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文学变革与东北小说的文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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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清末民初的东北的历史语境下，传统与现代杂糅，在这一理性化背景下的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思想取向，即近性的渗透和现代性要素的培育，这是文学发生各种文体变化的思想背景，也是现代文学的生发根源。从文言、旧白话、欧化白话到现代语体，是清末民初二三十年间东北小说文体变化遵循的基本路径，发生了一系列包括小说观念、结构技法、阅读期待等在内的变化。外来小说的文体示范带动了小说体式、技法的变化，为东北小说文体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活力。新式教育为新文学打造了队伍，培育了东北小说创作、阅读、传播各环节的新生力量，推动了东北现代小说文体的选择和养成。
作者简介：薛勤，女，辽宁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从事文艺学、东北近现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辽宁社会科学院课题 “20世纪初东北文学的文体选择与建设”，项目编号：Lnsky16ZX128
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504（2016）06-0114-07
创新往往是在与传统的博弈中生发的，20世纪初的二三十年间，东北文学的文体变化较为纷繁丰富，尤其体现在小说文本中，从《靴子李》（1906）、《俄灭波兰记》（1907）到穆儒丐旧白话小说《香粉夜叉》（1919―1920）和金小天现代诗性小说《春之微笑》（1929），近现代东北小说在文体形成的过程中，与传统文学在体式、语汇、技法、情节上多有交叉、融会、借鉴；翻译文学引入的外来文体，如抒情体小说、侦探小说、科技小说等，丰富了此一时期东北小说的文体类型和技法；这一阶段全面付诸实施的新式教育，在思想和语言层面为文学变革和小说文体的构建与创新准备了基础。至1930年代前，东北的小说终至以日常生活为主要场域的社会小说叙事取代了演义、神魔、狭邪诸体传统小说，构建了以人的现代性觉醒为底色的现代小说，使之成为20世纪东北叙事文学的主流，这背后透现出了种种富于时代性的选择。
清末民初，东北文学的小说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在文学观念上，逐步接受现代西方文学观念，以文学现代美学追求为旨归，以现代的文学观取代传统文学观，由尚实尚雅转向俗化虚构，在技法上，由口述文学向案头文学转变，小说的叙事视角、叙述技巧、结构体例均呈现出新的面相。
追溯我国传统文学中小说的文体之源，小说并非不登大雅之堂的文类，相反，是文人士夫的堂上案头之作。在历代正史中，小说均著录于《艺文志》之下，在古代图籍分类中亦列入子部。“迹其流别，凡有三派：其一叙述杂事，其一记录异闻，其一缀辑琐语也。”[1]（P1182）视小说为搜奇记逸的文雅文本，涉笔记录而成文成趣，认为小说与史传关系紧密，二者有着共同的叙事功能：“纪录杂事之书，小说与杂史最易相淆，诸家著录，亦往往牵混。今以述朝政军国者入杂史，其参以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者则均隶此门（按：指小说）。《世说新语》古俱著录于小说，其明例矣。”[1]（P1204）并且，如纪昀所言，小说应遵循“既述见闻，即属叙事”的文体规则，不可“以传奇法而以志怪”，认为小说“不比戏场关目，随意装点”[2]（P472）。而俗文学中的叙事类，如各种话本、评话、拟话本、演义、章回各体，因多有虚构，则不在此列。传统主流文学的这一脉观点，从战国至明清，流传有自，基本规制了传统文学系统中对于叙事的认识，即小说叙事强调雅化和真实性，排斥艺术虚构。在这一基本原则下，史传和小说的共性在于具有同样的叙事性，而其差异在于，前者所记为军国大事，征实确凿；后者所记为里巷闲谈、词章细故，虽可有恍惚无征、荒诞不经的特征，但对“记”者而言，也要具有真实性。同时，小说被认为还有观风俗（社会认知）、寓劝诫（道德教化）、广见闻（知识学）的功效，因而可以“补史文之阙”[1]（P1194）。
清末民初，由于翻译小说的阅读者多是知识文人，使得翻译语体也多采用文言，以迎合读者的喜好。严复说：“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3]（P124）狄葆贤认为，“美妙的小说，必非妇女与粗人所喜读”，“欲导国民于高尚，则其小说不可不高尚，必限于士夫以外之社会，则求高尚之小说亦难亦”。[4]在他们看来，“美妙”、“高尚”的小说并非面向粗通文墨者的通俗读物，而是为“博雅君子”提供的精神家园，这或许也从另一方向印证了传统文学对于小说这一文体的尚雅倾向的期许。
因而，直到20世纪初年，东北小说甚至某些文论、文评，作者往往要“坐实”写作的人物、缘由、语境，体现出尚实的文学观的内在形式要求，即拒绝虚构。小说亦常见这类强调文本的真实性的痕迹。譬如王冷佛的长篇分章小说《珍珠楼》（载《盛京时报》1924年3月24日至10月14日），题下开篇有自称“记者”的“附言”：“记者于前年到奉，曾在本报上著一小说，名之为《珍珠楼》，所述为民七秋日，锦州花界里一桩实事。记者以笔墨拙劣，嗣又以在哈事繁，半途搁笔。乃近以友朋怂恿，又屡有阅报者，催续前稿。辞不犹己，遂又于杂俎栏内终日献丑。内容若何，有约过前半折的，必能记忆。如再由前一章重为揭载，又恐阅者嫌其烦絮；若不自开篇儿说起，恐又有不知者，贸然一见，突如其来。思维至再，望阅过前半部者格外鉴宥，今仍自第一章重为刊载。书内文字，记者以记忆力异常薄弱，所作前部又无存稿。或竟有不同之处，亦乞谅解是幸。”这类夫子自道，强调的即是文本的真实性。
