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民族志深描到理论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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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文化研究学习者，我拿到《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这本书的第一秒就开始诧异，这样一本从名字、CIP数据到内容梗概、推荐词处处宣示着其社会学、教育学学科范围的书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阅读之后，方知先前的宣传诚不欺我。这本研究社会再生产、青年教育的著作，贯穿始终的是文化逻辑。作者保罗·威利斯在“中文版前言”中解释：“文化指的是人类在特定环境中创造意义的各种实践。”作者正是要关注某一群体的言谈举止，从中看到文化的生产，即表达和意义构建的过程，从这一动态实践探求表层之下人对自身生存状态的认知和社会再生产的形成。在这种文化逻辑的推动下，作者展开对反学校文化的研究。

这本书最早出版于1977年的英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西方叛逆青年制造的各种亚文化流行的时期，朋克、摇滚、嬉皮士无一不是年轻人对传统教育和主流文化的反叛，学界对制造麻烦的叛逆青年不再是一味指责和矫正的声音，大家开始关注其文化形态和背后的心理动因。保罗·威利斯对于这群在学校里捣乱、逃课、令人头疼的违规学生进行了民族志考察。

对“家伙们”的民族志深描

毫无疑问，阶级出身、地域环境、教育背景会对人们的认同观念、学习状态、就业选择产生影响。保罗·威利斯就是在这理所当然的逻辑中，打破机械的因果关系，偏偏要问这些因素是如何决定人们的就业选择和自我再生产的。工人阶级子弟如何继承父业的文化逻辑，支撑着作者的研究进展，同时也决定了其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起源于人类学的民族志发展到20世纪70年代已经比较成熟，作者在书的第一部分“民族志”中采用深描和逐字引用的方法展现了反学校文化的文化形态以及家伙们的家庭背景、学校环境。从田野调查着手，保罗·威利斯与英国汉默镇男校的12个违规生（作者沿用他们的自称“家伙们”）一同上课，逃课，参加职业咨询，出入酒吧，共同体验了毕业前18个月到工作后半年的学习、生活，描绘出了反学校文化的模式：家伙们反抗权威，崇尚男性气概，寻找乐子和刺激，打零工并行窃，歧视女性和其他种族。

对这些文化元素的展示保罗·威利斯采用逐字引用。比如，威利斯引用家伙之一乔伊的话来说明反学校文化中自我认同的优越性：“我们经历了人生所有的痛快和烦恼，我们喝过酒，我们打过架，我们体验过挫折、性、憎恨和爱所有这些玩意儿，但是他对此一无所知。……他对我们经历的那些情绪一无所知，这一切让他慢慢等去吧。”（第20页）“逐字引用对提供一份可信的研究报告非常有用。引用可以让读者衡量工作的质量——民族志学者对田野中的本地人的想法有多了解——以及判定民族志学者是否应用了合适的资料来支持结论。因而，民族志学者必须选择那些符合描述情境及事件特征的原话。”（[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页。）威利斯的逐字引用使这一研究的科学性和可信性得到确证。

田野调查绝不是仅仅观览田野上的繁花群兽，它更在乎的是滋养这些生物的那片土地。这是民族志使然也是威利斯文化逻辑的必然。为把握反学校文化存在的土地，威利斯的调查不仅在家伙们中间，也在他们生活的周围。作者观察了家伙们的父亲，发现他们的车间文化和反学校文化有着神奇的相似；父母和家庭是反学校文化的一大支撑，家伙们在工人阶级家庭中得到熏陶，信仰男性至上和劳动分工；父母默许家伙们的行为，纵容他们的打架和偷窃，对他们的前途漠不关心。接着，威利斯把汉默镇的家伙们和重点文法学校的违规生对比，发现了家伙们的反学校文化与自己出身工人阶级家庭以及从中汲取的价值观、世界观息息相连，他们不相信文凭的价值；文法学校的违规生相信文凭和教育的重要性，容易被引导进入主流制度中去。学校的工人阶级氛围对文化的形成也至关重要，有了这种氛围才更可能产生文化认同，从而形成一种比较有势的文化。同时威利斯引用了校长、老师的原话，发现了主导价值观对反学校文化实行压制、分化实质上是在学校内维持社会上的等级关系和制度框架。另外，作者对本校的循规生、一所“更野”的学校的循规生、综合中学的违规生进行考察；在家伙们毕业以后对他们进行了跟踪访谈，以尽可能全面深入了解反学校文化。这种民族志的详尽使本书成为几十年来学界推崇的经典。

