来了兑现的机会。

多年来，在父亲耳濡目染之下，有关建筑工地的事我并不陌生，但当我真正以一个“建筑小工”的身份进入工地后，才感觉到，所谓的“纠纷”原来是这样的。

白天黑夜的分际在工地上似乎不复存在，整个工地像一个按下开关的永动机，每时每刻都有人在其中挥汗如雨。从卡车把材料拉进料厂开始，所有的工种负责人屁股上挂着的那只对讲机，就像被磁铁吸住了一般，伴随嘹亮的、口音不一的号子声轰隆隆往塔吊跟前聚拢。.....

父亲的身影立刻出现，他两手各拿一个对讲机，腋下夹一卷图纸，站在一堆钢筋或者钢管的顶部，一边通过对讲机和塔吊司机协商，一边则挥动另一只对讲机招呼簇拥上来的人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