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说《孙子兵法》的诚信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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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交，仁义礼信在战争实践中已经完全失效。在这种背景下，《孙子兵法》一方面明确提出“兵者诡道”、“兵以诈立”等命题，确立了中国古典兵学“诡诈”的鲜明特点，另一方面又从更深层次上揭示了诚信在军事上的独特价值，其诚信观很值得我们重视。
诚信即诚实信用。先秦时期，“信”作为一个表示诚信之意的哲学范畴经常出现于诸子百家的言论和文章中。《孙子兵法》也多次直接或间接提到“信”，但他所说的“信”与儒家那种基于人际关系的道德价值有所不同，它是军事谋略视野下的诚信。孙子谈诚信，从未脱离过战争这一事关生死存亡的“国之大事”。
一、“上下同欲”，“民弗诡者”：诚信在国家实力中的地位
《孙子兵法》充满智谋诡诈，但开篇《计篇》在提到决定战争胜负的首要因素“(政)道”时，却提出：“道者，令民与上同意者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民弗诡者。”人民与君主在“同意”亦即相同意愿的基础上可同生共死，这反映了一种充满凝聚力的政治诚信，其中自然包含着人民对君主的信任与信心。《十家注孙子》所依版本之原文虽误为“民不畏危”，然而诸家注释多为“恩信使民”，也颇能切近孙子原意。这种显示人民与国君团结一致的诚信，亦即《论语・颜渊》中孔子所说的兵可去食可去而信不可去的“信”。这个“信”首先是人民与国君之间的互信。从执政者角度看，它是政府获得人民的信任、信赖和忠诚，体现的是君主的政治品质和素养，实即国家的政治公信。从军事谋略上看，政治公信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软实力之一。《吕氏春秋・淫辞》说：“言行相诡，不祥莫大焉。”《孙膑兵法・威王问》提出“素信者昌”之说。两者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说明诚信在国家实力中的份量，都是对孙子“令民与上同意”的。(政)“道”很好的阐发。
除了凝聚国家内部各种力量外，孙子这种诚信的价值还应延伸到国家之间的联盟关系中。孙子重视“伐交”，对己方之交――联盟问题则较为慎重。孙子充满自信，有“不争天下之交”的英雄气概，又认为应充分调动诸侯为己方服务，要“屈诸侯者以害，役诸侯者以业，趋诸侯者以利”。但孙子并不忽视联盟，认为在“先知诸侯之谋”的情况下，可与之结交，“衢地”更要积极“合交”。同时，孙子非常重视破坏敌人内部之合和外部之交，即所谓“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恃，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不相集，兵合而不齐”和“夫霸王之兵，伐大国，则其众不得聚，威加于敌，则其交不得合”。总是将战争置于敌我这个势力消长统一体中来考虑问题的孙子，既然重视“伐(敌之)交”，也必然重视诚信这个维护内部之团结和己方之联盟的重要粘合剂。
所以，《孙子兵法》所谈的诚信(“弗诡”)，首先是一种体现国家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政治公信，可称得上是一种战略上的软实力。
二、“令素行者，与人相得”：诚信在治军上的价值
在论及将道时，孙子提出智、信、仁、勇、严的标准。这个“信”首先是将帅在治军上的信赏明罚及由此生成的威信。孙子谈信赏明罚总是结合治军而谈，而在孙子看来，信赏明罚是“信”的表现形式，全军上下一心，令行禁止，将、士“相得”(亲和)等才是其最终目的和核心内容。将帅只有平时讲究诚信，才能得到士卒一贯的服从，在战时才能真正做到军令如山，从而最大限度地提升战斗力。《行军篇》提出“合之以文、齐之以武”的治军观，即强调怀柔宽仁与以法治军的统一，既要让士卒亲附，又要以军纪军法来约束他们。《地形篇》特别强调将帅对士卒亲和的作用：“视卒如婴儿，故可与之赴深溪；视卒如爱子，故可与之俱死。”但同时又要避免出现“厚而不能使，爱而不能令，乱而不能治”的情况。
