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不是首要问题”――专访IMF第一副总裁约翰•列普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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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本地区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的变化赶上贸易发展速度,这是亚洲地区面临的挑战。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有益的积极政策调整应该是一揽子计划
《财经》记者 金焱
约翰•列普斯基(John Lipsky)以简略清晰的语言阐释复杂宏观经济问题的能力让人印象深刻。
有人说imf的使命是要反映出今日和明日世界的现实。作为IMF的二号人物,约翰•列普斯基眼中今日与明日世界的现实是,如何在世界经济的运行中更有力地应对后危机时代的挑战。
自从1997年-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新兴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尤其亚洲的新兴国家表现抢眼。
但在列普斯基看来,当这些国家累计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并开始出口资本而不是进口资本时,人们开始觉得这很不正常。人们认为那些增长快速的国家应该持续进口资本并大力投资,而这恰恰表明当前世界经济形势的复杂性。
“在专业分工不同,收入也不均等的现实经济世界中,均衡增长并不意味说每个经济体都应该做到经常项目平衡。世界各经济体并不是在同速增长,人们倾向于认为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理应吸引更多资本进来。但事实上,那些快速增长的经济体,顺差持续增加,而一些发达经济体则承担了巨大的逆差。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危机的发生。这就是平衡的挑战,非常复杂,正如我们在最近这场危机中所看到的。”列普斯基说。
IMF被认为是全面监督汇率的唯一机构,承担评估一国汇率何时被低估的技术角色。
而在列普斯基参加3月21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0的不足半天的短暂停留期间,关于中国汇率问题的探讨已炙手可热。列普斯基说,IMF很长时间都坚持认为人民币被严重低估。
“据我们所知,在危机发生前中国政府已着手进行逐步而谨慎的调整,这是恰当的。但是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汇率议题不是中国经济再平衡过程中首要或惟一的问题。恰恰相反,这是宏大工程中的一部分,需要放入全球政策的整体中去考虑,对此我们有很清晰地判断。在我们看来,对中国和全球经济有益的积极政策调整应该是一揽子计划,我们不想因过分强调其中的汇率因素而导致人们的误解。”列普斯基说。
改革不可避免
列普斯基2006年9月1日起担任IMF第一副总裁,与IMF一道经受了二轮金融危机的洗礼,也饱受了外界对IMF财政过度紧缩和政治过分迟钝的批评。
在外力推动下IMF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包括允许IMF在某些情况下无条件贷款,更加重视包括失业津贴和医保体系在内的社会保障体系等等。而IMF的重大变革当属放弃过去对财政紧缩措施情有独钟的作法。列普斯基认为IMF在抵御经济危机过程中,扮演了有助益的角色。
后危机时代IMF需要应对的挑战具体而清晰,列普斯基说,IMF最重要的工作是为二十国领导架构下的“互相评估”框架程序提供技术支持。这个框架程序自身有革新性和首创性,其重要性没有先例,“我想我们都同意,‘相互评估’框架程序在G20的体系内是最重要的一项任务,由此IMF提供的技术援助也至关重要。”
另外一项占据列普斯基大量精力的是IMF承诺为G20领导者们在今年6月可能采取的金融业征税行动提供一份有关不同处理方式的报告。
过去为了赚取更多的利益,华尔街的股东们不惜支付巨额的薪酬并采取加大股权和期权激励的办法来刺激CEO们的神经。
列普斯基说,这次征税行动将提供一种机制,由金融行业来直接承担金融危机的代价。今年6月份报告便会提供给领导者们。
