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汇率、工资与经济结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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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理论上构建开放经济的两部门模型，以及实证上利用来自东亚高增长经济体的ISIC二分位行业数据，采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GMM估计探讨了有效汇率和工资的变动对经济结构变动的不同影响。研究表明：名义有效汇率变动对于部门间产出结构和制造业部门内部产出结构的影响相对不显著，而实际有效汇率贬值能够显著的推动部门间产出结构的优化，同时，名义工资增长对制造业部门内部产出结构的优化存在积极作用。
关键词：有效汇率；工资；经济结构变动；东亚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0ZD&054）；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2JJD790007）；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2BGJ044）；吉林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项目（2014041）；吉林大学国际金融理论创新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丁一兵（1973-），男，湖北武汉人，吉林大学中日经济共同研究中心、中国国有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研究；傅缨捷 （1987-），女，辽宁大连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际金融研究；刘璐（1987-），女，辽宁营口人，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金融发展与国际贸易研究。
中图分类号：F11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096（2014）05-0121-07收稿日期：2013-10-18
一、引言与文献综述
在发展经济学中，经济结构变化通常被视为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然而针对经济结构变动的理论分析，较多的集中于探讨经济结构变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及作用途径（Kuznets，1966；Ngai等，2007），对于影响经济结构变动因素的分析则十分有限。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东亚经济体来说，在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之后，都先后面临着寻找经济进一步发展的新动力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推动经济结构的优化，通过增进“结构红利”以维持经济的进一步健康增长显得日益重要和迫切，因此有必要对影响经济结构变动的因素和作用效果予以关注。经济结构变动通常指在生产和要素使用过程中，经济体部门间相对重要性的变化即部门相对产出的变动；当资源流向具有高生产率增长的部门代表经济结构的优化。理论上看，汇率和工资作为重要的价格指标，都可能通过影响相对价格，进而对经济结构的变动产生影响。然而，由于二者的作用机制不同，因此对于经济结构的影响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在此情况下，分析和讨论汇率变动和工资变动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差异性影响，对于深入理解价格指标在资源再配置中的作用，以及对于试图通过调整价格性指标以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和经济结构合理变动的政策实践均具有重要而积极的意义。
对于汇率变动与工资变动在经济结构变动中作用的有关文献，理论上，Lindbeck（1979）提出的关于工资调整的斯堪的纳维亚模型首次给出了开放经济条件下分析不同部门的价格的基本框架。张斌等（2006）在结合中国经济特征事实的基础上，运用一般均衡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人民币汇率调整对资源配置的影响，认为汇率错位导致了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沈可挺等（2010）认为存在技术进步的条件下，工资抑制而非人民币低估是导致近年中国经济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扭曲的主要症结。刘宇等（2008）则通过一两个产品模型讨论了汇率变动对资源的再配置效应，强调汇率变动能够影响经济结构。另一方面，从实证角度分析汇率和工资对经济结构变动影响的文献也较为有限。孙咏梅等（2005）认为汇率低估会导致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调，且不利于内需的扩大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居励（2007）结论则是：人民币升值使贸易部门的就业人数显著减少，非贸易部门第二产业的就业人数增加，对第三产业就业影响不大，但实际工资水平会提高。McMillan等（2011）通过使用来自亚洲、非洲、拉美的38个国家1990年～2005年的行业数据，说明了竞争性汇率或者汇率的低估有助于一国经济结构的变化从而促进本国经济增长。这些实证文献并未从经济结构变化角度充分考察有效汇率和名义工资的作用。
