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提理论的意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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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经典，消解崇高，玩得就是心跳，满街都在发烧：这是当下大众文化时代的集体心态，内中照出如下的学理图景：流浪者的思维、哲学的破产、中心的消解、基础的塌陷、理性的陨落、人的终结、结构的颠覆、视角的多元、解释的游戏、方法的失效、博物馆的坍圮……后现代社会的这些学理特征指示出理论于当下的命运实属不佳!当代人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和诚信危机终究是“思想危机”，是“主体的缺失”，根子上是理论的“意义危机”!“思想危机”下的“意义危机”当然应从理论本身来追问和解决：理论意义问题的凸显源自其“滑稽”的当下命运，理论术语的泛滥无常、知行的异化分裂和人生的迷惘失落则是其集中显现，根源则在于理论致问结构之非法。

我用“滑稽”(Ironie)这个带有讽刺味道的词来意味理论的当下处境。这里的“滑稽”一词是我从黑格尔的名著《美学》中借来的，非通常所谓的“滑稽”。黑格尔用它来指斥以弗・施莱格尔兄弟为代表的浪漫派的Ironie，而费希特的自我哲学则是其哲学背景。在费希特那里，凡“在者”皆因“自我”而生，“自我”亦可灭之!对象连同关于对象的科学理论都成了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无所谓的玩意儿!我们表现得非常重视理论并准备随时随地援引它，但骨子里可能并不认同它，甚或有讨厌的心情，理论成了最意识形态性的东西，也成了最没有个性的工具!这是“一种虚假了的启蒙意识”，“一种自由的玩弄心态”!此“玩态”首先被极为敏感的艺术界所感受：上世纪80年代以“痞子作家”王朔为“始作俑者”的“玩文学”以及无所顾忌令人耸然的“行为艺术”。艺术界嗅到的这种气息很快在日常生活、理论世界和政治领域蔓延开来：理论术语开始泛滥，主体“自我”的丧失成了必然代价，其显在的症状即“知行分裂”，主体缺失的人生是“未经思考的人生”，注定是无意义可言的。

就逻辑意义说，没有什么理论能“放之四海而皆准”，任何理论的无限膨胀最终只能以自取灭亡的悲剧收场。对理论术语的“滥用”必然导致对其“烦感”，此“烦感”会因现实之逼迫而呈几何次方地猛长，最终产生“玩弄”的心态(滥用一烦感一玩弄一悲剧)!放眼世界，一切皆是被“理论”包装起来的欲望，以“理念”“概念”“观念”为主打标语的广告风行天下。“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成为众多楼盘的品味追求，不知海子泉下有知悲哀否?

理论泛滥的背后其实是主体的自行取消，最终导致知行分裂。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痛恨见死不救者，也定会用最狠毒的恶言来抨击，但仍有许多人面对求救者的呼喊漠然置之；几乎所有的人都痛恨假货，爱惜自己的生命，但制假贩假却屡禁不止，草菅人命时有发生；几乎所有的人都对腐败的官员深恶痛绝之，但有朝一日他位列五品，照样会以身犯险，成为腐败的积极实践者!他们一定是说的比做得好，人前比人后好!知行本应是合一的。但此“合一”又有“本能”和“觉解”之别：前者是动物武的，后者才是人类应有的。觉解的“知行合一”不仅要“知善而为”，更需“知恶而止”。一个人的价值和尊严更多也更充分和更本真地体现在“知恶而止”上!基督教的“原罪说”其实是第一次道出了这个真理：人性的第一次觉醒和确证是人通过“为恶”的方武来实现的。建立在“原罪说”基础上的“忏悔意识”，其实就根源于“自我担当”所开启的“自由意志”。“自由意志”乃人之为人、人的价值、尊严、人格的根源所在。主体的缺失说到底也即“自由意志”的沦丧，此沦丧导致了整体社会全方位的堕落。

问题是理论如何摆脱其“滑稽”的当下处境呢?这当诉诸理论意义问题的“致思结构”来解决。对“理论有无意义”的一般提问方式是二分的：“理论有意义吗”以及“理论有什么意义”。这种二分法颇合于我们惯常的思维，也是典型的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它体现了一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思维取向和处世态度：只问结果，不及过程；随物赋形，相时而动。但这是一种非法的提问方式：一则它忽视了十分重要且至为关键的从“有意义”到“有何意义”的中介层面：“何以有意义”，即意义得以生成的诸种条件；二是它持一种意义的静止观，意义好像是某种早就存在于某个地方的“宝”一样，我们就是“淘宝者”。其实，对象与对象的意义完全是两码事，主体与意义是创造者与被创造的关系。而正确的提问应该是三分的：①理论有意义吗?②理论何以有意义?③理论有何意义?这个三分的提问结构中最重要是中间项“理论何以有意义”，它是使理论意义问题得以澄明的先决条件。“理论何以有意义”意在揭示意义得以生成的诸种条件，即意义的“动态生成结构”。我们将借重于康德的摸态理论即“可能性一现实性一必然性”来揭示之。理论意义生成的可能性、现实性和必然性分别是指：理论具备何种特质才可能生出意义、主体具备何种素质才可能构造意义、内化于主体的理论何以一定会对主体发生意义关联。这三个范畴是递相的逻辑层次，次后的范畴皆须以其前者为根基。

