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大乘起信论》的“一心二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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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作为一部被佛教信徒们奉为信仰大乘佛教的启蒙经典和入门书著作,《大乘起信论》以“一心”为理论起点，建构了一个从心真如到心生灭和从心生灭到心真如两极对应的双向思辨理路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即被后世学者总结为“一心开二门”的结构。它以“真如”为基点，强调万物皆有佛性，以自己杰出的理论框架完成了怎样由人生此岸与彼岸之间过渡的任务。
关键词：《大乘起信论》；一心；二门；真如
“佛教者，释迦牟尼佛开释众生之言教也：又名佛学，即佛氏度之学说，对治贪、嗔、痴三毒，而得解脱众生生死轮回之苦，”［1］P49因此，从根本意义而言之，佛教是一门以“解脱”为目的的学说，即所谓“令众生离一切苦，得究其乐”。［2］P6但是，芸芸众生，滚滚红尘，有着各式各样的悲欢离合、贪念嗔痴，佛教，如果想要实现其“渡”的最终宗旨，就必须要有一整套的解决世间纷扰的办法，也就是说，要在人生此岸（即所谓的红尘俗世）与彼岸（即所谓的极乐世界）之间架构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必须是面对世人的，必须为世人提供可行的理论以及相应的方法，使“解脱”变成一件不再是高不可攀的事情。那么，佛教究竟该怎样在人生此岸与彼岸之间有效地构建起一座极具可行性的桥梁的呢？换言之，它怎样才能让包括贵贱贫富、善恶智愚在内的芸芸众生都相信自己可以达到“大解脱”亦即成佛的境界？在这个问题的解决上，我们必须要提到佛教史上一部占有重要地位的经典之作，即《大乘起信论》。
一、关于“一心开二门”学说
《大乘起信论》又略称《起信论》，是大乘佛教的概论之作，全文只有一万一千字左右，但它结构严谨、析理清晰，是对隋唐佛教影响最大的一部论著，它的宗教神学思想代表着此后中国佛教发展的主流方向，为各家宗派所重视并吸收。对于《大乘起信论》的译者及其真伪问题，历来颇有争议，相传为古印度马鸣著，南朝梁真谛译，一卷；唐代实叉难陀重译，作2卷；以真谛译本较流行。后人对此论颇多存疑。隋《众经目录》卷五收入“疑惑部”，谓“《起信论》一卷，人云真谛译，勘真谛录无此论，故入疑”。近代有些学者认为此书非马鸣所撰，是中国南北朝时托名之作。
关于这部经典的作者与真伪问题，早已有众多大方之家进行过有相当学术含量的讨论与争辩，在这里，这些问题我们姑且不论。我们所要关注的，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那就是，如前所述，佛教的主旨既然是解脱，是引领人从此岸到彼岸的，它的宗旨与教义就应该是告诉信徒该怎样取得由此岸到彼岸的胜利，这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如何“成佛”。那么，在成佛问题上，《大乘起信论》究竟提出了什么样的学说？它是怎样论证“众生皆能成佛”这一命题的？换言之，它为什么有那么大的说服力，可以令世人相信众生（当然包括自己）都能成佛？显而易见，这是佛教在弘扬和推广中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因为，如果这个问题不得到有效地解决，那么，佛教就不可能得到广泛的世人的接受，也就更加无从谈起普及。这样，佛教就必然只是一门深不可测、难以理解和身体力行的形而上的学说，而不会成为今天的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拥有博大精深的学说和为数众多的信徒。
下面，我们就从这部“大多数的中国佛教信徒”“奉为信仰大乘佛教的启蒙经典和入门书”［3］P157的《大乘起信论》入手，来探讨“大乘”的教义以及其对于佛法弘扬的重要意义。