如果说案头文学是小说的源头，那么口头文学则可视为掺入了小说的发展历程的支流，譬如宋元以后大量出现的口头文学色彩浓郁的变文、话本、评话，以及文人创作的拟话本等叙事文体，构成了允许甚至倡导虚构的各体白话俗文学，提供了叙事文学虚构的合法性，在文人的参与下创造了旧白话小说，旧白话小说虽在传统文学内不得升堂入室，但以其通俗性、娱乐性和受众广泛，一直葆有生命力，并且成为20世纪初新小说的遥远的先声。
旧白话小说承话本而来，传承了说书艺术重娱乐的色彩，凸显了较多的传奇性、娱乐性。如梁启超所说，“英雄、男女、鬼神”，“可以赅尽中国小说矣”[5]，即指出传统小说关注传奇故事，强调趣味性，对于人生社会、日常生活之深广复杂少有体现。如《贼中贼》结尾处，作者的附言传达出其对于小说的阅读功能的期待：“此本小说，今日译完……今于下星期，另编译新小说，登诸报端，以供诸君解睡魇之助。”（《盛京时报》1912年5月20日）所看重的，仍是小说可“解睡魇之助”的趣味性。又如汪楚翘的《恶果》（《新文化》第12―14期，1923年）：
极长的白发上，插了无数的鲜花，粉黄色的晨衣上，也结了无数的香草。手里拿着一张很大的月琴，脊背上悬了一块作图的画板。在他的身侧，前后左右，不独是有好多鸥鸟，好多蝴蝶，仿佛在锦云的里边，半隐半现的又有一些美女的芳容和婴儿的笑颜。当着老人行进一步，那等情景，便得变动一次。这些绚烂的风光，与其说是包围了白发老人的灵魂，不如说是这些美丽的东西，点缀了扑朔迷离的宇宙。
又如倾诉诗人的冥想之痛：
他的欲望有时战胜了他的忏悔，他的悲哀有时压倒了他的希望，他的恐惧有时冲破了他的恬静，他的颓废有时软化了他的激昂。有心跳到那涟漪的碧波里，自信这是人间一种豪放的牺牲，但又怕宇宙的精灵在幽静中讥笑他的人类懦弱；有心回到那恶浊的人群里边，自信这是人间的一个忍耐的青年，但又怕精灵在幽静中讥笑他的人类愚蠢。他想到古史里的沉痛，感到天地的悠悠，在热血沸腾肝肺崩裂以后，落了几滴惋惜自己生命的哀泪。他在无可奈何的喘息之中，向海上吹了一阵极脆快的短笛，又在玩味笛韵之际，唱了一首虚无的狂歌。
小说行文所用，顺畅的欧式句法，准确整饬的双音节词汇，组构成成熟优美的现代白话体，作者以之状景写人，挥洒自如。再如汪楚翘的《恶果》：
红日当空，几乎和大地成了直线，愈显得夏日可畏。乡村的农人，虽没有什么迎凉草避暑珠等等珍物，然而绿森森的大树随处可见，张开伞一般的枝叶遮蔽着日光，阻遏日光的。多情的南风，和蔼慈祥似地吹着，也可以解除农民的烦愠。沉浸于自然之中，殊不让大人先生贵介公子的浮瓜沉李呀。
这里虽然仍不乏对于农事艰辛的疏离和隔膜，但小说技法方面表现出的对景物的描摹形容生动可感，流畅细致，语汇句法与当下的文学语言几无二致，值得称道。
语言是思想的载体，思想深浸在语言之中，因而，当一个社会、民族的语言发生了变化时，即意味着其思想、精神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清末民初的东北文学变革和新的小说文体构建，折射着思想与精神的现代化进程，而文学观的现代化自是这一题中应有之义。十几年间，东北小说在语体文体双重变革中的成长日新月异，相比于中西融会之初的小说，对于景物、人物心理的体贴感觉，心追手摹，已自如准确了许多。在新的小说文体的构建过程中，重情节的中国小说传统接纳了西方小说长于景物、心理描摹，并借以增强文本的表达能量的优长。随着旧式教育向新式教育的转变，文学文体呈现出根本性的变化，同时，缺失了相应的中国传统的人文学科的基本训练，新式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与传统文体渐行渐远，不断疏离。也就是说，传统文体和传统教育的联系是极为紧密的，有着俱荣俱损之情形。新式教育在哺育新文学的作者、读者的同时，也从体制的角度削弱了古典文学的创作、接受、传播力量。
另外应予考量的因素是，东北是近代帝国主义殖民争夺最为激烈的地区，欧洲各帝国主义国家和日俄一直致力于在东北扩大其战略利益，同时也注重在东北开展其殖民教育，客观上推动了东北地区的新式教育特别是外语教育，培育了较多的外语人才。东北毗邻俄日朝蒙，对外交流向来频繁，是清末民初与欧洲联系的重要通道，与近代化先行一步的日本联系更有地利之便。在清末民初的留中，颇多的东北文士俊彦东渡日本，北上欧洲，领受近代化的世界潮流，同时也推动了东北的现代化发展，可以想见，他们的文学选择和阅读、创作，便构成了对东北近现代文学的强有力的影响。如穆儒丐留学日本六年，回国后在《盛京时报》期间翻译了数量可观的小说文本，日本文学作品较多，涉及的作家有波兰的显克微支、法国的维克多・雨果和大仲马、日本的谷崎润一郎等，这些翻译活动无疑对其文学创作有着深刻的影响，与其创作相映成趣，呈现出别样的风貌。
周作人曾说：“新小说与旧小说的区别，思想固然重要，形式也甚重要。”[15]清末民初的“小说”，已被自觉地区分为新与旧，这昭示了此时期的小说既新旧并存，又有明确的文体区分，不只是在内容或思想上――这对于一种文学类型来说甚至应是着落于表层能指的，而且在“形式”上已有清晰的确立，呈现出“有意味的形式”[16]（P4），这也就是周作人所说的“形式也甚重要”的含义了。选择以某些形式来表达某些内容，最终形成一种新的文体，而从文体的角度推演，则是对某一文体的种种规范的遵守，使文本具有了这一文体的特征，可使作者有效甚至高效地达成一定的创作意图或表述目的。如古人云，“文章以体制为先”[17]（卷2），因而，文体元素本身也就兼具了内容的功能，这使得内容与形式在某种程度上难以完全分割。
