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利维斯小说批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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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利维斯是二十世纪饮誉全球的英国著名批评家，倡导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方法，强调文学的道德批评使命。他以四十余年的教学与批评实践为后人留下了丰厚的小说批评遗产――《戴・赫・劳伦斯》（1930）、《伟大的传统》（1948）、《小说家劳伦斯》（1955）、《小说家狄更斯》（1970）和《思想、话语和创造性――劳伦斯的艺术和思想》（1976），重新改写了英国小说史，捍卫和传承了英国的文化传统，推动了文学鉴赏的发展。回眸这段难忘的批评史，对于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化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迪和借鉴意义。

一

《戴・赫・劳伦斯》、《伟大的传统》、《小说家劳伦斯》、《小说家狄更斯》、《思想、话语和创造性――劳伦斯的艺术和思想》这些小说批评论著呈现了利维斯小说批评的主要成就，在其中，利维斯着重论述了英国小说史上六位作家――简・奥斯丁、查理斯・狄更斯、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和戴・赫・劳伦斯。在利维斯看来，他们堪称真正的小说大家，他们即是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之所在。

利维斯把简・奥斯丁誉为“英国小说伟大传统的奠基人”，对这位十九世纪早期英国女作家赞誉有加。在他看来，尽管奥斯丁师承他人，然而她与传统的关系却是创造性的，从而“提供了一个揭示原创性本质的极富启发意义的研究对象”。［１］更重要的是，虽然奥斯丁的小说情节是精心设计出来的，然而，“她对于‘谋篇布局’的兴趣，却不是什么可以掉转过来把她对于生活的兴趣加以抵消的东西；她也没有提出一种脱离了道德意味的‘审美’价值。她对于生活所抱的独特道德关怀，构成了她作品里的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的原则……假使缺少了这一层强烈的道德关怀，她原是不可能称为小说大家的”。［２］不过，由于利维斯夫人此前已发表了《简・奥斯丁创作批评理论》等论文，因而利维斯并未对奥斯丁展开充分的论述。

倘若没有利维斯的出色研究，乔治・艾略特就不可能在文学史上享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利维斯敏锐地从乔治・艾略特的道德关怀入手，对其作品归纳出了一个连贯一致的总体评价。利维斯认为，艾略特之所以堪称小说大家，原因在于“在她至为成熟的作品里，以前所未有的细腻精湛之笔，描写了体现出‘上等社会’之‘文明’的经验老到人物之间的人际关系，并在笔下使用了与她对人性心理的洞察和道德上的卓识相协对应的一种新颖的心里描写法”。［３］在利维斯看来，如果说艾略特的早期作品多半取材于对儿童和少年时代回忆的话，那么，从《费利克斯・霍尔特》、《米德尔马契》开始，她的创作就超越了个人意味，进入独创性作家之列，他甚至断言，就表现“生活本身的灵魂”而言，艾略特最好的作品里“有一种托尔斯泰式的深刻和真实性在”。［４］

利维斯把亨利・詹姆斯的作品纳入英国文学来讨论，当然不是无视他的美国血统，而是为了强调詹姆斯从奥斯丁和艾略特的小说中汲取了丰厚的营养。他高度评价了《一位女士的画像》和《波士顿人》等作品，声称前者是“詹姆斯最最杰出的成就，也是英语语言里伟大小说中的一部”，而后者“确是一本内容丰富、充满智慧而才情洋溢的奇妙之书”。［５］究其原因，就在于这些小说所呈现的“生活的丰富性”，在于他的小说艺术“源于他对生活所抱的极其严肃的关怀”。［６］因此，在利维斯看来，就他的前期创作而言，詹姆斯的小说无疑属于这一“伟大传统”的经典之作。然而，利维斯却对詹姆斯的《鸽翼》、《专使》和《金碗》等后期小说不以为然。他指出，由于过于专注技巧，詹姆斯丧失了对生活的识别力，不知不觉将自己的道德关怀搁置起来。在此情况下，詹姆斯的后期小说便为技巧所累，变成了复杂的拼字游戏和迷宫，缺乏人生的意义，他的艺术总的说来是“合成式”的，而不是真正的充满“诗意”。由此可见，利维斯的评价是与珀西・卢伯克的《小说的技巧》（The Craft of Fiction，1921）所持的见解截然对立的。

