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凤凰到麻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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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惯用自己头脑去思考的作家，这个世界是一个喜剧。从陈铁军的小说《麻雀悲歌》中，我们可以见到他对这个世界喜剧式的嘲讽并体会到他在叙述上的喜剧魅力。这是一篇在技艺上很成熟的作品，尤其是作品中那种讽刺的喜剧魅力的确让人无法抗拒。然而，我在看到这个近乎完满的讽刺喜剧的同时，似乎还窥到它灵魂的虫洞。如果借助文学史的坐标来参照，或许就能发现我的责怪并非毫无根据的求全之责。

个体生存的困境以及应对困境的策略是现代文学中永恒的主题。阿Q在应对自己生存困境时自发地承继了国民性中自欺欺人、妄自尊大等一套“秘诀”，鲁迅将之概括为“精神胜利法”；在战难中的潘先生本能地表现出小市民身上那种“临危而惧，苟安便喜”的本相，叶圣陶敏锐地捕获了这种本相并批判为“灰色的小市民”。无论是鲁迅还是叶圣陶，他们在审视个体应对生存困境时，一致将目光聚焦在个体所表露出的精神世界。虽然阿Q和潘先生生存环境恶劣，但是作者在表现出同情和怜悯的同时，更多的寄寓了灵魂批判，作家将他们的笔墨毫不吝惜地泼向了那一个个需要引起疗救注意的灵魂。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称作家为灵魂的解剖师。在“五四”时，作家向时代展示的更多的是自我精神世界的净化和飞升姿态。郭沫若的《凤凰涅》就是那段历史的一个巧妙的隐喻，死去的凤凰是灵魂上千疮百孔的那只，而复活的那只凤凰在身体上充满力、灵魂上流露美，这可以看作是整个那一代作家“自我形象”的象征，他们的灵魂有一种涅和升华的渴望。这就是存于他们心中的“道”。

《麻雀悲歌》中主人公“我”突然遭遇下岗的悲惨命运，于是开始像麻雀一样到处寻找饭粒儿维持生计，这依然体现出个体反抗生存困境这一主题。我无意沉醉于作者巧妙的故事构思以及作者极其高明地营造出的一个类似卡夫卡笔下充满荒诞的艺术世界。我将偏激地将自己的眼光聚焦到作者面对同样的主题模式是如何以不同的态度来处理这一模式。无论是“五四”作家还是陈铁军，他们都面临一个共同的故事底本，那就是“个体遭遇困境个体解决困境”。我感兴趣的是作家面对这共同的底本时所表现出的观察角度和态度。如果说“五四”作家对个体是在同情和怜悯基础上进行灵魂审视的话，那么《麻雀悲歌》呢？小说中四儿在马路沿儿找到“我”后，就用阿Q式的“自我安慰”逻辑说服我心安理得地接受偷电漏电勾当。“我”从耻于偷电勾当到正大光明地认同这一“职业”，最初的动力就来源于四儿阿Q式的劝说逻辑。从一个正直的下岗工人到一个偷鸡摸狗的职业盗电徒，或许我们该同情他生活的艰辛，怜悯他命运的悲惨，但是也该审视他灵魂的虫洞。可惜，小说似乎将这一巨大的转变仅仅归咎到畸形的社会环境，而没有剖开“我”的灵魂去窥视内在的根源。作者将“我”的堕落归根到外在的因素，将讽刺的矛头完全指向畸形的社会。虽然，就这一点而言，小说在社会讽刺层面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但是对主人公“我”的灵魂缺乏审视恐怕是让人非常遗憾的吧？我觉得这正是当下很多作品和“五四”作品的区别，如果将这种区别看成是心中有“道”和无“道”的区别，恐怕并不为过吧？这些作品或隐或现地透露出作者已经消解了内心的“道”，而将自己的思想境界有意或无意地降低到和小说中人物同样的高度。

《麻雀悲歌》中生存艰难的小市民他们的灵魂再也不是那种接受审视后所呈现的“灰色”了。作者将我们从思想引领到实实在在且充满荒诞的生活中，小说中主人公“我”蝇营狗苟地生活在那个畸形的世界里，身上虽然也不时透露出潘先生、阿Q的劣根性，但是在作家看来，这一切似乎无须再接受灵魂的解剖了。小说最后让“我”在的高潮中一声高呼“侯――需――服――呀”，无疑是承接了90年代“新写实派”作家池莉《有了你就喊》的遗风。我们只得无奈地接受，原本高贵灵魂剖析已经退让给畸形的俗世生活。如果说“五四”作家以凤凰自喻，高高地超越了自己审视的对象，那么到了《麻雀悲歌》中，作者的境界似乎已经大大降低了高度，并以麻雀自喻，我们且看这段“麻雀宣言”：

“就跟麻雀似的，密密麻麻、呼呼啦啦的。哪儿有点儿饭味，呼啦一下飞过去一群，呼啦一下飞过来一片。大家都是麻雀……麻雀咋了？麻雀就不是人了？麻雀就没有生存权了？麻雀就该――我们吃点儿就是浪费，你们吃了就不浪费？麻雀就该――好东西都让你们凤凰占着，我们哪怕只是碰一碰就是犯罪？我靠他妈这是谁定的呀！”

从“凤凰涅”到“麻雀宣言”整整跨越了百年的时空，从这百年的流程中可以对比两代作家之间灵魂的风向。从凤凰到麻雀，不仅仅是作品中意象的变更，更折射出作家心灵境界。我们承认《麻雀悲歌》是一篇很好的讽刺喜剧，但是我更偏好于凤凰涅后所展示的华美和无瑕。

（作者系复旦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