20世纪初的东北，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在发生着趋向现代的变化。在这一理性化背景下的文学活动，也表现出同样的社会思想取向，即近性的渗透和现代性要素的培育，无疑，这是文学发生各种文体变化的思想背景，也是现代文学的生发根源。
参 考 文 献
[1] 永等：《四库全书总目》影印本.
[2] 纪昀：《阅微草堂笔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 严复：《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载牛仰山等：《严复研究资料》，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
[4] 狄葆贤：《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3年第7号.
[5] 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2年第3号.
[6]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载梁启超：《饮冰室文集点校》第2集，吴松等点校，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
[7] 周作人：《小说与社会》（1914），载《周作人集外文》上，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
[8] 鲁迅：《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9] 黄遵宪：《日本国志》，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10] 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载《中国官音白话报》1898年8月27日.
[11] 刘师培：《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载《警钟日报》1904年4月25日.
[12] 梁启超：《小说丛话》，载《新小说》1903年第7号.
[13] 陈学恂：《中国近代教育史教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
[14] 王风：《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之关系》，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1年第3期.
[15]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载《新青年》1918年第5卷1号.
[16] 克莱夫・贝尔：《艺术》，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86.
[17] 王应麟：《玉海・辞学指南》，四库全书影印本.
Abstract： In Northeast China i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at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ry movement shows the same feature of combining traditional and modern features as the social thinking tendency， that is， modern rational penetration and fostering of modern element. This is the ideological background of any literary change and the root of modern literature. The basic path from classical style of writing， old vernacular， Europeanized vernacular to modern style of stylistic change of northeast novels in the 20 or 30 years gives rise to a series of changes including the concept， structural technique， reading expectation of novels. The example of external novels brings new element and energy in the pattern and techniques of novels in northeast of China. New education pattern provides new force in the writing， reading and transmission of novels， propels the choice and formation of new styles and weakens the role of old literary form in humanistic activity.
Key words： Transitional Period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Republic of China， literary reform， northeast novel， 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