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与佛印交游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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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苏轼一生爱与佛教人士交游，苏轼与佛印之间发生的诸多故事大多为小说家言，但也并非一点根据没有：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与佛印开始交往；离黄赴汝期间，苏轼路经润州与佛印交往最为密切；元时期，苏轼与佛印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苏轼与佛印之间之所以会产生诸多故事，既与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有关，也与两人的性格有关。
关键词：苏轼与润州；苏轼与佛教人士；苏轼交游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3）04-0104-05
金山、焦山为我国佛教胜地，苏轼一生爱与佛教人士交游，十数次途经润州，留下了与润州众多佛教人士交往的佳话。苏轼与佛印之间的传说故事最多，胡莲玉《苏轼、佛印故事在戏曲小说中的流传及演变》（载《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3年第9期）认为，苏轼与佛印之间的传说故事大多为小说家言，不能完全当真。笔者认为，苏轼诗文是研究苏轼交往史的最可靠证据。笔者拟从苏轼诗文入手，探究苏轼与佛印的交往，以就教于方家。
佛印主持金山始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年）（见《释氏宝鉴》卷十），宋哲宗元三年（1088年）兼主持焦山（见《焦山志》了元焦山十六题诗并序）。苏轼后7次路过润州与佛教人士的交往，主要是与佛印交往。根据笔者统计，苏轼写给佛印的书信共15封，诗5首，文牍6篇Ⅲ。这个数量不只在润州佛教朋友中算最多的，在苏轼一生交往的佛教朋友中也算多的，仅次于参寥。考苏轼诗文，苏轼与佛印的交往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贬谪黄州期间，苏轼与佛印开始交往。
苏轼与佛印何时开始交往，研究者一直没有比较明确的说法。胡莲玉语焉不详，赵丹琦认为是元丰七八年间。实际上，从苏轼诗文集保留的与佛印有关资料看，至少在元丰三年苏轼就与佛印开始交往，并保持了比较密切的联系。
大约元丰三年（1080年）六七月间，苏轼与佛印开始交往。据《与佛印十二首（之一）》：“归宗化主来，辱书，方欲裁谢，栖贤迁师处又领手教，眷与益勤，感怍无量。数日大热，缅想山间方适清和，法体安稳。云居事迹已领，冠世绝境，大士所庐，已难下笔，而龙居笔势，已自超然，老拙何以加之。幸稍宽假，使得款曲抒思也。昔人一涉世事，便为山灵勒回俗驾，今仆蒙犯尘垢，垂三十年，困而后知返，岂敢便点名山！而山中高人皆未相识，而迎许之，何以得此，岂非宿缘也哉。向热，顺时自爱。”这是目前可考苏轼与佛印最早的交往记录。从“数日大热”看，当在六七月份，孔凡礼《三苏年谱》据此定为约作于到黄之初，即元丰三年（1080年）六七月间。据《与佛印十二首（之四）》：“专人来，辱书累幅，劳问备至，感怍不已。腊雪应时，山中苦寒，法体清康。一水之隔，无缘躬诣道场，少闻謦款，但深驰仰。”元丰四年他们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
元丰五年（1082年）正月，苏轼与佛印曾相见，“梦想高风，忽复披奉，欣慰可知。但累日烦扰为愧耳。重承人船相送，益用感怍。别来法体何如？后会不远，万万保练”。孔凡礼推测，“此简或作于上年之末或本年之初”。
元丰五年五月，“轼以怪石供了元（佛印），作《怪石供》。时了元居庐山归宗。了元旋主润州金山”，“收得美石数百枚，戏作《怪石供》一篇，以发一笑。开却此例，山中斋粥今后何忧，想复大笑也。更有野人于墓中得铜盆一枚，买得以盛怪石，并送上结缘也”。苏轼有《怪石供》、《后怪石供》等文留世。
