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天下无贼》看冯小刚贺岁片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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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小刚的贺岁电影具有巨大的商业票房号召力，也逐渐成为本土电影一个知名的大众文化品牌。本文仅从冯小刚的贺岁片《天下无贼》来探求冯氏电影的特点。体现在冯氏电影中比较突出的几个特点：1.商业性；2.人物的选择；3.语言的运用；4.叙事的游戏性。
冯小刚贺岁片为中国电影带来了一个新的模式，他在保持原有贺岁片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有其自己的特点。下面我们就从《天下无贼》这一影片来观其特点，其特点主要表现在：
一、商业性
冯小刚贺岁片的一大特色就是商业性很强，其中商业广告的运用更增强了其影片的商业色彩。在《天下无贼》中，出现了大量的广告，可以说是符合中国特色的电影营销模式的。置入式广告在此片中的运用可谓登峰造极，宝马汽车、诺基亚手机、HP笔记本电脑、佳能摄像机、长城油……无一不在影片中出现、演绎。在《天下无贼》中，片中演员使用的手机一律是其赞助商诺基亚的产品，剧中有这样一幕：男主角偷了一大堆手机，其旅行袋一被打开，特写镜头马上拉到了一部又一部的诺基亚手机上。这个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在影片推出广告的同时，也加大了影片的商业化色彩。影片中此类广告比比皆是。电影中的广告以道具的形式呈现出来，广告信息也悄悄地进入消费者的脑海中，而这种以娱乐形式的进入方式，也让消费者以一种娱乐的心态去接受，从而达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广告效果。
《天下无贼》仅置入式广告收入就达到4000万元，这对于国内大多数影片仅靠在上映之后，利用影片所衍生的一些边际效应，抢搭便车出书、出VCD赚点零用钱的方式，实在是高明得多。电影制作者将商品转化为电影元素的一部分，使商品的广告融入情节当中，甚至成为情节发展的必要道具。由此一来，商品的广告也就不再商品味十足，而是在生活化的电影情节中使观众更容易接受与信任商品所传达的信息，观众并不会过于追究虚构的情节，但由电影中的道具而给消费者带来的品牌印象与好感却难以磨灭。置入式广告是一个电影制作者和商品厂商达成共赢的重要形式。而冯氏贺岁片也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冯小刚毫不讳言自己的电影是商业电影，他不是被动地适应市场，而是主动地引导市场。冯小刚内心有明确的观众情绪和市场理念，由于长期的电影实践和创作实践，使他能准确地把握观众的思想倾向、情趣爱好和情感状态以及电影市场的热点、共性，并主动地将其作为影片的表现内容。从票房开始，他就看观众喜欢什么就操作什么，他的创作是架构在观众和市场需求基础之上的。他明确地宣称：“更多的时候我是一个观众，我不是一个导演。”
冯氏影片通过形象生动的剧情与观众产生共鸣，影片特有的群体效应更容易引发消费者的从众心理，如果电影深受观众的喜爱，那么通过电影所传达的信息也就容易被观众接受，影片中出现的商品也就更能为观众所认同，从而形成一种独具渗透力的广告形式，实际上也就实现了商品最有效的广告宣传。一部影片的生命周期很难估量，因为影片对观众带来的影响往往是深远的，影片往往在结束之后还将通过光盘、图书等形式延续，通过版权的交易也可以使影片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而影片中的置入式广告也将无限期无限量地伴随着影片进行传播，广告效益也就不仅限于当时，而往往可以绵延数年。置入式广告的成功，证实了冯氏电影的魅力。
二、人物的选择
冯氏贺岁片在其人物选择上有其独具匠心之处，他通常的做法有：
1.演员多选明星
在选择演员时，他的贺岁片是“铁打的葛优，流水的女主角”。他解释说：“找葛优拍贺岁片并不是一厢情愿，而是观众需要，观众需要葛优，我就用葛优。而为什么不停地换女主角呢?因为葛优很受观众喜爱，但演员不变，又怕观众会疲劳，所以我们就换女主角。”因为葛优很受观众喜爱，所以他的剧本有时就是给葛优量身定做的，这样不仅葛优演起来得心应手，观众看起来自然流畅，演员与角色也浑然一体。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冯小刚在拍摄电影时是把电影的商业性放在第一位的。
另外，冯小刚深谙商业电影演员不光要演技好，还要“名声”响，即明星的票房号召力。“在无明星的情况下，电影的吸引力主要来自故事、场面与演技等电影自身的要求。也就是说，观众之所以进行看电影这种活动，是为了消费影片既有的文化价值，即欣赏电影本身，电影内在的质量是产生商业效益的基础。而在有明星的电影中，情况就不同了，电影的吸引力不仅来自影片本身，而且来自明星的魅力。”观众注意电影的表演，把演员当作角色来看，沉浸在角色的世界里，观众痴迷的并不是演员扮演的是什么样的角色，而是演这个角色演员本身的形象和个性魅力。商业电影往往以相对固定的类型形象来演绎类似故事的本色演员，特别是更具有个性魅力和明星气质的本色演员，经常是诱使观众仅仅为了欣赏他们的形象和表演走进电影院。在《天下无贼》中有葛优扮演的黎叔，有刘德华扮演的王薄，有刘若英扮演的王丽，还有许多角色也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演员来出演，其明星的阵容可谓强大。