《大乘起信论》作为一部“印度文明与中国文明结婚所产之胤嗣，而以克歧克嶷显于世界”［4］P306的佛教名著，它所倾注全力去解决的，自然是佛教的终极问题，即如何解脱，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成佛”。近代哲学家牟宗三在其著作《禅性与般若》中提到《大乘起信论》的结构，即“一心开二门”；杨度也曾经这样说过：“大乘起信论者，……依一心法者立二种门。一者，心真如门，所谓心性不生不灭，一切诸法唯依妄念而有差别，若离心念，则无一切境界之像。二者，心生灭门。所谓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名为阿黎耶识。一切众生，依此二门，以求佛道。”［5］P133从上述说法我们可以看到，《大乘起信论》是以“一心”为理论起点的，它所建构的，是一个从心真如到心生灭和从心生灭到心真如两极对应的双向思辨理路所构建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前提是真如缘起模式的宇宙生成论，即认为“真如”就是众生的本性，它是众生与生俱来的，所谓“一切法从本以来，离言说相，离字名相，离心缘相……当知一切法不可说，不可念，故名为真如。”［2］P17就是因为“真如”是众生皆所具有的，是万物的本源，所以，“佛教大乘真宗，不外唯心二字，故先说万法唯心。”［1］P49“以一切法皆从心起妄念而生”，“当知世间一切境界，皆依众生无明妄心而得住持。是故一切法，如镜中像，无体可得，唯心虚妄，以心生则种种法生，心灭则种种法灭。”［2］P59可见，《大乘起信论》就是以“真如”作为原点，构建成了一个以“一心”和“二门”为架构的完整理论体系。
二、“一心开二门”学说的精义所在
从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大乘起信论》所强调的，首先是一个“心”字，它一系列的理论的支点就是认为万物皆有佛性，之所以还需要通过修行才能成佛，是因为佛性被蒙蔽了（即陷入了“无明”），“如铜镜尘垢积蔽，不肯磨炼，所有光明，悉皆隐没。此种义理，是迷悟之分，不可说众生不是佛，亦不可说众生不能成佛，人人有心，人人皆当作佛。”［6］P57任你曾经大奸大恶也好，冥顽不灵也好，一旦幡然醒悟，依然可以修成正果，成佛。
而这，正是大乘佛教的精义之所在。就如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关于玄奘为什么要去西天求取大乘佛法的描写：
“这菩萨近前来，拍着宝台，厉声高叫道：‘那和尚，你只会谈小乘教法，可会谈大乘教法么？’玄奘闻言，心中大喜，翻身下台，对菩萨起手道：‘老师父，弟子失瞻多罪，见前的概众僧人，都讲的是小乘教法，却不知大乘教法如何？’菩萨道：‘你这小乘教法，度不得亡者超生，只可浑俗和光而已。我有大乘教法三藏，能超亡者升天，能度难人脱苦，能修无量佛身。’”
由上述引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乘”与“小乘”关于成佛终极目的的差异就在于是追求自身的开悟与超脱（类似于我们儒家所说的“独善其身”）为满足，还是将关怀推广至世人（即所谓“普度众生”），从而达到“大解脱”的境界（类似于我们儒家所说得“兼济天下”）。在这里，佛教不再是个人逃脱苦痛、摆脱烦恼的法宝，而是担负起了解救世人的重任；它也不再是远离尘嚣、不食人间烟火的学说，而是将关注的目光投向了所谓的“红尘俗世”；只专心念佛经也是远远不够的，而是要“大发慈悲之心。慈者同乐，悲者拔苦”，［6］P57因为“一切众生，与我本来同体，我今已成正果，得大解脱，终生尚在凡夫，久受缠缚，由是运同体大慈大悲之心，视大地众生，犹如一己，终生之苦，犹己之苦，广行方便，种种救济，……拔其苦恼，普令一切众生，各各离苦得乐。”［6］P57
的确，大乘教法的终极意义就是“尽其未来，以无量方便救拔一切苦恼众生，令得涅槃第一义乐。”［2］P181这也是后世圆瑛法师“少年安儒业，冠入空门，研究教典垂三十年，深信佛教，实在是积极的，不是消极，是救世的，不是厌世”，并且进一步认识到“佛教既是积极救世的，则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7］P61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人间佛教”这一提法的理论依据之所在。这也正体现了由己推人、因己渡人的大乘理念。
其实，在善与恶之间，本来就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存在，二者之间的差别不是绝对的，是可以泯灭的。这一切，都要源于自己的“心”，只要一心追求善，就完全可以完成从生灭门到真如门的过渡。这样就无疑更增加了“成佛”的可能系数，就算你结婚生子、流连红尘，只要一心不泯，依然可以修成正果。这就将佛教从寺院、僧侣普及到一切真心向善的人，同时也大大扩大了它的信徒的范围，更容易为芸芸众生所接受，而他们也会因之更加乐意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