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苏轼离开黄州，“在庐山，了元（佛印）来简约同游，轼答简约自筠州还日同游。时了元自润州金山来”[41147。《与佛印十二首（之三）》载：“见约游山，固所愿也。方迫往筠州，未即走见。还日如约，匆匆布谢。”
元丰七年五月，“轼与了元（佛印）游庐山，识其徒自顺，并为题品”。《洋州志》云：“僧自顺，兴道县人。南游，师佛印禅师了元，住南康之云居。顺为侍者。一日，元与东坡游某寺，读某碑，顺在旁。”元丰八年作的《与佛印十二首（之七）》对此亦有提及：“复欲如去年相对溪上，闻八万四千偈，岂可得哉！南望山门，临书凄断。苦寒，为众珍重。”
从上述资料看，早在苏轼居黄期间，佛印就与其有交往，苏轼曾到庐山归宗拜访佛印，至于佛印是否到黄州，苏轼诗文集没有记载。
第二，离黄赴汝期间，苏轼路经润州与佛印交往最为密切。
元丰七八年间，苏轼离黄赴汝多次往返于润州。先是在元丰七年八月至十月间，苏轼“自便”到常州、宜兴，路过润州，后赴汝州又途经润州；再就是元丰八年五月到八月问，苏轼回常州、宜兴，路过润州，后赴登州又路过润州。佛印作为金山的主持，在此期间与苏轼过从甚密。
首先，看元丰七年苏轼两次路经润州与佛印交往的情况。苏轼与滕元发第三十七简：“度非十九日不可离真。早发暮可见。”孔凡礼关于“此次首至金山，约在八月十九日”。的估计应该是有依据的。此前，与佛印就有金山之约，“承有金山之召，应便领徒东来，丛林法席，得公临之，与长芦对峙，名压淮右，岂不盛哉！渴闻至论，当复咨叩。惟早趣装，途中善爱”。苏轼此次在京口与滕元发相会，时许遵知润，秦观亦至，苏轼与他们多有唱和，如《次韵滕元发、许仲涂、秦少游》、《秦少游梦发殡而葬之者，云是刘发之柩，是岁发首荐。秦以诗贺之，刘泾亦作，因次其韵》、《减字木兰花
赠润守许仲涂，且以“郑容落籍、高莹从良”为句首》、《南歌子别润守许仲涂》等。从苏轼在润州留下的诸多诗词看，苏轼在润州待的时间不短，主要原因当然是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苏轼当时在上皇帝表中说得非常清楚：“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朝夕”。因此，可以毫不忌讳地说，求田问舍成为苏轼当时第一要务，建康、真州、润州、常州、宜兴都是他求田问舍留意的地方，托佛印留意买田就成为很自然的事情，见诸诗文的如《书浮玉买田》、《蒜山松林中可卜居，余欲僦其地，地属金山，故作此诗与金山元长老》。
元丰七年九月，苏轼离开润州后去真州，曾希望佛印去真州长庐。《与佛印十二首（之六）》载：“专人来，复书教并偈，捧读慰喜……公来长芦，如何！如何！某方议买刘氏田，成否未可知。须更留数日，携家入山，决矣。殇子之戚，亦不复经营，惟感觉老，忧爱之深也。太虚已去，知之。”
其次，看元丰八年苏轼两次路经润州与佛印交往的情况。元丰八年五月苏轼在扬州（《题竹西寺》可为证），“了元（佛印）来迎，轼以偈为献”。《与佛印禅师三首（之一）》：“不必出山，当学赵州上等接人。”《戏答佛印偈》：“百千灯作一灯光，尽是恒沙妙法王。是故东坡不敢惜，借君四大作禅床。”这可以确证苏轼从汝州回常州路经润州与佛印见过面。苏轼五月下旬回到常州，司马光于是月举荐苏轼。苏轼六月即从常州启程赴登州，七月二十五日与杜介相遇于金山，《赠杜介（并叙）》载：“元丰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杜几先自浙东还，与余相遇于金山，话天台之异，以诗赠之”。一般人碰到起复委任的事情往往星夜兼程，但苏轼直到中秋夜还待在佛印主持的金山寺，《金山妙高台》载：“我欲乘飞车，东访赤松子。蓬莱不可到，弱水三万里。不如金山去，清风半帆耳。中有妙高台，雪峰自孤起。仰观初无路，谁信平如砥。台中老比丘，碧眼照窗几。峻峻玉为骨，凛凛霜入齿。机锋不可触，千偈如翻水。何须寻德云，即此比丘是。长生未暇学，请学长不死”。《与佛印禅师三首（之三）》载：“离扬州日忙迫，不复知公在郡也，但略见焦山耳……妙高诗，聊应命耳……回望山水问，麾麈妙谈，岂可复得。惟千万为众自重，不尽。轼再拜佛印禅师足下。”落款为八月二十九日，也就是说从七月十五与杜介相遇于金山到八月二十九日才离开扬州，是什么原因使苏轼在这样敏感的时期还在润州金山待这么长时间呢？笔者认为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苏轼对于重新出仕并不特别热衷。