如果说以上深描更多的是用参与观察、小组讨论从整体全面的角度展示反学校文化的群像，那么个人访谈表达的则是家伙作为独立个体的深层内心世界。也正是在这种访谈中作者看到了家伙们对于文化认同的需求，这正是反学校文化形成的一大因素。在个人访谈中，威利斯更多关注了关键角色。乔伊是家伙们的核心和领军者，斯潘克斯、斯派克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他们的观点和决定会影响这群家伙们的态度和行动，对他们的关注能够掌握更典型更深刻的反学校文化，所以作者多次引用与他们的个人访谈。正是在乔伊身上，威利斯了解到了家伙们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吸引他们在一起的最初形式；并且看到了反学校文化对车间文化的准备。

在这本书中，无论是“小组讨论”还是“个人访谈”，都带有结构性访谈的色彩。民族志研究认为结构性访谈利于比较，威利斯运用这一方法比较了家伙们、循规生、反学校文化边缘的人这三种学生在体验工作以后的感受。在这个过程中他看到了家伙们在工作中对反学校文化的继续，并且在这种继续中放弃了权力关系，也放弃了抵抗权威和挑战政治，接受了自己所处的被统治地位，使得反学校文化成为一种虚妄。同时他看到了循规生到工作岗位以后对未来的期待，看到了反学校文化边缘的人受到最深的伤害和置身社会的艰难。

个人访谈和小组讨论都带有明显的目的性，或者说作者没有写出无目的性的部分，只向读者展示了有阐释意义的部分。而这里也显示了作者追逐目的的能力。作者问：“与无聊相反的是什么啊？”乔伊回答：“刺激。”作者追问：“但是什么是刺激呢？”在这种引导中威利斯窥探到家伙们自己也不会去整理和关照的内心世界，看到了追求刺激的过程中他们对男性阳刚气概、机智成熟的崇尚。

在大量的逐字引用和深描之后，作者发现家伙们并非愚笨无知，也不是被迫走上工人的工作岗位，他们之所以逃学是因为他们根本不在乎学历，也不认为课堂上的教学对他们以后的生活有何益处。经过在学校的反叛和捣乱后，家伙们选择了自己的前途，走上工人岗位，但是当时自主选择的反学校文化最后把他们送进了生活的苦海，他们生活在社会底层，遭受资产阶级剥削。作者开始思考和分析其中的深度原因和决定因素。这就有了第二部分的延伸，从民族志个案调查到理论分析的升华。

反学校文化的理论探析

民族志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自然的描述。相比而言，保罗·威利斯的民族志研究更具有理论性和学术气息。萨拉·桑顿的《艺术世界中的7天》也是民族志的典型，但它直接在章节的安排上完全按照艺术世界的逻辑进行，分为拍卖会、艺术评论课、博览会、奖项、杂志、工作室、双年展七章，并不进行理论分析和解释。作者用5年时间游走于5个国家的6个城市，参观了巴塞尔国际艺术博览会、威尼斯双年展，进入艺术家村上隆的工作室、《艺术论坛》杂志的办公地，亲临佳士得拍卖会、特纳奖的评选，旁听了加州艺术学院阿舍开设的艺术评论课；并且采访了大量艺术界的参与者，包括250多位艺术家。通过对具体场景的观察，人物语言的展示，具体事件的刻画，作者客观地展示了艺术界运转操作的各个环节和角色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用的描写式语言，让人们在对艺术世界的逐渐认识中去思考相关问题。这种方法避免了闭门造车可能带来的偏见和局限，也避免了主观主义强加给人的非理性理解，同时省去了理论的生涩枯燥。这完全像一本了解艺术界的入门读物，无关学术。而保罗·威利斯确实是本着一种学术的目的去的，从他的章节安排就可以看出，“文化的要素”“文化的阶级形式和制度形式”“劳动力、文化、阶级和制度”，这些都是明显带着理论色彩的分类，作者力求用理论去解释现象，所以每个章节中他都先亮出自己的观点和结论，再用家伙们的原话加以印证和解说。

《学做工》的民族志虽然没有《艺术世界中的7天》那样真切、详细，具有现场感，但是《学做工》贵在其深描之后的理论分析。在《艺术世界中的7天》中，读者可以感觉到萨拉·桑顿一直在追问世界艺术市场繁荣的原因，寻找艺术界中艺术价值与经济价值之间的关系，但是作者并不讨论，也不用理论去解说，她只是把一个客观完整的艺术世界以及艺术世界中各个角色的言论放到读者面前，让读者自己去寻找答案，虽然这答案就在其中。保罗·威利斯也是在工人阶级如何继承父业的追问中研究，但是他用了理论阐释，作者称之为定性方法，对反学校文化给出描述性和理论化的回应，这在第二部分的“分析”中更加典型。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威利斯的理论分析指向对问题的试图解决，虽然作者最后提出的建议显得机械、苍白而空洞。