“IMF经验丰富和知识储备充足。因此,在金融稳定委员(Financial Stability Board)这个通过协商以达成共识、制定国际性标准的平台上,IMF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所达成的协议都由国家权力机关或者是由一些地区性的权力机关加以执行。IMF只是扮演一个独立监管的角色,看这些标准是否通过我们的金融部门评估项目(Financial Sector Assessment Program)执行贯彻了。”列普斯基说。
金融领域的监管是否越严越好呢?列普斯基对此并不认同,“如果监管过严,它作为一个服务方式为整体经济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因此,可置疑,我们必须找到最优的监管理念。现在可能是对IMF最具挑战性的时刻,每个层面都忙个不停, 毕竟我们从未面临如此巨大规模的全球性危机,将我们各个政策层面的人士都卷了进来。”
微妙角色转换
IMF与欧洲渊源极深,主要以美国与西欧的合作形式存在。60多年来,IMF总裁按惯例均由欧洲人担任,这是欧洲与美国达成的默契,发展中国家对此一直不满。
但如今,在欧洲债务危机甚嚣尘上之际,IMF的态度却飘忽不定。仿照IMF而建一个欧洲货币基金组织(EMF)的提法,似乎暗示IMF的实际价值不大。
列普斯基则认为:“我觉得欧洲货币基金组织这个名字的叫法就让人困惑,欧元区已经有一个货币机构――欧洲中央银行的存在。至于IMF,我们的功能是为成员国提供贷款,帮助受援国解决流动性难题。这样想来,把潜在的EMF和IMF作类比是不一样的。这个EMF的建议看起来更像是一个预算或财政机构,而不是货币机构。”
在细节提供并不充分的前提下,列普斯基说只能等待最终会有何结果问世,“我认为欧元区的根本问题是只有单一的欧洲货币和一个中央银行,而没有与其直接对应的政府机构。所以在同一货币区域中,财政政策与预算政策互相协调是个重大议题,EMF的提议只是解决这个问题的一个手段,并不是意在反对或要取代IMF。”
在亚洲金融危机过后,IMF几乎门庭冷落,各国只有在走投无路或已无他法支付重要进口产品的情况下才会被迫向IMF借款。现在,所谓的亚洲货币基金组织(AMF)的提法也开始预热。
列普斯基不同意AMF是和IMF相对的。他说,目前亚洲货币基金组织还只是在画饼充饥,更实际的是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hiang Mai initiative Multilateralization)。
“我们(与亚洲国家)在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的框架下紧密合作,相信在此基础上与一个地区性的机构展开协同合作更不会有问题。我们乐见在此方向能取得更大的进展。所谓AMF在功能范畴已有超越,或许更多的是地区性的外汇储备机构,并向着一个地区性的货币政策制定机构发展。对该地区来说这是重大而意义深远的问题,但挑战很大。IMF很愿意参与合作,为亚洲地区的货币政策安排提供帮助,就像欧洲的货币体系发展的那样。”
所谓的EMF建议与AMF建议都暗示各自地区自身存在的问题。亚洲地区的经济联系飞速发展,但是“如何使地区的货币政策和汇率制度的发展速度赶上贸易的发展速度,这是亚洲地区将面临的挑战。IMF 愿意和区域伙伴在测查该地区未来数年面临的挑战方面进行更多的合作。”列普斯基说。
有声音认为EMF抑或AMF的热议,表明IMF自身权力弱化的倾向。IMF自然也不能坐视不理,也在努力扮靓自己,使其提供的工具对所有成员国都有更大的吸引力。“去年我们IMF最大的创新是‘灵活信贷额度’(flexible credit line) 的适用和实施。”
所谓灵活信贷额度,是要各国支付一定费用与IMF签约,但它们只在需要时才选择利用这笔贷款。
这与商业银行的授信额度类似,这一安排可以洗清IMF在贷款的“事后调节”的名声。各国及早利用这笔资金就不用等到危机全面爆发,再把它们推向最后贷款人。
“这个工具非常有用,到目前为止所有使用过的成员都极为受益。此前,市场比较平静没有什么压力的时候IMF曾遭到诟病。但是通过墨西哥,波兰和哥伦比亚的例子我们发现,他们使用灵活信贷额度后,IMF所谓的污点转而发挥了积极的方面――这些使用IMF这一新工具的国家都在市场中得到加强,投资者对其看法也是正面的。这个新型的工具不需要事后条件的资格审查,并且能在预防证券金融市场产生危机方面发挥有效的作用。我们会进一步改进这个工具,让它在这些方面发挥更加有效的作用,使其对我们的成员更具有吸引力。”列普斯基说。
(本刊记者王延春、刘泸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