首先，可能性由客体角度说，它要求理论自身具有“完满自足性”：首先是形式上要合乎逻辑、富于有机性，理论的每一个架构都应由“基本要素”通过“基本关系”来构造，其典范可推黑格尔哲学；其次是内容上应能打动人的精神与情感、提升人的境界与人格、激起人的尊严与热情，其典范可推康德的道德哲学。以之反观我们的理论，人云亦云者多，独出机杼者少，进口转销的多，自家酿造的少!遂有余英时极负责任的判断：“20世纪以来，中国学人有关中国学术的著作，其最有价值的都是最少以西方观念作比附的。”(《怎样读中国书》)

其次，现实性是从主体角度说，它包括个人心理、偏好、文化修养、知识结构、理解能力、思维习惯、价值立场……这些就是诠释学所揭示的主体的“前见”或“视域”。主体借“前见”以实现对意义的理解与澄明。这里我更想谈的是“态度”问题，即主体具备怎样的态度才能“看”出理论的意义来!我拟从希腊神话俄狄浦斯“弑父娶母”的悲剧根源的探求来达成这一点。神话的情节可以这样来概括：“弑父娶母”的悲剧是“剧中人”在“神谕”的“反诱”下有秩序地做成的。我的疑问是“神谕”为什么能“反诱”剧中人?除了通常所说的命运、恋母情结、性格、社会，我想“态度”在这里起着更为根本的作用。可以说，剧中人对待“神谕”的“态度”才是悲剧的根源所在，我用“信以为真”来概括此态度――正是剧中人对神谕“信以为真”的态度导致了悲剧的发生!如果我们稍做转换就会发现，这里的探讨于我们有直接的启示意义：“神谕”与“理论”，“我们”与“剧中人”不正是可以转换嘛!“神谕”的实现也就是理论“意义”的现实生成，“神谕”得以完成的根源即“剧中人”对待它“信以为真”的态度也正可以看作是“我们”对待“理论”应有之态度!总之，主体唯有对理论抱着“信以为真”的态度才能“看”出理论的意义来!

就人与世界的关系言，人在世界中会扮演三种角色，当然也就会遇到三种“信以为真”，即是说，在人类活动的三大范围即科 学、艺术与宗教内，都会遇到相应的“信以为真”态度，只不过各自所“信”之根基不同：科学世界里我们对“规律”“理性”的“信以为真”；艺术世界里我们对“对象”“情感想象”的“信以为真”，宗教世界里我们对“上帝”“实践”的“信以为真”，科学世界里的“信以为真”既成全了各种科学的发明与创造。若一个规律从来就没有被人相信过，它想在科学和生活中有所作为那是万万不能的，即它是没有意义的。科学革命所“革”的只是科学研究“范式”之“命”，而对“范式”“信以为真”的态度之“命”则是从来没有被“革”去的。就艺术世界里对“对象”的“信以为真”，我只拟摆明如下这点：进入艺术家视野里的素材最终能否成为艺术的有机内容，就要看作家对待它的态度如何――如果是以艺术的态度和眼光去对待，那她就可以成为艺术的内容，这作品就会是真正的艺术作品，否则这素材之于艺术就只是附加的、外在的和异己的。“艺术的态度和眼光”实质就是“情感化”了的态度和眼光，这“情感化”更深一层的意思就是于对象“情感”的“信以为真”，“信仰”是这种“信以为真”的最高级状态。比如屈原之于《离骚》，正因为屈原对其“美政”理想“信以为真”、甚至是视之为自己终身之“信仰”，才使得《离骚》所表达的情感内涵异常丰富，而这一切真挚的情感都伏根于屈原对自己政治理想那“信仰般”的情感态度。正因此，艺术与宗教才有了天然之关联，世界最伟大的建筑雕塑和音乐多是宗教的，第一流的文学作品也基于伟大的宗教热情，《神曲》代表着中古的基督教，《浮士德》代表着近代人生的信仰。关键是我们必须把这种情感化了的“信仰”同一般的“迷信”区别开来：前者浸染着“实践理性”因子而后者则是非理性的盲从，前者是纯粹而绝对的，后者常是功利且相对的。时期为阶级斗争服务的文学、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之于那时的作家好像是很虔诚地相信的，实质上只是“迷信”而已，并非我说的实践理性浸染过的“信以为真”式的“信仰”态度。而“上帝”在宗教世界里也只关涉于“信不信”而与“有无”无关。

最后，从主客体关系角度看理论意义生成的必然性，即内化于主体的理论何以“必然”会与主体发生意义关联。此根源即西方哲学所谓“对象化”理论；这是人的一种本能冲动，目的是通过外化自我来表现自我，认识自我、展示自我，确证自我!人类的一切文化成果皆由此“对象化冲动”而创生。“对象化”是种出自本性的“冲动”，那就必然有好坏两种结果，一如有人失恋后抽烟、喝酒、滋事，有人失恋后写下千古传唱的诗篇，结果有异而对象化冲动的心理机制则一。

总之，理论若欲有现实之意义，除自身的“完满自足”外，还须照顾到主体的接受心理、态度塑造和心理导引，而理论一旦被主体“信以为真”，其意义则不可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