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级共景监狱”:无人能置身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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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时代被称作“全媒体时代”、“全民记者时代”,大众传媒和职业记者在流淌的新闻长河中跋涉的同时,自身也不时地爆出新闻,成为新闻事件的主角。近来一连串记者被通缉、被袭击、被辱骂、被殴打、被告上法庭等事件,只不过是一次比较集中的爆发。
媒体和记者构成“新闻元素”,缘由多多,不可一概而论。不过,有一个缘由愈来愈突出起来,那就是舆论监督所引发的矛盾。由于依法正当地履行舆论监督的职责,成为抨击、攻击、袭击的目标,足见舆论监督之难,监督的环境尚不尽如人意;而以宏观视角观察,这也表明全社会监督与反监督、监督与被监督的矛盾至今交织缠绕在一起,难以调和,相当尖锐。
客观地说,监督与反监督,监督与被监督之间的矛盾与生俱来,不可回避。
首先,传媒的社会担当决定着其具有舆论监督的功能,代表人民大众行使监督权,于是监督对象便天然地成为其对立面,反监督的力量自然会由此而聚集,与之对抗。在当下的社会转型、矛盾凸显期,尤其如此。海外有评论分析道:这一两年里,中国社会的舆论监督热情高涨。中国记者积极响应时代需要,他们结成群体进行调查性报道时相互支援,遇到打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而且一再缔造出媒体战胜企业、维护正义,甚至让官员被迫道歉的胜利纪录。这是中国新闻事业的进步。但在大范围中,依靠媒体维持的公义总是充满偶然性,结果是新闻工作者一直在调查,但不公不义依然在发生;记者被压迫打击的事件,也总是层出不穷。(《中国新闻工作者的艰难处境》,《联合早报》,8月2日)可谓“旁观者清”啊!
其次,从另一方面看,传媒与记者既是舆论监督的施行者,同时自身也应该是被社会公众监督的对象。对这种双重角色,需要有一个清醒的正确的认识。否则,监督权的误用、滥用,将导致舆论监督的偏差,从而误导公众,损伤传媒的公信力。遗憾的是,目前有些传媒和记者对此尚未形成共识,在进行舆论监督过程中,缺乏自尊自律自爱,自以为是,甚至忘乎所以,致使人们产生反感情绪。近来“郭德纲圈地事件”发生后,固然公众纷纷谴责这个“非著名草根艺人”对殴打记者的弟子恣意袒护,对传媒监督出言不逊,但也并非“舆论一律”,有一部分网民对传媒和记者的某些行为表示质疑、颇多诟病。“就算是老郭强占绿地,有物业有律师的,你们记者跟着瞎起什么哄?报道一次就完了呗?还上人家砸门去了,人家不开门就开骂,你这种态度搁谁谁不打你?”这是有一定代表性的“网言网语”。(《广州日报》,8月3日)能一味指责网友是非不分,胡言乱语吗?网络上诸如此类大同小异的拍砖,分明透出一股生成已久的情绪,不可小觑。更何况,一些主流报纸也发出了类似的言论。是否也可将此视作对传媒、对记者的一种舆论监督呢?
由此看来,直面监督与反监督、监督与被监督的现实矛盾,有必要提出全社会都要以健全理性的心态对待舆论监督的命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对舆论监督缺乏理智、辩证的认知,无论监督者抑或被监督者,都会陷入某种误区,滋生某些不和谐不安定的因子,阻挡、延误我们走向民主、文明和小康的进程。若仔细剖析,最近诸多反常、畸形乃至恶性的事件,其实都可归因于此。
法国当代学者米歇尔・福柯曾提出一个“超级全景监狱”的概念,其中有一个关键词就是“监督”。他认为,在20世纪后期,监督已是一种新事物。“我们的社会不是一个景观的社会,而是一个监督的社会”。他以一座环形监狱做比喻:监视者只要身处中心位置上的望塔,就能观察到环绕周围的所有房间和窗子里的所有动静,而被监视者无法准确知悉望塔里的实际状态。这种设计用非常少的人手控制大量囚犯,甚至在一定条件下借助心理威慑实现无人的自动化控制,久而久之,囚犯就会实行自我监督。这就是“超级全景监狱”。
近年来,有学者认为,如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传媒与传统媒体优势互补,已经将“超级全景监狱”变形为“超级共景监狱”,法人、自然人都处于相互监督的状态下。尤其是握有公权力的人,更是处于被监督的中心位置,随着党务政务公开度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其执政能力、行政手段、理政程序、勤政程度、廉政状况、良政绩效,都时刻置于公众和传媒的视野内,成为监督的重点。这已然成为一种常态。唯有自觉地意识到这种非主观意志所能掌控的态势,学会和适应在这种常态下工作,冷静理智地对待舆论和全社会的监督,方能取信于民,并有助于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有鉴于此,各级当政者尤须端正自己的社会角色定位,提高传媒素养,将接受监督视作须臾不可离弃的“功课”。不仅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各个部门负责人,是否也应该具备这样的心态呢?
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的传媒和记者事实上也身处这个“超级共景监狱”,在监督他人的过程中,因为自己也寓于“共景监狱”之中,成为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这个公民社会大系统中的普通一员。这样的定位,合乎实际,也合乎逻辑。基于这样的定位和理念,自觉遵守新闻职业道德准则,接受公众的监督,便更显得天经地义、顺理成章。而倘能严以律己,开展舆论监督就更会理直气壮,也就可以更为有效。
诚然,舆论监督的有效实行,需要法律的坚实保障、制度的有力支撑,这是毫无疑义的。然而,全体公民,包括传媒人在观念上达成共识,厘清关系,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判断,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唯此,与监督抗衡的消极力量或许会有所消解,接受监督的意识会有所增强,监督方与被监督方在对立中最大限度地统一,构成社会和谐的助推力。
“超级共景监狱”环境下的舆论监督应是一种自然生态。一旦监督和被监督具备了一个良性的生存环境,如同人的自然呼吸,成为我们一种真切的需求和如常的习惯,大众传媒才能实现如同普利策所提出的目标:如果一个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中的船,那么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望者”;如同李普曼所言,报刊是永不停息地搜寻广袤空间、决不久留一地的“探照灯”;更如同马克思所期待的那种“真诚地和人民共患难、同甘苦、齐爱憎”的“人民的报刊”。当然,我们的国家也就因而会伴随着民主政治的进程健步走向民主、文明和小康。
(作者为《新闻记者》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