《与佛印禅师三首（之二）》载：“戒和尚不识人嫌，强颜复出，真可笑矣。”二是受张方平所托《楞伽经》事需要了结。“轼晤了元（佛印），叙张方平所托《楞伽经》事，了元以为书刻为善，乃于真州及金山书之。”《书楞伽经后》载：“太子太保乐全先生张公安道……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惠光浑圜；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日：‘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落款为元丰八年九月。
综上所述，元丰七八年间苏轼四过润州，都与正主持金山寺的佛印禅师有交往，当为苏轼与佛印接触最多的一个时期。正因为这层关系，元丰八年十一月，“辙过京口，晤了元（元老、佛印）”。
第三，元时期，苏轼与佛印同样保持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离开润州到京师的苏轼在其政治生涯的上升期（元时期）与佛印仍然保持着密切联系。
元丰八年（1085年）十二月，到达汴京的苏轼与佛印保持频繁的书信联系。《与佛印十二首（之七）》载：“经年不闻法音，经术荒涩，无与锄治。忽致手教累幅，稍觉洒然……行役二年，水陆万里，近方弛担，老病不复往日，而都下人事，十倍于外。吁，可畏也。”《与佛印十二首（之八）》载：“阻阔，忽复岁暮。忽枉教翰，具审法履佳胜。久不至京，只衰疾倦于游从，无有会晤之日，惟冀良食自爱。烦置台挂，甚愧厚意。赐茶五角，聊以将意。余冀倍万保练。”
元元年（1086年）九月，“轼与了元（佛印）简，报翰林学士新除”。《与佛印十二首（之十二）》载：“尘劳衮衮，忽得来书，读之如蓬蒿藜藿之迳而闻謦颏之音，可胜慰悦。且审即日法履轻安，又重以慰也。某蒙恩擢置词林，进陪经幄，是为儒者之极荣，实出禅师之善祷也。余热，千万自重。”
苏轼在汴京期间，佛印曾与其有过晤面，《与佛印十二首（之九）》载：“人至，承诲示，知假装取道，会见不远，岂胜欣慰。向冷，跋涉自爱”。《书破地狱偈》亦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惟心造。’近有人丧妻者，梦其妻求《破地狱偈》，觉而求之，无有也。问荐福古老，云：‘此偈是也。’遂举家持诵。后见亡者宝衣天冠，缥缈空中，称谢而去。轼闻之佛印禅师，佛印闻之范尧夫。”
元四年（1089年）六月，苏轼出知杭州，路过润州，苏轼有《以玉带施元长老，元以衲裙相报，次韵二首》：“病骨难堪玉带围，钝根仍落箭锋机。欲教乞食歌姬院，故与云山旧衲衣。此带阅人如传舍，流传到我亦悠哉。锦袍错落差相称，乞与佯狂老万回”。关于苏轼所赠玉带，现在已经成为金山寺镇寺之宝，对此有很多传说，一些大家对此也存在误读，比如“【王注师曰】佛印禅师，住持金山寺。公便服人方丈。师云：‘此间无坐处。’公戏云：‘暂借和尚四大，用作禅床。’师曰：‘山僧有一转语，言下即答，当从所请；如稍涉拟议，则所系玉带，愿留以镇山门。’公许之，便解带置几上。师云：‘山僧四大本空，五蕴非有，欲于何处坐？’公拟议未即答，师急呼侍者云：‘收此玉带，永镇山门！’公笑而与之。师遂取衲裙相报。因有二绝，公次韵答之……诰案：王注误以为帅杭过金山事，故屡称内翰，今删”。王文诰认为在元丰七年，故将内翰删去；孔凡礼先生亦认为，元丰七年“轼在金山，以玉带施了元（佛印），了元报以衲裙”。但按照唐宋官制，文武三品官以上才能佩玉带，四、五品官佩金带，六、七品官佩银带。元丰七年苏轼的官阶是不可能有玉带的，因此笔者认为王注师的说法更可靠。
元韦占五年（1090年），苏轼在杭州写有《舍幡帖》：“祖母蓬莱县太君史氏绣幡二，其文曰‘长寿王菩萨’、‘消灾障菩萨’。祖母没三十余年，而先君中大夫孝友之慕，至老不衰，每至忌日，必捧而泣。今先君之没，复二十四年矣。某以谓宝藏于家，虽先君之遗意；而归诚于佛，盖祖母之本愿。乃舍之金山以资冥福”。
元六年（1091年）四月，苏轼回京路过润州，“访了元（佛印）于金山，轼为画壁”。徐绩《节孝集》卷四《代玉师谢苏子瞻》：“海上仙翁归，童子言有客……面带玉山气，手画龙泥壁。诸仙争进砚，一笑已投笔。”此次苏轼还同林希、蹇拱臣道士、张弼、沈括等有应酬。
从苏轼留下的诗文可以看出，元时期虽然见面不多，但苏轼与佛印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