论及约瑟夫・康拉德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利维斯赞誉他“位于英语――或任何语言――中最伟大的小说家之列”。［７］在他看来，《诺斯特罗莫》之所以值得称道，是“在那坚实而生动的具体性上，籍此，种种具有代表性的立场和动机，以及令它们彼此之间相互作用的丰富形态布局，都得到了形象的再现”。［８］利维斯同时还指出，这位波兰出生的小说家之所以选择英语写作，既是因为他看中了这一语言的鲜明特色，又是由于它与道德传统的密切关联。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于艺术的兴味――与简・奥斯丁、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一样，他也是个‘形式’和方法的创新者――也是为对于生活所抱的一种极其严肃的兴味服务的”。［９］不过，利维斯对康拉德并非一味的推崇。他指出，《黑暗的深处》原本通过“客观对应物”，获得了一股再现氛围的力量，但由于康拉德爱用“不可思议”、“不可想象”、“无法形容”等糟糕的词语予以强调，结果大大损害了具体描写所产生的效果。

1930年出版的《戴・赫・劳伦斯》集中体现了利维斯对劳伦斯研究的早期成果。在其中，利维斯不仅对劳伦斯的小说作品从整体上作了一个全面的回顾，而且重点评述了劳伦斯不同时期的作品。这些早期评论的价值就在于，它坦然地面对解读劳伦斯作品所遇到的困难，并确定了进一步研究的方向。在《伟大的传统》中，虽然利维斯把劳伦斯视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天才巨人”，赞誉“他代表的是生机勃勃且意义重大的发展方向”，并断言“他在形式、手法和技巧上是个非常大胆而且激进的革新家，而驱使他去发明和实验的，则是他对生活所抱的至为严肃而迫切的关怀”，［１０］但在《伟大的传统》中，他却未给劳伦斯留下多少篇幅，其评价也多停留在浮泛的溢美之词上。直到后来完成《小说家劳伦斯》一书，利维斯才弥补了这一缺憾，在后一著作中，利维斯坚定而清晰地指出“劳伦斯首先是伟大的小说家，是最伟大的小说家当中的一个，他正是主要以英语文学传统中的第一流小说家的身份而留名于世的”。［１１］他尤其推崇劳伦斯的《虹》和《恋爱中的女人》，把它们看作是这位作家最伟大的小说。此后，利维斯对劳伦斯的思考仍在进一步深化，在《思想、话语和创造性――劳伦斯的艺术和思想》一书中，利维斯把劳伦斯当作20世纪在语言运用上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的典范，明确地宣称，只有伟大的创造性作家的见解才是最重要的；而数学的那种推理性的见解已经把人类带进了死胡同。利维斯由此强调指出“英语有着伟大的文学，以至于人们能够说，在那些最为重要的创造性作品中，人们可以发现英语那最为完美的运用”。［１２］也就是说，1955年利维斯在《小说家劳伦斯》中所秉持的标准在《思想、话语和创造性――劳伦斯的艺术和思想》中再一次得到了确认。

我们将利维斯的狄更斯评论放在最后来加以评述，是因为这位批评家对狄更斯的评价常常前后抵牾，颇为矛盾。在《伟大的传统》一书中，他一方面认定，狄更斯不过是“一个娱乐高手之资”，缺乏“一种持久而非同寻常的严肃性”；［１３］另一方面，他又将《艰难时世》称作一部“道德寓言”，把它视为狄更斯创作天赋的集中体现。直到《小说家狄更斯》一书中，利维斯才重新修正了自己的早期批评，以聪睿的感知力和精彩的论证方法把狄更斯誉为仅次于莎士比亚的创造性作家，高度赞扬了《小杜丽》所体现的批判精神：“在这部创造性杰作中，他表达了对维多利亚时代文明的批判。从更严格的角度说，狄更斯所憎恨的是有克伦南姆家的住宅所象征的社会的精神特质，而这种精神特质所表达的是对自发的、真实的、富有创造力的生活的反感……”［１４］由此也表明，正是由于厌恶工业进步所造成的种种社会弊端，利维斯才深情向往工业文明之前那个温情脉脉的、“有机共同体”的英国社会。而这一点，与他对康拉德笔下“商船社传统”的肯定，或是对劳伦斯创作倾向的赞赏一样，都是基于同样的文化批判精神。