孙子间接谈治军的内容更是围绕诚信而谈的，其重点也是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将、士相得”。这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反面体现孙子对治军中将士关系融洽的重视。如《地形篇》中六条败军之道就有四条直接与治军不善有关，而其不善之处正在于将士之间的不“相得”：“卒强吏弱”；“吏强卒弱”；“大吏怒而不服，遇敌怼而不战，将不知其能”；“将弱不严，教道不明，吏卒无常，陈兵纵横”。《行军篇》指出的几种乱军情形也与将帅赏罚不明和将士之间缺乏和谐不无关系：“夜呼者，恐也；军扰者，将不重也；旌旗动者，乱也；吏怒者，倦也。”该篇还指出了将帅治军无方而丧失威信的几种情况：“谆谆翕翕，徐言入入者，失众也；数赏者，窘也；数罚者，困也；先暴而后畏其众者，不精也。”另一方面以描述性话语表明“治军有道”的军队中将士行动上的默契。如《军争篇》认为，一支优秀的军队应该“其疾如风，其徐如林，侵掠如火，不动如山，难知如阴，动如雷震”，而这与《九地篇》中强调的部属“齐勇若一”和将帅用兵“携手若使一人”的要求是相一致的，都在于将帅平时治军有方，将士战时才能步调一致。孙子主张以谋略取胜，似乎不赞成以强大阵容临敌，又提出“无邀正正之旗，勿击堂堂之阵”，可见孙子治军的重心不在军容严整，而在将士用命和上下相得。
孙子在治军上是重诚信而弃诡诈的，其所说“将道”中的诚信主要体现为治军中的赏罚有信，其目的和实质就是建立将帅与部属之间基于诚信上的融洽关系，以便军队能更好地实施将帅的谋略。正如王皙在注释《孙子兵法》时所说的“诡者，所以求胜敌；御众必以信也”。
三、“不求而得”，“不令而信”：智谋诡诈在用兵中的特殊效应
在战争条件中，为保持军令畅通，将帅就必须言必行、信必果，这就要求以诚信用兵。但在特定情况下，为了充分调动和发挥己方的作战潜力，主要是针对敌人的“诡道”也可巧妙地用于己方内部。
《孙子兵法》提出的指挥员让部属“不令而信”，就是这样一种高超的用兵境界，体现的是诚信与诡诈辩证统一的战争艺术规律。具体而言，它是在特定的战争情景下，利用智谋诡诈于我方内部，以达到最大限度地提升军心士气、激发战斗意志的特殊效果。这种高超的指挥艺术，在战争实践中不胜枚举，屡屡能收到奇功。它或者是对将士在特殊场景下的心理生理调节，如望梅止渴之类；或是根据人性的特点，通过置将士于意想不到的特定情境，来激发他们对自身潜力的挖掘或对心理生理极限的超越，如“置之死地而后生”，等等。必须强调指出，《孙子兵法》对将士的诡诈是“愚士卒耳目”，而非“愚其心”，讲的是战时用兵而非平时治军。
诚信与智谋诡诈在作战指挥中的这种辩证关系与《九地篇》中“将军之事，静以幽，正以治”的要求是一致的。这里的“幽”更注重筹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保密。战争实践证明，在特定情况下，诡诈如果运用得当，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化为内部的高度诚信，从而产生所谓“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约而亲，不令而信，禁祥去疑，至死无所之”的特殊效应。我们过去批评孙子的愚兵之术，甚至把它与儒家礼制政治中的愚民政策相类比，常常是因为我们没有看到，孙子的用意在用兵而非治军，而战时用兵与平时治军并不完全相同。
总之，《孙子兵法》诚信论是其兵学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内容包括治国、理军和用兵三个层次。孙子所说的诚信是一个国家产生强大合力的精神资源，也是治军用兵的重要原则。正如《形篇》所说：“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正(意即在胜败问题上成为最高的权威)”。
(作者单位：武汉市解放公园路通信指挥学院军事理论教研室，430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