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越读书越困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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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同样抛弃了家乡的

80后、90后农村大学生来说，

留在一线城市的成本越来越高。

城市不属于你，

家乡又似乎回不去 读出来还不是打工？

小时候，常听大人念叨：“读得书多胜斗丘，不劳耕种自然收。白日不怕人来借，夜晚不怕贼来偷。”这是我家乡自古流传的一首打油诗。今天，当着孩子的面，做父母的会说：“多读一点书总不坏事。”在外人面前，他们又会说：“读书有什么用？读出来还不是打工！”

一方面希望孩子多受点教育，一方面又对读书的出路不抱太大希望，这中间包含着农村人多少矛盾，多少无奈！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观念，早已被残酷的现实打破。出生于1980年代的人，从小学读到大学，几乎都在遭遇教育收费的高峰，而且在求学过程中很难得到资助；与此同时，农村税费多如牛毛，高税费从1980年代末一直持续到2006年，压得农民喘不过气来。作为满载家庭希望的大学生，在毕业后又立即碰上“毕业就失业”的严峻状况，勉强找到一份饿不死的工作之时，又面临着高房价、高失业率、高的婚姻成本等种种压力。自顾不暇，又如何能够改变家庭的状况呢？

我曾写过一篇散文：“如果问，在我成长的岁月中，有什么最值得庆幸和最后悔的事，那么我会说：我最庆幸的是我上了大学，没有辜负大人的期望；而我最后悔的也是我读到了大学，把整个家庭读穿了，父亲、母亲和妹妹因为我的读书而长期受煎熬。大学期间，父亲来信写道：‘我知道你的钱太少，但在这个月内没有钱寄给你，下个月我一定想办法再寄给你。’”每次重读至此，便会泣下沾襟。

网上曾有个段子，引起了80后农村青年的共鸣：“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能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撞得头破血流才勉强找份饿不死人的事做；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挣钱的时候，却发现房子已经买不起；当我们没找对象的时候，姑娘是讲心的；当我们找对象的时候，姑娘是讲金的。请问：我们这一代到底招惹谁啦！”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国家对农村教育的投入稍有加大，90后在读书期间承受的经济压力或许有所减轻，但是，他们毕业之后面临的出路不容乐观。而对于00后，村子里的小学和附近的初中可能早被撤并，有的孩子不得不到一二十里外的镇上读书，甚至自带课桌。

农村的教育环境和质量，是否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有所改善呢？ 读书致贫是不是一种时代病？

尽管不少农村父母举全家之力培养孩子上大学，但农村孩子考入重点大学的几率不高；能够考上二本院校就已经万岁了。

对此，我有着真切感受。我从师范学院毕业后，在湖北大别山区的一所省级重点高中――M县一中工作了7年（2004―2011年）。M县人口130万，中考参考人数从以前的2.4万人降至现在的一万多，一中录取了成绩靠前的1200人，学生每天学习12个小时。在2013年之前，M县一中每年通过高考考上一本的，约在350人左右，也是湖北大别山区仅次于黄冈中学的高中，几乎每年都能够保证有两三个人考上清华北大，而M县其他七所普通高中的升学情况就可想而知了。 农村学生是普通大学的主力军。

2010年夏天，我在北大听温儒敏教授讲中学语文教育，他告诉大家：像北大这样的顶尖级大学，每年来自城市的学生占到了88%。而《上海大学2011年度教育教学质量报告》指出：上海大学的农村学生仅占11%。

这几年来，国家开始允许名牌大学拿出一定比例的招生名额进行“自主招生”，并且这个比例在逐年扩大，然而，这种招生的考点是“知识面”、“灵活性”、“思维能力”、“现场表现的能力”，那些优秀的农村学生也很难脱颖而出。

作为在重点高中工作了7年的我，对此十分了解：同样是省重点高中，通过自主招生的人数，武汉市一所学校可能会达到一两百人，而县城高中可能不足十人。农村学生从小就在一种落后的教育环境中成长，绝大部分人去打工，好一点的读个二本、三本或者高职高专。而三本院校的学费，一年一到两万，完全是在走教育产业化之路。国家的大量教育投入主要集中于985、211这些重点大学，而读普通院校的农村孩子毕业后，在人才市场上如何竞争？