由上述讨论可知，尽管既有的理论和实证文献对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很大程度的启发，但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证上，尚缺乏从有效汇率和工资视角探讨其在经济结构变化中作用效果的文献，本文将是对现有研究的一个有益补充，而这也是本文的贡献之处。总之，本文将通过构建开放经济两部门模型，从理论上探讨名义汇率和名义工资变动对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并利用来自东亚高增长经济体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对有关命题进行实证检验。
二、基本模型
（一）经济环境
假设一个开放经济，该经济体存在两部门，分别是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每部门只生产一种产品，国内市场结构为完全竞争。
1.消费者
假设该经济体由人组成，消费者的总效用函数为u（C），其中
C=[η1θCθ-1θT+（1-η）1θCθ-1θN]θθ-1，η∈（0，1），θ>0（1）
在此，C为总消费水平，效用函数为不变替代弹性（CES）形式，下标T表示贸易品，下标N表示非贸易品。
设贸易品的价格为PT，非贸易品的价格为PN， 则总支出水平为：
ZPTCT+PNCN（2）
在（2）的约束下，求效用函数的最大值，可得
ηCN（1-η）CT=p-θ（3）
其中，p=PNPT。
由（2）和（3）可得，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国内需求函数分别为：
CT=ηZPT[η+（1-η）p1-θ]（4）
CN=p-θ（1-η）ZPT[η+（1-η）p1-θ]（5）
进一步可得， CTCN=ηp-θ（1-η）（6）
可知， CTCNp=θη1-ηpθ-1>0（7）
2. 厂商
假设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生产函数均为柯布-道格拉斯形式，即：
YT=ATF（KT，LT）=ATKαTL1-αT
YN=ANG（KN，LN）=ANKαNL1-αN
则两产品的产值分别为：
VT=PTATKαTL1-αT（8）
VN=PNANKαNL1-αN（9）
其中， K、L为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A代表技术进步。设贸易品部门的名义成本函数为wTLT+rTKT；非贸易品部门的成本函数为wNLN+rNKN；其中w和r分别代表名义工资和名义利率。
当利润最大化时，有
贸易品部门
PTAT（1-α）kαT=wT，其中kT=KTLT（10）
非贸易品部门
PNAN（1-α）kαN=wN， 其中kN=KNLN （11）
PT=wTAT（1-α）kαT，PN=wNAN（1-α）kαN（12）
p=PNPT=wNAN（1-α）kαN/wTAT（1-α）kαT
=wNwT・ATAN・kαTkαN （13）
如果购买力平价成立，有PT=eNPW，其中eN为名义汇率、PW为世界市场的价格，均为外生变量，则有：
wT=eNPWAT（1-α）kαT（14）
如果购买力平价不成立，则wT直接由（10）式决定，此时PW=λPTeN，λ≠1，考虑到本国经济相对规模，在名义汇率不变时一般情况下有ΔPW=φΔPT，φ
3.均衡条件
在均衡条件下，厂商的产出等于消费者需求，有
YT=CT+C*T=CT+h*T（PTeN）（15）
YN=CN （16）
其中，C*T为对贸易品的外国净需求，h*T（PTeN）为外国消费需求函数，若本国为小国，则外国市场价格水平为外生变量，可将其视为常数。若本国为大国，则h*T（PW）将可能随PT上升而下降。无论何种情况下，都有：
YTYNp=θη1-ηpθ-1+[h*T（PTeN）CN]p（17）
（二）工资与汇率变动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
假设工资既可以随生产率变动而内生的变化，也可以通过外生调整而发生变化；以名义有效汇率体现的名义汇率水平在购买力平价成立时随国内外价格水平变化而变动，在购买力平价不成立时为外生变量；而以实际有效汇率体现的实际汇率的变化则由国内外价格水平、名义汇率水平共同决定。
1.工资变动对两部门相对产出的影响
情况一：如果该经济体的劳动力要素能够完全流动，工资具有充分弹性。在此情况下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名义工资将会一致，有wT=wN。假设经济从一个时点到下一个时点，两部门均出现生产率增长，但增长幅度不同，此时若ΔAT>ΔAN>0，则内生名义工资增长
Δw=ΔAT（1-α）PTkαT=ΔANPTPNPT（1-α）kαN（18）
此时工资变动会产生三方面效应：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会上升，进而会使得非贸易品部门相对产出下降；二是能够促使劳动力流入贸易品部门（Obstfeld等， 1996），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会随着劳动力的流入而上升；三是当本国是大国时，本国工资上升将产生外国对本国贸易品需求下降和本币实际汇率上升两种结果，从而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前两方面效应的积极作用。