第四，贬谪岭南时期苏轼与佛印的关系。
苏轼贬谪岭南，佛印与苏轼的交往只能借助他种资料得知，《冷斋夜话》卷七载：
及谪英州，云居佛印遣书追至南昌，东坡不复答书，引纸大书曰“戒和尚又错脱也”。
另《宋稗类钞》载：
东坡在惠州，佛印在江浙，以地远无人致书为忧。有道人卓契顺者，慨然叹日：“惠州不在天上，行即到矣。”因请书以行。印即致书云：“尝读退之《送李愿归盘谷序》，愿不遇知于主上者，犹能坐茂树以终日。子瞻中甲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权臣忌子瞻为宰相耳！人生一世间，如白驹之过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贵转眄成空。何不一笔勾断，寻取自家本来面目。万劫常住，永无堕落。纵未得到如来地，亦可以骖鸾驾鹤，翱翔三岛，为不死人，何乃胶柱守株，待入恶趣。昔有问师：佛法在什么处？师云：在行住坐卧处，着衣吃饭处，屙屎撒尿处，没理没会处，死活不得处。子瞻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尘，到这地位，不知性命所在，一生聪明要做甚么？三世诸佛，则是一个有血性汉子，子瞻若能脚下承当，把一二十年富贵功名，贱如泥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也。”
《钱氏私志》亦有类似记载。《三苏年谱》在转载此条时注曰：“又传是王乔书。”孔凡礼先生在处理这类资料时是谨慎的：“传卓契顺亦携了元（佛印）致书。”笔者认为孔凡礼先生的谨慎处理是对的，这些资料只能备考，不能完全当真。卓契顺到惠州，在苏轼《书归去来词赠契顺》《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卓契顺禅话》以及与钱济明、程正辅的通信中均有记载，但卓契顺到惠州是受苏州定慧长老守钦所派遣，写于绍圣二年（1095年）的《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有明确说明：“钦使侍者卓契顺来，问予安否，且寄十诗。”苏轼相关文牍并没有提及佛印。
在贬谪岭南时期，苏轼文牍中真正与佛印相关的内容只有一处，即在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在惠州与王敏仲的通信中提到佛印去世：“浮玉闻遂化去，殊不知异事，可闻其略乎？其母今安在？谤者之言，何足信也”。
在人们印象中，苏轼与佛印在佛教朋友中关系是最为密切的，虽与史实有悖，这主要与下面几种因素有关：
第一，与野史、戏剧、小说的传播有关。根据胡莲玉考证，关于苏轼与佛印交往的书籍以《问答录》、《五灯会元》、《禅林僧宝传》等书为蓝本，后来的戏剧、小说大多根源于此。比如小说有《五戒禅师私红莲记》、《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东坡佛印二世相会传》、《明悟禅师赶五戒》、《佛印师四调琴娘》、《两世逢佛印度东坡，相国寺二智成正果》，戏剧有《花间四友东坡梦》、《佛印烧猪待子瞻》、《红莲债》、《金莲记》，等等。小说、戏剧受众面广，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相对较大，这是人们认为佛印与苏轼关系在佛教朋友中最密切的重要原因。
第二，与两个人物的性格有关。苏轼爱戏噱，佛印作为佛门弟子也爱开玩笑。这种性格特点为戏剧小说提供了素材，也为其传播提供了便利。朱或《萍洲可谈》云“（金山）寺僧了元，滑稽人也”，并记其与蒋之奇玩笑事（《笔记体大观》）。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卷十四“方外玄踪”谓“佛印好诙谐”，“世传其诙谐滑稽”（《西湖游览志》）。陈善《扪虱新话》亦有类似记载。另外，佛印多才多艺。张舜民《画漫集》卷七“郴行录”元丰六年七月丙寅记事云，了元“颇娴外学，文宝灿然，图画尺牍好玩之物，莫不毕具，又畜孔雀能言之鸟数种”（《笔记体大观》）。两个爱戏噱且多才多艺的人在一起，故事自然就多。苏轼诗文集保留的资料其实也可以对这些记载予以佐证，如《戏答佛印》、《怪石供》、《后怪石供》、《磨衲赞（北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