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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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伴随着非农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的跨省流动转移。本文以一个新国际贸易理论和新经济地理学为框架详细分析了这一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转移的结构、数量、城镇类别选择、行业选择等等，发现跨省流动的绝大部分劳动力是从人口较为密集的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向产业已有一定集聚优势的沿海地区转移。文章最后以广东省为案例，分析了外来农民工的进入与流入地、流出地的经济发展关系，发现它符合新经济地理学的理论推断。本文最后得出的政策含义是推动中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对发展中西部经济、缩小东西部地区差距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产业集聚/劳动力流动/地区差距

一、引言

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事业和经济发展一直是沿着两条主线同时展开的：一是对外开放，大量外资涌入中国沿海地区，特别是处于开放前沿的广东省获得了港、台、澳、欧美数量巨大的直接投资，快速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二是改革率先在农村试行、然后延伸到城市，使得农村劳动力从先前低效的集体农业劳动中解脱出来，为农村快速工业化创造了制度上的前提条件，而且更深的意义是，当城市经济活力不强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差异决定了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上述两种因素综合起来，导致中国近二十年来的大规模工业化在各地区取得的进展差异极大。有的地区（如三大直辖市）已进入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化时期，东部沿海地区、东北三省已进入工业化中期，而中部地区和西南地区、西北地区则仍处于工业化的中前期（袁志刚、范剑勇，2003）。

外资投资区位的非均衡性、各地区的市场规模与自然资源禀赋的迥异共同决定了各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同时也决定了产业在空间上发生集聚的动态演变过程。由于一国之内地区间的劳动力流动相对自由，这种产业集聚必然伴随着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特别是由相对贫穷的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转移就业。本文探讨的是产业集聚与农村劳动力的跨地区流动之间的这种必然关系，定量描述这种受产业集聚影响的中西部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方向与数量。

本文一定程度上是作者以前相关地区差距研究的延续。在这些相关研究中，范剑勇、朱国林（2002）分别按三次产业与亚地区间差距（按泰尔指数分解地区差距）将地区差距详细分解并发现，从产业角度讲，地区差距主要是由第二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与非农产业在地区间不均衡分布引起的，从亚地区间的差距演变来看，地区差距主要表现在东部沿海地区与内地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因此，两个角度综合起来，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主要原因是非农产业特别是制造业在沿海地区集聚。袁志刚、范剑勇（2003）从各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的速度差异上实证分析并进一步阐明了制造业在东部沿海地区集聚，东部沿海地区（包括直辖市）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中国的制造业中心。范剑勇（2003）从制造业报酬递增、运输成本、地区市场规模差异与要素流动性四者相互作用的角度阐述了引发地区差距持续扩大的产业集聚机制。他发现，东部沿海地区高的人口密度（代表地区市场规模）

导致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FDI 向东部沿海地区涌入、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向沿海地区转移是改革以来制造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的主要原因。本文则从中西部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流动的角度进一步详细举证其对产业在空间上集聚的贡献。诚然，有关地区差距、产业集聚、要素流动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本文的研究着眼点也仅限于数据描述中西部地区农村劳动力跨省流动的结构。

在具体展开分析前，我们先作以下说明：1）、本文的产业聚集是比较宏观意义上的聚集，这种集聚区别于更低层次上的集聚（如硅谷或城市意义上的集聚），是在一个国家内区域层面上的产业空间转移与聚集；2）、根据各地区工业化阶段和体制条件不同，本文应用类聚方法把中国分为六大区域：原来的三大直辖市、东部沿海各省、东北三省、中部地区、西北地区和西南地区[1]；3）、本文使用的数据除作特别说明外均来自当年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联合调查所得。该次调查的网点遍布全国31个省市、区、市，共有857个调查县、5000多个乡、8000多个村和68000多个农户。调查不涉及被调查者是否为城镇户口的问题，对于农村转移劳动力的定义界定为，劳动力转移乡外就业6个月以上（包括到乡外仍然从事第一产业的劳动力），或劳动力未发生地域性转移、但在本乡内到非农产业就业6个月以上均计入为农村转移劳动力，同时由于婚姻关系、考取大中专院校和参军离开农村的均不视为转移劳动力。