二

纵观利维斯的小说批评，“道德关怀”、“肯定生活”、“伟大的传统”和“成熟性”是其中经常出现的基本概念，它们也是利维斯在评价伟大的小说家和作品时所依据的标准，在操作上具有颇强的可行性、开放性和灵活性。因此，梳理和诠释它们的丰富内涵，对于正确认识利维斯的小说批评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道德主题在英国文学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作为20世纪英国文学批评的主将，道德关怀也是利维斯衡量一部作品的重要尺度之一。尽管在通常情况下，利维斯并未对这一概念加以明确界定，但是我们还是能够从他的字里行间捕捉到它的基本内涵。

在《伟大的传统》的开篇，利维斯就试图说明道德关怀与形式、生活与艺术之间的正确关系。他指出：“简・奥斯丁的情节，……才是被非常‘精心刻意’垒出来的。然而，她对于‘谋篇布局'的兴趣，却不是什么可以被掉转过来把她对于生活的兴趣加以抵消的东西；……她对于生活所抱的独特道德关怀，构成了她作品的结构原则和情节发展的原则，……”［１５］可见，利维斯拒绝把艺术与生活、审美形式与道德关怀割裂开来。在《伟大的传统》中，当解释康拉德为什么是比福楼拜更伟大的小说家时，利维斯作出了几乎同样的解释。他写道：“康拉德拜法国的大师们为师，属于福楼拜的传统；但他却是比福楼拜更加伟大的小说家，因为他对于人性的关注更广更深，他的道德关怀也更加强烈……他的谋篇布局致力于具体展现一组具有代表性的极端立场态度，并把他们组织好，以便揭示出每一种立场相对于人类生活的整体意义而能有的蕴涵。这里起作用的戏剧化想象，乃是一种高度的道德想象，其活跃生机不可分割地就体现在评价和判断中。”［１６］因此，在利维斯看来，《诺斯特罗莫》是一部卓越的“道德化的寓言”，它的结构万象辐辏，其每一个形象和情境都在一种高度的道德想象中获得意义。我们应当认识到，正像当年马修・阿诺德所谓的“道德观念”并不意味着诗人可以进行枯燥乏味的说教一样，对利维斯所说的“道德关怀”和“道德布局”，我们也必须予以恰当的理解，任何简单、粗暴的理解，都会抹煞利维斯的远见卓识，甚至会把他为重估英国小说传统而作的努力看作是一种徒劳之举。

利维斯始终强调，一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同作家对生活的肯定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伟大的传统》开篇，利维斯就阐明了他的这一批评标准：“所谓小说大家，乃是指那些堪与大诗人相比相埒的重要小说家――他们不仅为同行和读者改变了艺术的潜能，而且就其所促发的人性意识――对于生活潜能的意识而言，也具有重大的意义。”［１７］在这里，利维斯提到了艺术的潜能与生活的潜能两个评价标准。但纵观他的小说批评，我们不难发现，利维斯真正考虑并经常提到的却是生活的潜能。这一点，可以从他对詹姆斯后期作品和乔伊斯的评价中得到证明。今天，或许没有人会对詹姆斯的后期作品和乔伊斯的《芬尼根的觉醒》所表现出的高超技巧表示质疑，因为毫无疑问，它们都是探索艺术潜能的典范。而利维斯却认为，这些作品所体现的只是艺术技巧上的花样翻新，却把艺术和生活分割了开来，这显然无助于促进小说对生活潜能的开掘，因而也不可能促进艺术的提高。显然，利维斯在此所要表达的是，只有积极肯定生活的艺术，才能被称为伟大的艺术。就像马修・阿诺德把文学看作是对生活的批判一样，利维斯把文学看作是对生活的肯定。