如果在内生名义工资增长之外，出现外生的名义工资提高，则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增长的效应会更加显著。但是对于大国而言，这一效应同样会受到部分抵消。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1：在劳动力完全流动，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高于非贸易品部门的情况下，对于小国来说，名义工资的内生增长与外生增长都会影响相对价格与生产要素流动，促使高生产率增长部门相对产出提高，最终有利于部门产出结构变动的合理化；对于大国来说，这一效应同样存在，但相对较弱。
情况二：如果该经济体的劳动力要素不完全流动，则在ΔAT>ΔAN>0情况下，将出现内生的ΔwT>ΔwN>0，但部门相对生产率的增长变动会高于相对名义工资的变动，即Δ（ATAN）>Δ（wTwN）>0，根据式（13），此时Δp仍将大于0，但非贸易品相对价格上升幅度会小于劳动力完全流动情况，且劳动力流动性越低，高生产率增长的贸易品部门相对产出的增长幅度也就越小。如果本国是大国且eN不具有充分弹性或购买力平价不成立，则会进一步削弱工资变动的影响。
命题2：当劳动力不完全流动，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高于非贸易品部门时，名义工资的增长仍会造成高生产率增长的贸易品部门相对产出增长，但效果弱于劳动力完全流动情况，且劳动力流动性越低，效果越不显著。同时，对于大国来说，效果也会弱于小国情况。
2. 名义汇率外生变动对两部门相对产出的影响
此时如果进一步出现名义汇率的外生变化，其作用同样会因劳动力流动程度不同而有差异。这里仅讨论名义汇率外生变动且实际汇率不变的情况，这种情况实际上更容易在小国出现，而对于大国，则名义汇率的变化往往与实际汇率的变化相伴随，而后者对部门相对产出的影响更加直接而明显，因此单纯名义汇率变动的影响会明显弱于小国情况。
情况一：如果该经济体劳动力完全流动，在此情况下，外生名义汇率变化导致两部门名义工资同样变化，若实际汇率不变，在本国价格水平具有充分弹性情况下，根据式（12）至（14），两部门产品名义价格变动将一致，即：
ΔeN=ΔPT=ΔPN，Δp=0 （19）
两部门产品国内相对价格不会进一步发生变化，而此时由于ΔeN=ΔPT，本国贸易品国际市场价格不变，外国需求也保持不变，因此两部门相对产出不会出现变化。
命题3：如果国内劳动力完全流动，单纯的名义汇率变动不会改变相对价格p，也就对相对产出变动和经济结构变动没有影响。
情况二：如果劳动力不完全流动，若名义汇率贬值，即ΔeN>0，且实际汇率不变，结合式（12）至（14），可能有ΔeN=ΔPT>ΔPN，可进一步得到Δ（PNPT）
命题4：对于小国而言，在劳动力不完全流动情况下，本币名义汇率外生变动有可能导致部门相对产出的变化。若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率更高，则本币名义升值可能促进相对产出结构优化，贬值则反之。且劳动力流动性越弱，名义汇率外生变动的影响越明显。对于大国而言，名义汇率变动影响较弱。需要指出的是，这里讨论的名义汇率外生变动的效应在现实中往往与工资变动带来的名义汇率的变化的效应相互抵消，从而使得现实中名义汇率变化的效果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
3.实际汇率变动对两部门相对产出的影响
由于实际汇率指标直接改变了本国贸易品与外国贸易品在国际市场的相对价格，因此对其效果的分析可以更加直接。
情况一：若本国劳动力完全流动，实际汇率变化首先改变外国需求，本币实际汇率下降意味着本国贸易品在国际市场相对价格下降，从而会促进高生产率增长的贸易品部门产出增长。另一方面，由于劳动力完全流动，如前所述，本国两部门相对价格水平不变。因此，此时实际汇率变动影响程度相对有限。
情况二：若本国劳动力不完全流动，则本币实际汇率下降一方面促使外国需求增加，另一方面劳动力的不完全流动使得实际汇率下降导致国内贸易品相对价格下降，进一步强化了高生产率增长的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产出增长，即实际汇率的结构效应会比劳动力完全流动时更加明显。由此可得以下命题：
命题5：当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高于非贸易品部门时，本币实际汇率下降会促进相对产出结构优化，上升则反之。该效应在劳动力不完全流动时更加显著，而在劳动力完全流动时效应相对有限。
总之，在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高于非贸易品部门时，名义工资的内生与外生增长均会促使高生产率增长部门相对产出上升，其效果取决于劳动力的流动性，劳动力流动性越强，改变相对产出结构的效果越明显；同时，本币实际汇率下降也会促进高生产率增长部门相对产出上升，不过与工资的效应相反，劳动力流动性越弱，实际汇率改变相对产出的效果越明显。
值得强调的是，当前文模型按可贸易程度不同，进一步扩展至多部门后，并不会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由于贸易品部门内部行业间劳动力流动性大于贸易品与非贸易品部门间劳动力流动性，可知，名义工资上升对贸易品部门内部产出结构优化的作用更加显著，而实际汇率变动对此的影响则更不显著。
三、计量检验、估计与结果分析
（一）样本国家选取与变量说明
由于本文意在探讨一国的有效汇率和工资变动对本国经济结构变动的影响并对其效果进行比较，因此理论上首先要求样本对象具有高增长特征。鉴于此，本文依据世界银行2008年增长报告①中提及的13个相对高增长经济体，选择与中国具有更加近似的经济结构特征的4个东亚经济体，即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泰国以及中国这五个国家（地区）作为本文的样本国家。