本文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简单说明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第三部分是农村劳动力跨区域流动的详细结构描述；第四部分则是结论。

二、劳动力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的作用机理

根据笔者理解，区域层面上产业集聚的起因一般说来有三种：一是地理位置等自然资源特征差异引起的，如沿海地区的开放首先是由于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这完全是外生的，也是属于比较优势理念范畴的；二是市场规模大小差异引起的，如沿海地区丰富的人口资源等，这虽是外生的，但属于新国际贸易理论范围，它已假设了不完全竞争与产品差异性，当人口丰富的地区易于实现产品生产的规模经济和对产品差异性的追求，当地区一体化水平从低水平向中间水平转化时，市场规模大的地区易于实现规模经济并成为制造业产品的净出口者，这是一种温和的产业集聚；三是新经济地理学范畴的产业集聚，它假定在两个完全相同的地区，由于某种偶然的因素导致一个地区演变为产业集聚区、而另一地区则沦落为低效率的农业区，这是一种极端的产业集聚。本部分首先简单介绍新国际贸易理论的产业集聚理论，然后阐述新经济地理学关于劳动力跨地区流动对地区间的产业集聚影响。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出现的产业向沿海地区集聚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任何一种单一理论都不可能完全解释中国的产业集聚现象。本文也仅是从劳动力要素流动、市场规模概念来理解中国产业集聚现象。

1、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产业集聚的解释

新国际贸易理论（krugman and venables，1990）的模型结构如下：存在地区1和地区2，各个地区都有制造业和农业部门，其中制造业部门生产的是具有规模报酬递增的有差异性产品、农业部门生产的是常规模报酬的同质农产品。同时，该模型还规定，地区1为核心地区，它占有世界资源禀赋的60%，而地区2为区域，它占有世界资源禀赋的40%，但两地区的人口也分别为60%和40%，因此任何一地区没有相对比较优势。这时，我们发现地区一体化进程（即地区贸易存在运输成本的反义）与地区生产结构存在一种非线性的对应关系。当一体化水平处于中间水平时，核心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超过它的要素禀赋份额60%；而当一体化水平很低时（即没有发生贸易往来、制造业产品在地区间的运输成本很高），各地区为满足当地需求而处于自给自足水平，其制造业份额等于其要素禀赋份额；当一体化水平很高时，地区间的专业化分工选择又取决于各地区要素的价格差异，地区制造业份额又回到要素禀赋份额（图1）。

上述一体化与地区制造业份额之间的机理可以描述如下。当处于一体化水平低时，各地区市场厂商的竞争取决于产品市场的竞争，当产品市场竞争激烈时，迫使一部分厂商退出。

当一体化水平增强时，两地区发生贸易往来，由于制造业的报酬递增使然，地区1生产的产品开始运往地区2并在地区2市场份额开始增多，从而缓解了地区1的产品市场竞争，同时也意味着地区1的厂商利润开始增多，进而吸引了更多的厂商进入，由于规模经济最终导致地区1的制造业份额超过了其要素禀赋份额。但是随着一体化水平更进一步提高，地区1厂商对要素需求量进一步增多时，地区1的要素价格上升增长较快，迫使一部分厂商被迫转移到地区2，此时地区2的制造业份额开始上升并趋向其要素禀赋份额，地区间的要素价格差异也随之消失。

新国际贸易理论对中国产业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集聚的含义是，由于东部沿海地区市场规模远远高于其它地区，外部投资者一般倾向于这一区域投资，同时由于制造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性质和地区一体化水平达到中间水平时，[2]制造业的产出份额高于其资源占有份额，使该区域成为制造业对其他区域的净出口者，并使产业在这一区域发生了温和的集聚。但不可否认，新国际贸易理论的最大缺陷是决定制造业份额的源头仍是外生给定的要素禀赋差异，忽视了内生的劳动力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对产业集聚影响，而新经济地理学则避免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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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研究结论对理解不断扩大的地区差距和西部开发有极强的启示意义：

