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中航油事件议企业家之“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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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油事件后，对总导演兼头号主角――陈久霖的报道已经铺天盖地，其中不少人从陈的行事风格与性格出发，剖析中航油悲剧背后的人格化原因。在众多对陈的批评中，“赌徒说”是较为代表性的一种，中航油石油期权业务一亏再亏，原因之一就是陈在整个过程中“赌性大发”。鉴于此，众多媒体报道告诫企业家们要以陈久霖为戒，远离“赌性”。

“赌可能是人的天性。”中航油总裁陈久霖在出事不久前的全国企业管理创新大会上说：“我经常会以某种‘赌'的精神，致力于公司的发展。收购本身就是一种赌。”从陈久霖就任中航油新加坡总经理至石油期权业务巨亏5.5亿美元，陈久霖的经营风格并没有什么变化，此前，不少媒体甚至用“四次豪赌”来说明中航油新加坡公司的发展历程。同是“赌”的陈久霖，前几次收购兼并的豪赌，换来了新加坡公司飞速的发展，而最后的一次期货炒作，却将公司的家底赔光赌净。看来所谓的“赌”，也并非如媒体“一边倒”批评那样的简单。

看来陈久霖之败，不在于是否赌上，而在于赌的方式方法上。期权业务本身有巨大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期权一旦玩上，本身就和赌无疑。对于企业家来讲，赌并不是一个贬义词，

而是一个中性词。熊彼特已经为企业家精神做出了很好的注解：创新和冒险是企业家精神的两翼。而冒险，其实质就是针对不确定的一种果断选择，也可以称作一种赌。

中航油的悲剧在于，陈久霖并没有把握到企业家精神中“赌”之精髓。

首先，陈久霖选择了和中航油绝非同一层级的“赌伴”来实施对赌。新加坡公司此次卖出看涨期权的对手是高盛、巴克莱、三井住友、标准银行等一些长期浸淫于衍生品市场的老牌金融机构。无论是从经验教训还是资金实力，中航油新加坡公司与其对手都不是在同一个重量级上。“且从油价后期没有理由的狂涨，及行权后油价迅速下走等情况分析，不能不让人怀疑这里有很大可能存在国外金融炒家联手对付中航油的‘逼仓’行为。”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朱国华如是说。一方是有备而来，经验老到；一方是误打误撞，希望碰运气赚大钱；“赌局”未开，胜负已经明了一半。

其次，陈久霖在弄垮中航油的这场赌局中，似乎也并不具备一个成熟的“赌人”心态。在发现期货业务亏损到最终爆仓的8个月中，陈久霖贯穿始终的决策标准只有一个――不亏，为了不亏，在已经出现账面亏损的情况下只好不断地卖出看涨期权，以求摊低成本，以使未来不亏，结果是越亏越大。“输一个多亿，公司还有救，但是面子上无论如何过不去，对其的心理打击也是致命的。”陈久霖的一个旧部这样评述。此间的观察人士指出：“从他迟迟不能平仓来看，说明陈久霖成长到今天，没有失败教训，没有摔过跟斗的任何经验，在心理上还承受不了一点失败。他的字典上没有输这个字。”连搓麻将的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如果抱着“盘盘不能输”的心态去出牌，只会输得更惨。中航油巨亏被披露后，陈久霖像祥林嫂讲阿毛一样到处对媒体记者诉说：“如果再给我2.5亿美金……”,而当时即使真的资金链不断，陈久霖的这次赌再次以“大赢”收局，陈也依旧摆脱不了最终“亏净”的命运。

第三，陈久霖之赌，乃“破规之赌”。国务院1998年8月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整顿和规范期货市场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取得境外期货业务许可证的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只允许进行套期保值，不得进行投机交易”。1999年6月，国务院令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第四条规定：“期货交易必须在期货交易所内进行。禁止不通过期货交易所的场外期货交易。”第四十八条规定：“国有企业从事期货交易，限于从事套期保值业务，期货交易总量应当与其同期现货交易量总量相适应。”陈久霖公然进行投机交易，而且还违规做场外交易，更有甚者交易额也超出了现货交易总量。中航油事件中陈久霖的“赌行”几乎条条不合规矩，陈对规则制度基本上处于一种极度的冷落和漠然状态。企业家固然要“通权达变”，必要的时候需要“绕开规则”，但绝不能“蔑视规则”。“蔑视规则”的严重后果，就是在你危难的时候，规则的制定者也会弃你不顾。