在部门经济结构变化的衡量上，有限的相关实证文献中，学者们并未提供有效而被广泛接受的定量测算方法（Dobrescu，2011），通常依据各国有关的行业数据进行计算（AriasVazquez等，2012）。本文沿用这一做法，利用行业数据，计算各国高生产率增长部门和低生产率增长部门的相对产出作为被解释变量。将一国总体名义汇率水平及名义工资水平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包括贸易开放度、资本报酬水平、金融发展程度以及相对劳动生产率水平等理论上能够对一国相对产出水平产生影响的变量，变量的具体表达请参见表1。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考虑到名义有效汇率和实际有效汇率都可能作为汇率指标对一国的部门相对产出结构产生影响，因此分别将二者纳入模型，试图通过实证分析判断二者与工资变动在经济结构变化中的作用。
（二）模型的设定及估计结果
由于前期产业结构变动可能对当期产业结构变动产生影响，故本文采用动态模型，在模型设定中引入被解释变量的滞后值。模型基本形式如下：
yit=α0+β0yi，t-1+βkxit+εit，k=1，…，n
根据本文分析需要，在此采用半对数形式。
迄今为止，关于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有关文献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方法，如Anderson 等（1982）、 Windmeijer（2005）等，然而考虑到在本文选取的变量中，名义工资变量和相对劳动生产率变量可能与部门相对产出变量存在内生性问题，在此采用GMM估计方法③，利用二者的滞后项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由Sargan检验值可知，本文选取的整体工具变量具有有效性，同时，由AR（2）的检验结果可知，不存在二阶序列相关性。此外，通过控制变量的调整发现，本文的结论具有稳健性。
与理论分析相对应，本文进一步具体区分为部门间相对产出的变动与部门内相对产出的变动，两类情况的估计结果及相关分析如下。
1.有效汇率与工资对部门间相对产出的影响
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在此选取日本、韩国、中国和中国台湾1986-2007年有关数据作为考察部门间结构变动的样本数据，结果见表2。
从估计结果可知，名义有效汇率和名义工资变动对部门间产出结构变动不存在显著的影响，而实际有效汇率的贬值能够带动部门间资源的再配置，推动部门间产出结构的优化。从理论分析可知，本币实际汇率下降促进结构优化的作用在劳动力流动性低的情况下会更加显著，而工资上升对结构优化的促进作用在劳动力低流动性的情况下会变得更弱，而相对制造业部门内部来说，制造业与其他部门之间劳动力的流动性显然更低，因此上述结果与理论分析所提出的命题相一致。
2.有效汇率与工资变动对部门内相对产出的影响
同样基于数据可得性的考虑，我们在此使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泰国4个经济体1994～2007年的数据进行面板模型估计和检验，得到的结果见表3。
从估计结果不难发现，对制造业内部的高低生产率增长部门而言，在样本期间内，名义工资的增长能够有效地促进资源从低生产率增长部门流向高生产率增长部门，促进资源在部门内部的更合理配置以及部门内产出结构的优化，而无论是名义有效汇率还是实际有效汇率在这方面的作用并不显著。这说明，在制造业内部，与有效汇率的调整相比，名义工资的上升能够更加有效的促进资源配置优化与部门产出结构的合理调整。由于制造业部门内部劳动力具有较高流动性，因此名义工资变动作用显著而汇率指标作用不显著的结果也与理论命题一致。
此外，就各控制变量的作用而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对于促进制造业与其他部门间和制造业内部相对产出的变动都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说明，一国的贸易越开放、贸易规模越大，与世界市场的一体化程度越高，更加有效的市场机制的影响越能够有效的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从而优化产出结构。相对劳动生产率和金融发展程度的提高也都能够推动部门间产出结构的优化，前者作用在理论部分已经讨论，而后者意味着更具有深度的金融市场，也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再配置。但一国金融的总体发展程度，即货币的流通规模对制造业内部的相对产出影响不显著。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通过构建小型开放经济的两部门模型，探讨了有效汇率变动和名义工资变动对经济结构变化的影响，并利用来自东亚的高增长经济体（中国、日本、韩国、泰国和中国台湾）的ISIC二分位行业数据对有效汇率和名义工资变动对于高生产率增长部门和低生产率增长部门相对产出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所得到的基本结论是：名义有效汇率的变化对于部门相对产出及其反映的经济结构的变动不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本币实际汇率贬值则有利于制造业与其他部门之间的产出结构优化，同时，名义工资的提高能够有效地促进制造业部门内产出结构的优化。这样的结果对于正面临着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效率、推动结构调整等重要任务的中国来说，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政策意义。