第一，按照倒“U ”字型曲线，只有不断加快地区间的一体化进程，并持续将一体化推到非常高的水平，核心区的产业才有可能向区域扩散。在倒“U ”字型最高点之前，任何地方市场分割与保护，都是对中西部当地政府和经济有利的和理性的，也有利于缓解地区差距的进一步扩大。因此，中西部地区和中央政府面临着两难的选择，如果支持当地政府设置贸易壁垒障碍，在短期内可能会延缓地区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看是放慢了产业从集聚到扩散的到来；如果加快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则在短期内一定会加快地区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看是加快了产业从集聚到扩散的到来，从而缩小地区差距。

第二，中西部地区劳动力跨省流动对沿海地区的产业集聚有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又减缓了自身的工业化进程。因此，如何创造“软环境”使中西部农村劳动力向当地城市转移可能是今后西部开发应着力解决的问题。只有当中西部地区拥有自己的强大制造业，东西地区的制造业份额才有可能趋同、地区差距才有可能缩小。

参考文献：

范剑勇、杨丙见，2002：《美国早期制造业集中的转变及其对中国西部开发的启示》，《经济研究》第8期。

范剑勇、张涛，2003：《结构转型与地区收敛：美国经验及其对中国的启示》，《世界经济》第1期。

范剑勇、朱国林，2002：《中国地区差距的演变及其结构分解》，《管理世界》，第7期。

袁志刚、范剑勇，2003：《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化进程及其地区差异分析》，《管理世界》第7期。

范剑勇，2003：《产业集聚与地区差距：来自中国的证据》，第三届新制度经济学年会论文集（云南省丽江，2003.8），第三届中国经济学年会入选论文（复旦大学，2003.12），《中国社会科学评论》（2003年第3期）。

范剑勇，2002：《地理条件与中国地区增长差异，1978－99》，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学位论文，复旦大学研究生院。

Kim ，Sukkoo，1998，Economic Intergration and Convergence ：U.S.Regions，1840-1987，。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 58，No.3：659-683

Krugman ，P.R.（1991）：Increasing returns and economic geography.Journal ofPolitical Economy ，99（3）：484-499.

Krugman ，P.R.，Venables，A.J.（1990），Integration and the competitivenessof peripheral industry.In C.Bliss and J.Braga de Macedo （eds ）Unity with Diversityin the European Community.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uga，D.（1998），Urbanization patterns ：European versus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Journal of Regional Science ，38（2）：231-252.

注释:

[1]除直辖市（未包括重庆）外，剩余五个地区包括：（1）、东北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省；（2）、东部沿海各省：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海南省；（3）、中部省份：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和江西省；（4）、西北地区：内蒙古、陕西、宁夏、甘肃、青海、新疆、；（5）、西南地区：四川、云南、贵州、广西、重庆。

[2]我们判断国内地区一体化水平达到中间水平是基于以下理由：第一，中国是一个独立国家，地区间没有太大的贸易障碍；第二，由财政体制引起的地方市场分割又是不争的事实。有关地方市场分割所产生的对国内经济一体化的消极影响已有多位学者研究，如Poncet（2002）认为中国地区市的市场分割已经使中国地区间的贸易壁垒水平相当于目前欧盟内部各国之间的关税水平、美国与加拿大之间的关税水平；魏后凯（2001）认为市场分割使得各地重复建设严重、制造业的市场结构呈现出规模狭小的“原子型”市场结构；郑毓盛、李崇高（2003）认为地方分割使得宏观技术效率低下，体现为各省产出结构与省际间要素配置不合理。

[3]图5为1999年数据，其余年份的份额都大致相同。

[4]这种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劳动力对流出地经济造成的影响可能是，延缓了流出地制造业的发展。而这正是图2所揭示的经济学含义。

[5]这里一个重要前提条件是，广东与周边地区的一体化进程还不非常高或处于中间水平，导致广东的产业没有向周边地区扩散。这与中国现实中的地方保护是非常吻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