利维斯把小说看作是道德寓言、是对生活的肯定，所有这些概念都受到另一个重要概念的支撑，这就是小说中的“伟大的传统”。这是一个关于小说历史的概念。他指出：“伟大的传统中仅包括为数不多的几个真正大家。”“如此这般强调为数不多的几个出类拔萃者，并不是要淡视传统；相反，理解传统之义正该由此入手……而本着我在这里提倡的精神去找出小说大家，则意味着树立一个更加有用的传统观（并且承认关于英国小说历史的那个约定俗成的观点须作重大修改了）。传统所以能有一点真正的意义，正是就主要的小说家们――那些如我们前面所说那样意义重大的小说家们――而言的。”［１８］利维斯对于简・奥斯丁在这一伟大传统中所起作用的论述，则清楚地说明了传统这一概念的来源：“这里，我们便看到了英国文学史上的一条重大脉络：理查逊――范妮・伯尼――简・奥斯丁。说其重大乃是因为简・奥斯丁在真正大家之列，自身亦是其他大作家身后背景里的要员……实际上，就师承他人而言，简・奥斯丁提供了一个揭示原创性本质的极富启发意义的研究对象，而且她本身就是‘个人才能’与传统关系的绝佳典范。假使她所师承的影响没有包含某种可以担当传统之名的东西，她便不可能发现自己，找到真正的方向；但她与传统的关系却是创造性的。她不单为后来者创立了传统，她的成就，对我们而言，还有一个追溯的效用：自她回追上溯，我们在先前过去里看见，且因为她才看见了，其间蕴藏着怎样的潜能和意味，历历昭彰，以至在我们眼里，正是她创立了我们看见传承至她的那个传统。”［１９］在《伟大的传统》中，利维斯只提到五位作家构成了英国小说的伟大传统。但到了1952年，他却声称：奥斯丁、狄更斯、霍桑、麦尔维尔、艾略特、詹姆斯、康拉德和劳伦斯是莎士比亚的继承者。不仅霍桑和麦尔维尔等美国作家被视为这个传统的一部分，而且狄更斯得到了他的肯定。而在1955年出版的《小说家劳伦斯》一书中，利维斯再次扩大了这支队伍，将奥斯丁、艾略特、狄更斯、霍桑、麦尔维尔、詹姆斯、马克・吐温、康拉德和劳伦斯都置于伟大的英语小说作家之列。由此可见，随着岁月的推移，利维斯也不断改变着对这一传统的看法。

在《伟大的传统》中，利维斯也反复使用“成熟性”一词，并以此作为评价那些伟大小说家及其伟大小说的标准。而这些针对不同小说家及其作品的评价，也为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一批评标准的丰富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线索。在利维斯对艾略特所作的分析和评价中，“成熟性”更是他所倚重的一条重要标准。在点评《弗罗斯河上的磨房》时，利维斯找到了足以证明乔治・艾略特在小说创作上还不成熟的有力证据。在利维斯看来，这种不成熟的标志就是缺乏智性，或者智性遭到搁置。正如利维斯所指出的：“《弗罗斯河上的磨房》最引人注目的特征，当然还是那与很强的自传成分连在一起的东西。它给我们的感觉是一种情绪性的调子。我们感到有一种迫切之情、一种激荡之声、一种个人意味的感应共鸣，提醒我们注意到小说里有个直拉拉的作者的身影……然而实情正是如此：情绪性的特征体现了乔治・艾略特内心的东西，是一种需求或饥渴；它隐隐地陪伴着她的智性，动辄取而代之，主导大局。”［２０］由此不难看出，在利维斯看来，情绪性的东西正是艺术上尚不成熟的明显标志。利维斯接着评论道：“对一位小说大家，我们要求的是，也应该要求，更多的东西。‘同情和领悟’是人们通常用来赞扬她的话，可是，她没有表现出来的恰是一点真正意义上的领悟二字。领悟稚嫩意味着要把它与成熟的经验联系起来‘评定’它，不管带有怎样微妙的弦外之音。”［２１］也就是说，成熟包含着一种领悟和镇定。在解释艾略特的小说艺术何以优于詹姆斯的艺术时，利维斯实际上对“成熟性”作了进一步说明。在利维斯看来，所谓“成熟性”也意味着“复杂性”、“完整性”和“真实性”，“艾略特笔下的加思科因先生所体现出来的这种复杂性和完整性，……相比之下，詹姆斯对基本是同样一个世界所作的描绘，便让人觉出是排除了许多东西而大大简化了的。他的艺术固然是精湛微妙之道，他也有反讽之意，但这反讽却并不意味着万象包容――可以充分而具体丰满地表现真实的复杂性；它也并不表明就是一个复杂的评价过程……但与艾略特的相比，在真实性（这个词在这里的含义非常明白，耐人寻味）上的差距便不可以道里计了。他是在作理想化的描述，而这样一种理想化就是对大量的真实视而不见，也不闻不问”。［２２］由此可见，在利维斯的批评术语中，“成熟性”、“具体性”、“复杂性”、“完整性”、“真实性”常常是可以互换使用的，他经常使用这些批评术语中的任何一个，来赞美自己所仰慕的文学作品。尽管这些术语的内涵不尽相同，但都意味着对现实的一种深刻的把握和领悟。