第四，陈久霖在“该赌多大”方面颇为糊涂。吴思的《血酬定律》告诉我们，封建时代的农民、手工业者等“贱民”们，往往不惜去“赌命”，因为“命薄”，丢了自己一个挨饿受冻、饱受欺凌的命，却可以换来妻儿父母下半辈子的温饱，这种赌值得。当年创业时的陈久霖，近乎“光杆司令”，但经过数年的努力，他已打下了一片天下，使中航油新加坡公司成为赫赫有名的上市公司，销售收入近80亿美元，家业不可谓不大。陈将诺大的家业一下子撂在赌盘上，近似于“赌命”，实在难谈理性。既受益于“冒险”，而又摔跟头于“冒险”，并再度爬起来站稳的史玉柱对“冒险”和“赌”有过这么一段精辟的论述:“冒险肯定还是要冒的。做企业，不可能不冒险，关键是你冒险冒多大的程度。过去我可能是一个亿的资产我按五个亿的规模去冒险。今后我们上市后，我们的资产将分为三块，一块是主营业务，第二块是占有资产最大的，就是投资可变现的、收益不是太高的，但从长期来看又不错的金融产品，比如金融股如民生银行的法人股，法人股有什么好处呢？如果你资金出现问题时，这些股权可以马上脱手，或者是等着他上市，如果上市了，收益至少是5

倍。第三块才是真正的冒险，看中好项目，就以兼并等方式介入，这一块不能超过公司净资产的1/3。这一块做成了，也许会比前两块的生意大得多。失败了公司也不会破产。我现在还是要赌，只是不会把全部身家拿来赌。”

第五，陈久霖缺乏最起码的“赌德”。所谓“赌德”，最重要的一条，是要拿自己的钱去赌，如果要拿别人的钱赌，就要征得别人的同意，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得到了别人的认可，作为“人”的陈久霖，在“赌策”的选择上，要从“雇主”的利益出发来考虑问题，而不是从个人得失去考虑，也就是说，要有责任心。在法律上，陈久霖已做好了可能坐牢的准备，而在道德上他很坦然，因为，“那些都不是为了我个人得利。”陈对新闻记者说。我相信陈久霖狂赌并非是为了个人的物质利益，毕竟，作为“打工皇帝”，陈拿到了和个人身价对称的薪酬。但陈的所作所为却明显地表明：他将中航油成功后所可以显现的自我成功和自我实现，看得比股东利益重得多。

分析了陈久霖之赌，我们也可以对真正的企业家精神的“赌”有了一个大致的轮廓。企业家精神的“赌”，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是“勇敢之赌”，即敢赌。中航油事件后，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金鹏期货董事长常清对《商务周刊》说，必须警醒现在包括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国有企业存在另一种倾向――“既然有风险，那我就不干，该保值的不保值”。“实际上，这些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垄断着国内市场，它甚至可以不去套期保值就可以赚很多钱，这就是‘国际油价一涨，国内就跟着疯涨’的道理。”常清说：“油价涨了，这些企业也赚钱了，但赚的都是谁的钱？我们整个国家和民众损失了多少？没人去问。”常清认为，那些垄断的国有企业应该积极地、更好地去利用衍生品这样的工具，避免因油价上涨带来的损失，而不是把自己的损失转移给中国的老百姓。面对商业环境的不确定性，一个企业负责人如果一味求稳而回避风险，不敢在必要的时候去冒必要的风险、不敢面对未来的不确定性勇敢地做出决策，企业的命运也就岌岌可危了。

其次，是“责任之赌”。企业家要有责任感。当今中国，企业正日益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越来越重要的力量，企业家作为一个社会阶层可支配的资源也越来越多。企业和企业家社会地位的上升，同时也意味着社会责任的加大。马克思说过：“去为别人谋福利的人是伟大的”。中国的企业家应该也能够做造福社会的群体，履行更多的社会义务和社会责任。企业家要承担社会责任，首先就要承担起对股民、债权人、相关利益者的责任，时刻以责任心来对待每一项决策。

第三，“理性之赌”。樊纲说：“作为经济学者，我把企业家精神定义为创新精神，而创新精神就是冒险加理智。企业家至少在最初阶段或者某个阶段，在某些重大问题上具有敢冒险精神的。要想使冒险能够成功，最后创造出价值还是需要理智。”企业家要“知赌”，即知道自己应该和谁赌、应该在什么时间赌、应该如何赌及赌到什么程度。

最后，“规则之赌”。不管怎么赌，要考虑现行的规则，要研究规则并尊重规则。规则决定了赌的环境，如何处理与规则的关系会影响到赌的质量和结果。

2004年12月21日，陈久霖在新加坡接受《全球财经观察》采访时随口赋诗一首，颇能反应他此刻的心情：“墙倒众人推，已倒随他推。他日起铜墙，请君再来推。”我不清楚陈久霖所谓的“铜墙”是什么意思，如果是理智、责任和对规则的尊敬的话，陈久霖在中航油事件中就不是一无所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