在“分析”部分，威利斯提炼出反学校文化中的洞察和局限。所谓洞察，即家伙们文化形式中的念头；而局限是妨碍这些念头发展的意识形态影响。

家伙们洞察了文凭的虚假和资本主义社会劳动力的交换不等价的阴谋。他们认为文凭所带来的工作性质是无意义的，在日益去技术化、标准化的工作中工人阶级所从事的工作并没有技术水平，也不能实现内在的满足，所以他们并不在乎文凭。他们抵抗是不认同学校官方所宣扬的工作多样化和学校对他们时间的管理、分配，他们建构自己的活动空间和时间，拒绝中产阶级按部就班的模式。

但是，反学校文化最终没有发展成一种能够真正对抗资本主义剥削的力量，这是局限所致。家伙们并不追逐脑力劳动带来的回报，他们更喜欢通过体力劳动来证明自身的价值，而正是这种甘愿在社会底层实现认同的观念促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秩序的稳定；反学校文化推崇男性气概，并且在体力劳动中进行表达，但是这种在工作中表现男性决心和刚毅的特质掩盖了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被迫之举变成了心甘情愿；工人阶级甘愿从事的劳动和自己选择的分工客观上使中产阶级的地位合法化，因为他们会觉得中产阶级有高于他们的能力才获得更好的生活，而这实际上是一种欺骗。

以上洞察和局限的揭示展现的是民族志研究挖掘出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在这丰富性中那些使得整个秩序系统运作的潜在力量也浮出水面。家伙们觉得“任何地方的管理层都是养尊处优的……大体上是公平的”，国家主导价值观借助职业指导操纵学生，在职业指导中隐形地包含着性别分工的不同、工人阶级形象的扭曲等。家伙们相信了这些，他们相信了人们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是公平的，他们的处境是自己造成的，并不是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的错，是人性导致的，世界本来就是如此。对这个社会大制度公平性的认可，对管理层就应该待遇更好的理所当然的认同，对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强调其实都是家伙们共享的焦点和他们在主导价值之下的潜意识，也正是这种潜意识和常识使反学校文化最终只是一种没有抵抗力量的胡闹。

对洞察和局限的总结以及在这总结中认识到的反学校文化自身的悖论使得作者更加清醒。《文化研究方法论》在讨论深描时有一段引用：“当研究人员过于关注‘独特的’生活经验时，他们就失去了概括的智慧……并且只能看到那种被描述和解释的复杂性。”（[英]：吉姆·麦奎根编：《文化研究方法论》，李朝阳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08页）而保罗·威利斯的这种定性方法恰恰是对这种矛盾的化解。他对洞察和局限的分类，对意识形态作用和文化形式、再生产理论的注解都是把反学校文化放到了结构条理的理论之下进行考察，既关注文化的丰富和深刻，又不至于陷入其中寻不着目的，确实是民族志研究的明智之举。

《民族志：步步深入》这样解释文化在研究中的作用：“文化的概念将帮助民族志学者在千头万绪并经常是仪式性的行为和思想中找到一种逻辑连贯的方式来表现一个群体的特色……长时间居住在一个异文化社区能让田野作业者观察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价值观以及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行为方式的影响力。” （[美]大卫·费特曼：《民族志：步步深入》，龚建华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文化不仅仅是描述了一个群体的言谈举止和生活方式，对于保罗·威利斯更重要的是这些文化形态背后的意识形态。威利斯说：“意识形态作用于文化，并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于文化。”（202页）是意识形态指导了反学校文化的文化反应，意识形态成了反学校文化的规则和话语权，意识形态在舆论和共识中发挥的作用无以取代。反学校文化一边反对正式文化一边屈从正式文化，归根结底他们的意识存在于主导价值观的框架之下。这些阻止家伙们对平等合理生产组织的探索导致了家伙们内部的纷争和自我怀疑，最终这个群体只能是屈从统治者的各自保全的一盘散沙。

到此，保罗·威利斯用文化逻辑和民族志的研究方法为我们展示了反学校文化的整体性状态、背景环境、形成原因及最终的无意义，当然其中也包括家伙们出人意料的深刻洞见。仔细读来，作者充满人性，努力感知体力劳动者主观感受的精神带着某种远离冰冷理论的脉脉温情使人感动。笼罩在社会再生产的文化逻辑头上的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系统和深入，更是一种让人用心去体会，用情去感知的温暖和亲切。研究教育和劳动力再生产的书在世界学术界想必汗牛充栋，但是如果要说这本书在我读来有什么不同，印象最深的就是田野调查之深入和关切以及作者时刻追问家伙们主观体验的人性关怀，这也许是因为深描本身就是拒绝宏大现实而聚焦日常生活的渺小，所以势必细腻。正是威利斯对家伙们如何走上工人阶级工作岗位的心理机制探究，关注他们在文化和自我认同中的价值取向才使得本书产生如此深刻的真知灼见。这是《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最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也是民族志研究特有的神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