三

从今天来看，利维斯的小说批评当然存在着诸多缺憾。一方面，利维斯是一位热衷于文本而鄙薄理论概括的批评家，他虽然致力于改写英国小说史，但却缺乏系统的理论建构，也极少对自己的专门用语作出明确界定。因此，他的批评见解往往淹没在大量的文本分析之中。另一方面，利维斯对某些作家作品的认识常常前后抵牾，对一些卓越作家也作出了不公正的评价。凡此种种，不能不令人为他的武断和褊狭而感到惋惜，但他的文学批评中的确富有宝贵的文化守望和卓越的文学洞见，那无疑是后来者应该感激和珍惜的财富。

那么，在当今的批评语境和文化氛围下，重温利维斯，对我国的文学批评和文化建设意义何在呢？

这种意义是由我国现在文学批评的现状决定的。20多年来，各种西方文学理论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对我国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应当承认，各种理论潮流的译介，固然极大地拓展了我们的理论视野，但时下学术界的种种理论时尚也破坏了人们文本阅读的兴味，甚至搅乱了读者对文学原著的感受力和判断力，模糊了人们对文学批评真义的理解。在这种情况下，某些理论研究往往脱离文学现象本身，甚至试图以理论探讨取代文学批评，以意识形态的批判取代对作家作品的具体分析，以致将文学批评这一园地变成了各种理论厮杀的战场，由此造成的一个结果，便是所谓文学批评的危机。究竟文学研究如何回归文学，回到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分析、阐释和评价，重新帮助我们认识文学的价值，在这方面，利维斯的文学批评虽然并非完美无缺，但为我们指明了一条正确的批评道路。

在我们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大众娱乐向文化传统步步紧逼、理想与现实纠缠不清的后工业时代，英国作为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后工业时代的社会和文化危机在英国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优秀的文学在很多普通的英国民众那里仍能得到鉴赏和喜爱，这无疑要归功于英国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制度。因此，反思利维斯所捍卫的文化传统，反观我国的文化现状，应该不算多余。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我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就是：大众文化凭借其无可比拟的娱乐和巨大的解构功能，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占据了社会主流文化的地位，并开始全方位地影响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大众文化氛围中生活的人们，在思维模式、审美观、学习方式、道德观念、价值观等方面都显现出大众文化现象的表征：审美追求日益感性化，阅读个性日益丧失。中国作为一个尚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虽然无法照搬英国的模式，但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必须捍卫、保护和发展优秀的传统文化，富有良知和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与其追随西方日新月异的理论更替，倒不如审视现实，做一些切实而有益的事情，以推动民众智识层次的提高和现实境况的改善。这或许是英国的思维方式和文化主义的传统给我们的最大启示。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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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教育厅科研课题，项目编号Y2009096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