有一个纪录片叫《为什么穷――出路》，拍摄的是湖北的故事――农村孩子没考上好大学，花钱读个三本。那个只有一根手指的母亲，拼尽全力供女儿上学，希望她将来能找到一份好工作，让我潸然泪下。读书致贫是不是一种时代病？这些学生毕业后，要多少年才能赚回大学费用？这样的教育，与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又有多少关系？

当然，培养人才的意义，绝不应该仅仅停留于改变个人命运和家庭状况这个目的之上，而是希望他们将来能够为家乡做点贡献。但是，恢复高考三十多年来，从农村走出的大学生，又有几个人愿意回到故土呢？

每次从城市回到家乡，我跟许多人感受相同：除了楼房多一点，河水不再清澈，家乡一二十年来没有大改变。我们所接受的教育只在告诉我们：农村是落后贫穷的，生活在这里是艰辛的，你们要通过上大学落脚到城市，去做体面的城里人。

写这篇文章时，我又重读了王晓明教授的一篇调研随笔――《L县见闻》：“在访问L县的那些学校、看着学生们的年轻的面孔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些学校到底对L家乡有什么用呢？除了向年轻人灌输对城市的向往，激发他们背弃乡村的决心，除了将那些最聪明、最刻苦、最能奋斗的年轻人挑选出来，送入大学，开始那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灿烂前程’――这是一所中学大门口的标语上的话，除了以这些成功者的例子在其余的大部分年轻人心头刻下无可减轻的失败感、进而刺激他们寻觅其他的途径――从打工到贩毒――也涌向城市，这些学校还做了别的事情吗？”

那时，已走出农村的70后大学生，哪怕仅有专科文凭，也有机会改变家庭和个人命运，过上中产阶级的“好日子”。而在今天，对于同样抛弃了家乡的80后、90后农村大学生来说，留在一线城市的成本越来越高。城市不属于你，家乡又似乎回不去。

农村娃娃要不要读高中，读大学？这是艰难的抉择。大学毕业后，他们能有多少人，留在城市安家置业，或者回乡给家乡做贡献？

我们期待，社会的流通之路是通畅的，阶层不是板结的，无论来自哪里的大学生，都能学到真正让自己幸福的知识技能，都能在学成之后安居乐业。 教育本应服务于大众

近几年来，中国的教育情况有了些变化。一方面，国家加大了对农村学生的资助，资助从义务教育阶段扩展到了高中阶段，另一方面，中国的一流大学也在想办法扩大农村学生的比例。

自2012年国家开始提出实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以来，近两年来，以清华、北大为代表的重点大学招收农村学生的数量有所增加。例如，在2014年高考中，M县一中考取清华北大的学生达9人，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突破，其中通过国家“贫困专项”或清华大学等名校推行的“自强计划”而进入两大校的有7人之多；L县一中，通过“自强计划”有1人录入清华，打破十年的记录。

无论是实行“贫困专项”，还是“自强计划”，都是教育无法实现完全公平的情况下，国家采取的补偿措施。

在当今中国，从农村到县城到地级市到省会城市，不同地域的教育水平存在明显差距。越是往上，占有的优质教育资源就越多。而有的农村连中小学都没有，孩子们随打工的父母去城市生活，甚至无学可上。

中国政府要及时扭转此状况，促进教育公平和社会阶层的良性流动，需改变当前城市钳制乡村的这种社会关系，重塑为社会培养劳动者的“平民教育”的观念。然而，在这些都还远远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不妨控制优质资源向重点中学集中，加大对于农村学校和普通高等院校的投入――这点显得更为急迫，也是切实可行的。

教育本应服务于大众，是超越所有阶级的。应该说，中国大学的招生除了地域差别和某些特别照顾本市学生的政策外，在其它很多方面，实现了名义上的平等。然而事实上，在城乡贫富差距扩大，社会急剧分化的时代里，个人出身、成长环境以及整个社会的教育导向，似乎决定了你所能够享受的教育层次和未来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