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手工电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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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11月25日，《悲情城市》在台北金瓜石开拍，那是一处老式的理发厅。拍摄的镜头是梁朝伟扮演的老四在修理底片。八角形的屋子，前面还在理发、洗头，后厅改装成了照相馆。这就是侯孝贤在资金困扰的情况下开拍电影的一个标准状况。

廖桑是侯孝贤的老相识。“那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拍电影不八股。哪怕是他早期当副导演的时候，也有自己的东西了，而且是上来就有，不是后天的。他那些城市喜剧也很清新，不落俗套，里面还很关心社会问题，比如城乡差别。他像是泥土中长出来的导演，和新浪潮那批导演，杨德昌、万仁他们很不一样。”

侯孝贤特别重视的是前期，他觉得剧本压力最大，想清楚就好了，他在写剧本的时候会设想出很多画面，找到朱天文、吴念真这些作家一起编剧，对他有特别大的好处，因为他自己是真实的自然主义，而作家们帮助他把这些真实画面约束到某个框架里。但是侯孝贤又不受这些框架的约束。

“拍《悲情城市》的时候，本来有300多条，可是他就是不愿意拍，觉得繁琐，整个故事太清晰了，他不喜欢，他不要那种结构，一边拍一边抱怨，最后只拍了200条，缺好多没有拍完。我没法剪辑，好多人都说看不懂。后来我一看，每段都很有意境，充满了唐诗的感觉，简直像杜甫的诗歌，那我也就照着七律的节奏去剪辑吧，用了很多倒装，把缺乏的地方都剪辑出来了，中国诗不是靠意境吗？他正好也把诗化的意境拍出来了。抽掉了那么多，可是看起来不觉得缺乏什么，后来我觉得他还是聪明，去掉那些东西是对的。”

在廖桑看来，侯孝贤早就形成了自己的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包括受佛、道的影响，所以他的电影往往是与市面上流行的观念冲突的。“很多电影讲究情节、结构，他喜欢不规则，讨厌直接的线性叙事，直追19世纪的无情节影片，突出自己的个性、气氛和意念。像拍《海上花》的时候，本来有很多妓院的冲突故事、各种骗局，包括疯狂的厮打，李嘉欣演的黄翠凤心思颇多，有各种装疯卖傻欺骗男人的情节，可是拍好了后全部被侯导要求剪辑掉了，他喜欢平淡的故事里隐藏的人性。”

同样是合作《海上花》，艺术指导黄文英也学会了很多。“那部电影最早是阿城帮忙，收来了很多古董家具，我们后来在扬州、上海，包括苏州买了几个集装箱的古董家具，包括给他们抽的大烟工具都是古董，好在那时候还比较便宜，质量非常好。侯孝贤基本是手工作坊模式，不着急，也不催促。一开始让我研究剧本，研究透了剧本的氛围，再让我和演员交流，最少也有半年时间筹备，这种筹备，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和他们一起工作，像亲人。俗话说，见类则明。我只有和他工作，才觉得自己心性舒展，不急迫。他讲道理，不会骂我们，但是越这样，自己越会尽力。”

为了拍摄《刺客聂隐娘》，她走了世界各地的美术馆，看了无数资料。真正动手的时候，知道要帮导演省钱。“很多布幔，在市场上购买不到，我就自己去世界各地买布，回来自己动手做。”

与侯导干活，一定是争取面面俱到的。“我除了作那些准备，还和主角聊天。比如舒淇，看她手磨破了，我就给她增加手套和护腰，让她行动起来更自如。手套和护腰都是按照唐代壁画里的样子做出来的，这样一来就很自然，她演起来，就像那些本来是应该有的一样。”

这种拍摄方法拍摄出来的东西，都是实在的，有质感的。

虽然完全按照自己的方式拍电影，不过与侯孝贤私交甚好的大陆学者戴锦华觉得，侯孝贤绝对不是对投资人不负责任的导演。她拿《刺客聂隐娘》举例，其中一部分经费来自小投资人，所以侯孝贤会去替他们考虑，这些钱怎么回收，怎么样通过海外版权回收。“他是面面俱到地照顾人，不会虚情假意。他就是天生要罩着大家，真性情，让所有跟随他的人放心――像侠客，像古人。”

质感需要时间和精力的倾注。侯孝贤这样拍电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想要的是自然地描绘人性。这是理性权衡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