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朱学勤抄袭嫌疑案看学术的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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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学勤曾说，他不是“学术中人”，而是梁漱溟总结的那类“问题中人”，即使是博士论文，也时见诗家情怀，文笔跳荡。

去年7月在学界闹得沸沸扬扬的朱学勤抄袭嫌疑案，近日有了结果。复旦大学公布调查结论，认为举报内容部分，只在学术规范上存在一些问题，如漏注、误注、将间接引文注为直接引文，外文翻译上也有一些错误或不确切之处，但剽窃抄袭的指控不成立。这样的“结论”当然是指技术层面的，它没有提及《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内容上的开拓性意义和价值。其实评价一部学术著作，后者更切合其本来与本质。

在我眼里，做研究向来有两大路数，一种偏于技术，一种偏于开拓。技术型学者埋首故纸堆，大量引经据典，考证、梳理一些多半没有什么现实意义的掌故、枝节之来龙去脉等。譬如胡适，后半生几乎全部花费在对郦道元《水经注》的研究上，用了近二十年的时间，写了200万字，得出的结论只是，戴震校《水经注》（殿本）前，没有看过赵一清的水经注校本，从而否定他抄袭赵一清的说法。我所关注的是，胡适单在一个陈旧的历史问题上纠缠，倾注如此多精力，值得吗？

今天不少的学者专家，做的便是这类性质的研究。他们无疑受到了最为科学规范的训练，但其成果来自图书馆，发表后至多圈内人看看，很快又回到图书馆。不过，即使它们再没有价值，终究也能成其为问题，的确需要一些专门家去推演，作为文化传递链上的一种积淀或补充。只是人力有限，研究问题的性质有重轻、急缓、大小之别。

比较来说，朱学勤和他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就很不一般。10多年前就读了《覆灭》，又找来刚刚推出的《顾准文集》，读后曾无比惊叹，觉得这两部著作，跨越历史、思想、哲学、政治学诸界，是中国20世纪后半叶的思想大书，堪为意识形态的破冰之作，其现实意义与价值，怎样强调都不过分。可以说自此以后，困扰中国知识界几十年的“谜团”，豁然通朗――原来我们―直在“鬼打墙”，它的终点，直抵胡适那代学界前辈的始点。因此，如果说朱学勤抄袭的指证者，其“比对”式研究路数属于前类的技术型的话，那么朱学勤的研究和问题意识，就是开拓型的。

开拓型的人在荒芜的荆棘地探索，筚路蓝缕，趟开一片坦途，难免毛糙，难免不精致，难免不圆整，难免有缺憾，但从来美玉都有瑕疵，这时技术型的专家恰好派上用场，可以为前者修补、订正。然而无论技术型的专家做得多么好，也无法取代前方开拓者的功绩、地位。今天，钱穆的《国史大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等几乎都成了经典，远到《三国》、《资治通鉴》、《史记》，这些作品都具有开拓性，都是美玉，然而在那些正规出身的训练者眼里，它们的“抄袭”成分占多少，引用了哪些无名者的资料，为什么没有逐一标注，这是作者的品德问题吗等，是可以一直追问下去的。然而类似的追 问，对《国史大纲》等著作的地位，有影响、能撼动吗？

那么如何界定我们的学术标准，确立我们的学术规范，就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无疑能做得更为完美、更加规范，但我们不必苛求。谁又能保证自己尽善尽美？况且，作者当年写这本书，是冒了很大风险的。这样的风险，往往又是一个学生所不能独立承受的。

朱学勤曾说，他不是“学术中人”，而是梁漱溟总结的那类“问题中人”，即使是博士论文，也时见诗家情怀，文笔跳荡；随笔更是好读畅销，以通俗手法，传播思想，让深涩的思想承载诗情的光华，使更多的大众读者吸收和喜爱，获得影响。这样的优秀学者，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他们理当是我们的精神脊梁，值得读者爱戴和善待。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我们仍在抓“小节”、揪瑕疵，达到否定大义、毁损优秀学人的目的，那显然也是―种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