首先，现阶段如果要通过调整名义价格类指标实现结构调整任务，应当着重提高名义工资水平并增强名义工资的有效传导。相当一段时期中，中国的名义工资上涨长期低于劳动生产率的上涨速度。因此，消除工资扭曲，推动工资的合理增长并且加快改革和培育现代劳动市场体制是推动资源合理配置的有效途径。同时，完善资本市场、拓展现有个人投资渠道也是解决我国工资长期较低增长的有效途径（陆铭，2010）。此外，考虑到名义工资的上涨很大程度上会带动整体价格水平的上升，因此需要着力推动技术进步以维持生产率水平的较快发展。
其次，就汇率指标而言，显然政策的关注点应当放在实际有效汇率而非名义汇率上。本文的实证结果表明，放任名义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大变动，甚或主动推动这种变动，即便能够在某种程度上调整外部失衡，其对中国自身经济结构的优化也很难产生明显的积极作用。而相对来说，由于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既可以实现调整外部失衡的目标，又能够对部门间产出结构的优化产生促进作用，因此更适合作为政策调整的目标变量。换言之，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人民币名义汇率水平的相对稳定，同时通过国内价格等指标的变化使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实现一定程度的贬值，较之放任人民币名义汇率出现较大变动更为可取，这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投机压力，而且能够为经济结构的优化及经济的高效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再次，通过本文的分析可知，工资和实际有效汇率作为重要的结构性价格指标，在经济结构变动上，确实存在基础性作用。然而，资源的合理配置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一个关乎全局的经济问题，在政策实践中，不能仅仅局限于工资和实际有效汇率的调整。为有效解决当前中国面临的结构性问题，还需要在其他层面积极努力。除进一步加强市场经济体制建设，充分发挥价格这一“看不见的手”的作用外，也应对重点行业和领域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如积极推动出口加工型贸易方式的转变，调整优化利用外资结构、促进服务业发展等，也都是调整经济结构的有效途径。
①“The Growth Report： Strategi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Inclusive Development”，2008 ， World Bank.
②相对产出和相对劳动生产率具体获得过程及有关数据的处理情况，如有兴趣，请向作者索取。
③由Bruno（2005）可知，在解释变量存在内生性的情况下，GMM估计方法较为稳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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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校：家伟）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Wage Rate， and Structural Change
――The Theory and Empirical Analysis from East Asia Highgrowth Economies
DING Yibing， FU Yingjie， LIU Lu
（College of Economic，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evelops a twosector model of an open economy， and utilizes the ISIC 2 digit sectoral data from the Asian Economies which have high growth rates， compares the effects of the movements of the wage rate， the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and the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on structural change. By using the GMM estimation of the dynamic panel data model， we find that the change in nomin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has no significant effect on both intersectoral and intrasectoral relative output， but decrease in real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can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intersectoral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e of nominal wage rate can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intrasectoral structure.
Key words： Effective Exchange Rate； Wage Rate； Structural Change； East As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