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高增长 减税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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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家税务总局的官员预计，201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8万亿元人民币，甚至会紧随美国之后坐上全球亚军的宝座。在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深受财政危机困扰的此时，该预测引起了对财政收入为何高增长，高财政收入如何在各个经济主体之间合理分配的又一轮热议。

目前，对财政收入高增长最多的争议就是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GDP的增长速度，宏观税负水平近年来持续增加，这意味着社会财富不断向国家财政集中。政府从国民经济收入这个大蛋糕中分得的越来越多，但以目前中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来看，中国企业及个人的负担日益加重。

政府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和国民收入的低增长相互背离的负面因素显而易见。得益于高增长的财政收入，中国的各级政府正变得财大气粗，进而将大量的财政收入用于政府投资，这从近年来各地动辄天量的投资计划中就可见端倪。与之相关的是，居民收入的低增长使自1994年以来居民储蓄率就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而同期政府储蓄率则不降反升。近年来，方兴未艾的政府投资热不断的将政府储蓄转化为投资，企业和民间投资的空间再被挤压。在记者近年来对企业界的多次采访中，企业界都普遍存在为何经济基本面向好，实业投资环境却未见改观的疑问。此外，高财政收入使政府部门和机构的财政预算约束偏软，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在财政改革上缺少压力。多种因素叠加，中国经济的市场化转型之路举步维艰。

财政高增长主要愿因之一在于各级政府税收收入的增长。目前，来自流转税的税收收入始终占我国税收收入的一半以上，某些时期甚至高达60％多。流转税的转嫁会形成各不相同的税负归宿，一般来说，消费支出占人们收入总额的比例又随着收入增长而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即穷人消费支出占比多，富人消费支出占比少，由于比较明显的税负转嫁效应，中低收入阶层成为我国税收负担实际上的承担主体。这无疑将对日益恶化的国民收入再分配的格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而在曾经作为改革开放最重要成果之一的个体经营领域，现行税制对个体户也存在诸多不公平之处与一般纳税人相比，类似个体户的小规模纳税人的税负过高。1994年税制改革时，确定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征收率为6％。此后，出于对商业经营利润率不断下降的考虑，从1996年起政府逐渐下调了商业增值税的税率，1998年下半年，增值税征收率由6％调减为4％。最近几年来，由于加强了征管，一般纳税人增值税的税负水平略有提高，但大多数纳税人的税负在2％～2.3％之间，而少数纳税人则按照4％征收率纳税。在盈利空间日益缩小和通货膨胀的双重压力下，据非正式的统计数据，近年来消亡的个体户数量达到600万户之多。

因此，我们认为，在财政收入连年高增长、国民收入分配改革衔枚疾进的当前，进行税收制度的结构性调整，适当的减税已经是当务之急。

横向比较，西方发达国家的税制改革经验或许能给我们提供些许镜鉴。事实上，自上世纪末以来，多数国家的税制改革都体现了减税理念・如德国2001～2005年间就把企业所得税税率从40％降至25％：2001年5月美国前总统布什的减税方案就是要在10年内将减税1.35万亿美元，全面降低个人所得税税率；亚洲邻国的马来西亚则出台了包括投资鼓励、出口服务以及中小企业跨国经营等多项税收优惠政策。对于流转税额低于某一数量的潜在纳税人，一些国家的通行做法是干脆实行免税。比如，欧盟一些国家将免税线定得较高，如德国为年销售额12108美元：爱尔兰销售货物为48273美元，希腊为7984美元，意大利为14825美元，在上述额度以下者给予免税等等。

毋庸置疑，中国的财政改革从总体上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税制已经基本形成，财政与国有经济的关系也日趋规范化，政府预算也在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改革。财政改革促进了资源配置的提高，改善了国民的收入分配状况，促进了经济稳定的财政政策机制的形成，同时也遭遇了财政透明度，公共预算与国有资本预算衔接，转移支付，利益集团等一系列的挑战。历史的经验也证明，如经济体制的改革一样，中国财政体制的改革也注定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现实问题的基础上逐步走向完善的过程。税制改革最终也必然是公共选择的结果。在各界都在积极呼吁税制改革的此时，或许：减税正当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