2.角色多为小平民
冯小刚的影片中表现出明显的平民追求。冯小刚自己就经常强调：“我是一个平民导演。”就他的贺岁片而言，平民的想法不仅是对导演身份的定位，更重要的是对他影片特质的把握。冯小刚的影片不论从价值判断还是审美趋向上，都表现为平民性。他的贺岁片以普通市民易于接受的常规叙事为主，又稍作创新，对市民生活进行原生态叙述，敏锐地把握住了现代都市人的情感走向和心理纹路，将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中的诸多尴尬、无奈、愤怒等负面情绪在一个叙事中尽情嘲讽和拆解，以造梦的方式使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到满足。影片中的主人公多为小人物，既有世俗的一面，也有高尚的操守。普通市民人物适合成为观众俯视与共鸣的对象。观众通过观看低于自己或跟自己相近的人物受罪受气，享福享乐而产生安全感、共鸣、同情和满足。《天下无贼》中盗贼、大款、劫匪、农民、僧侣一齐上阵。扒窃团伙首领黎叔，为了生存退至人性的边缘；纯朴农民和贼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现实生活中普遍的社会现象。作为冯氏贺岁片中最为稳定不变的角色是生活在北京大院的小人物，《甲方乙方》《不见不散》和《大腕》里，他们都是长相普通、自我奋斗而又善于助人的平民人物，甚至还有一些世俗的性格缺点。角色总体上以北京平民形象为主，且深得人心，成为公众以平民姿态对待生活的代言人。
三、语言的运用
冯小刚电影的语言是生活化的语言，在嬉笑怒骂中折射出小平民对生活的态度以及对生活特有的一种解读。
冯小刚影片的语言受王朔语言的影响较深，其调侃意味也不言而喻。他本人曾说：“我常采用的一种幽默感的手法，实际上是我向王朔学的，我掌握了这种反讽语言的要领，可以举一反三地发挥出来。”而冯小刚确实也做到了，他的语言在影片放映时很快就会成为流行话语。如： 《手机》的“审美疲劳”“做人要厚道”。《天下无贼》的“我本将心照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些语言不仅是冯小刚在王朔语言基础上进行的再造，更是他站在平民角度对生活的一种诠释。
更多的时候，冯小刚影片仿佛是由若干小品拼贴起来的组合体，即仿佛是串接起来的一个个富于喜剧特色的小品或小品片段，以小品拼盘的姿态制造出人意料的笑料。《天下无贼》里黎叔喊出的“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有组织，无纪律。”这些语言片段往往能够迅速唤起观众的政治记忆，冯小刚把那个年代的政治组织话语与盗贼话语错接与杂糅，小偷与政治家的嫁接，让观众发出会心的大笑。为了求证天下无贼的童话，傻根竟然放开嗓门对着车站大喊：“你们谁是贼?站出来瞧瞧!咋样?没有吧。”这些话语产生一种出人意料的呼唤，远离了城市的功利与斗争，给人一种会心的微笑。它像制造的一些包袱，在适当的时候不经意地抖开，产生喜剧的效果。冯小刚就是这样用丰富的语言来创造幽默，为他的影片又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叙事的游戏性
冯小刚说：“我们往往使用的一个手段是反向的思维，是把一个东西给颠倒过来看，这样便思路大开。一个人对这个事该哭你就让他哭，你的想象力也就这样，只是哭得生动或不生动而已。一旦你用笑的方式来处理，效果便大不一样。”
《天下无贼》不仅整个故事架构在游戏的思维和形态上，主要的情节片段也是以游戏的方式来叙述的。其一，电影开始时是处在一片平静当中，各人各司其职。刘总的妻子一出门，平衡打破，刘总露出贪色的本性，开始对“老师”王丽进行侵犯。王薄拿着摄像机的出现，关系被颠倒，侵犯者变成了被敲诈者，由强势转为弱势。有权势的人在作恶时，被恶人的手段征服。其二，整个影片的中心人物傻根为了把修庙挣来的六万块钱带回老家，他怀着一种人心皆善的理想，看见每一个人都是好人，都不是贼，而单纯无知的他成为了扒窃团伙的目标。“羊”被“狼”吞食的命运由于王丽的出现而有了转机，于是演绎出一个更为有意思的故事。其运用的手法是让感情战胜理智，王薄做了一件违背本意的事情，他认为没有必要保护傻根的工钱与扒窃团伙作对，应让他了解社会的复杂性。警察的出现，必然保护弱小民众，必然与恶水火不容，但警察并不能时时洞察贼的动向，在黎叔偷走傻根钱的时候，只有同样作为贼的王薄，为了迁就王丽的情感而改变初衷，从一个小偷转变成为一名英雄，以死的代价换取了恋人和未出世的孩子的自由。在整个故事情节中，傻根是绝对善的代表，在他眼里每一个人都是好人，因此他对任何人都不设防，不了解世道的险恶，所以会被现实欺骗。王丽、王薄是贼，但却还没有失去良知，在与傻根这个善良而无知的弟弟的交往过程中，他们完成了自身的转变，找回了良知，与恶的代表进行较量。
冯小刚以自己独到的方式给中国的贺岁片打上了极富个性色彩的烙印。《天下无贼》是冯小刚摆在文化餐桌上的精美的拼盘，让我们浅尝辄止，从中回味。冯小刚贺岁片为我国的电影市场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它有效地利用了我国的传统习俗，在影片放映档期上做文章，可观的票房收入和广泛的社会好评，为我国近年来电影市场带来一线生机，是电影走向市场的一种尝试。对于冯小刚而言，这是一次不可重复的艺术之旅；而对中国电影来说，它又为中国商业电影的探索与发展提供了思考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