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增长主义”发展模式正当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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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者收入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成因的说法纷繁复杂，既有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和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紧密挂钩。只有搞清楚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基本特征和形成逻辑，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根本思路。
【中图分类号】F425 【文献标识码】A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连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伴随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已经跃升至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已经由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的2%左右，提升到了2012年的11.6%。尤其是2000年以来，中国经济总量占全世界经济的比重迅速提高，平均每年提高接近0.7个百分点。
得益于经济总量的持续高速上涨，中国人均国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2001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1000美元，此后增长更加迅速；2002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1100美元，从低收入国家变为中等偏下收入国家；2010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到4230美元，自此成功迈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行列。截至2012年底，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已经达到5680美元，按照购买力平价法换算的人均国民收入则达到了9040美元。由于人均国民收入增长迅速，中国与世界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以及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都在不断缩小。1978-2012年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增长了30倍，相比之下，全世界人均国民收入只增长了5.3倍，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人均国民收入也只增长了5倍左右。
与此同时，进出口贸易快速增长，中国成为全球贸易大国。中国对外贸易的快速发展始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出，中国应该“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同世界各国平等互利的经济合作”，自此中国把对外开放确立为基本国策。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对外贸易更是实现了质的飞跃，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日益提升。在中国经济增长日趋瞩目之时，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带来的问题也日益凸显，引起了各界关注。
劳动收入份额下降，与经济发展增速不匹配
一般而言，国民收入经过初次分配，形成三大组成部分，分别为劳动者报酬、资本所得和政府对生产环节直接征取的税赋。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劳动者收入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出现了持续下降的趋势，2007年更是降低到最低点，占比仅为39.7%。从国际比较上看，这一占比远低于其他国家。从历史上来看，该占比也远低于中国过去的劳动收入份额。自1990年以来，我国劳动收入总额占GDP比例从53.4%降至2009年的47%，降幅高达6.4个百分点。
关于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成因的说法纷繁复杂，既有发展模式方面的原因，也和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紧密挂钩。只有搞清楚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基本特征和形成逻辑，才能对症下药，找到提高劳动者报酬比重的根本思路。
从1978年至2012年，中国城镇平均工资和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保持同样的增长趋势。在此期间，劳动收入份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差距却不断被拉大，劳动所得增速低于GDP增长速度。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劳动收入与GDP的增长步调基本一致，但从1996年开始，劳动收入份额开始出现持续下降，并且以2007年为最低谷。
增长主义模式盛行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根本成因
增长主义模式使得地方政府盲目追求GDP增速。从发展模式上看，政府“增长主义”倾向主导了市场经济体制，尽管适应了我国经济起飞的客观要求，但也造成了政府的“增长崇拜”心态。由于地方政绩与GDP绩效和税收挂钩，政府更愿意扶持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了维持高投资和高增长的粗放式发展模式，资本成本被刻意压低，长期的利率管制引致资本挤占劳动空间，资本所得明显高于劳动回报。
增长主义也导致了市场化改革不够彻底，难以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首先，市场调节的缺失使得资本持有成本较低，企业更愿意进入资本密集型产业。相关研究表明，自1996年开始，中国出口商品开始以机械工业制成品为主，出口技术复杂度（sophistication）较高，已经远高于中国人均GDP所对应水平。其次，地区劳动报酬差异成为市场化改革不彻底的一大后遗症。由于市场化程度不同，要素报酬均等化无法实现，同时一些要素（如资本）容易流动，而另一些要素（如劳动力）因户籍制度等影响流动性，阻碍了要素配置效率的优化，造成资本、劳动边际回报不等。资本报酬较好地呈现“一价定律”，而劳动报酬在不同地区相差甚大。再次，产业发展不均衡也使得劳动收入份额难以提高。市场缺位扭曲要素配置，使得本应被淘汰的落后产能仍然有利可图，同时一些盲目的产业振兴计划对市场产生错误引导，真正有助于提高劳动报酬的服务业等行业却迟迟得不到政府扶持。最后，市场化改革不彻底导致产权制度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应保证不同所有制结构的市场主体可以通过公平竞争和市场规律获得所需要素资源的机会。垄断势力的存在不断压缩劳动者议价空间，使其处于弱势地位，劳动收入增长幅度有限。
如何摆脱对于增长主义的依赖
第一，政府功能重新定位，从“增长主义型政府”转变为“公共服务型政府”。要让政府将更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专注于教育、医疗、住房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给全体民众提供充分的公共服务，唯有此才能从根本上降低全社会的“高增长依赖”。
第二，限制国有企业垄断力量，发展民营经济。国有企业在电力、电信、铁路、民航和石油等领域存在垄断现象，挤占了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此外，垄断行业的高工资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破除垄断既可以给予民营经济更大的发展空间，又可以降低垄断行业的不合理高工资，缩小当前的贫富差距，降低居民（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对高增长的依赖。
第三，全面有效地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就业是居民改善生活条件的基本途径，同时也是居民实现自身价值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扩大就业是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保障。为了更好地扩大就业和促进再就业，政府应该深化户籍管理等领域的体制改革，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的就业体制障碍，建立城乡统一的人力资源市场，创造城乡劳动者平等的就业环境；结合结构性失业人员的特点，加大职业技能培训，提供个性化就业指导，缓解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过程中引发的结构性失业问题；对高校毕业生进行就业指导，鼓励毕业生深入农村以及基层就业；鼓励自主创业，积极落实小额担保贷款及贴息等创业扶持政策；加快就业信息服务体系建设，整合公共就业服务机构，为劳动者提供方便快捷的就业信息。
第四，继续深化要素市场改革，逐渐实现要素价格的市场化，使资源配置更加有效。资本、劳动、土地和资源环境等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化将会提高投资成本，促使企业改变以往的粗放型生产方式，更多使用集约型生产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以便减少要素投入，降低生产成本。这样会显著降低全社会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问题，逐渐降低经济增长的代价。
第五，加速推进社会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居民幸福感，维持社会稳定。国家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应该是提高全体人民的生活质量和福利水平，而不是为了增长而增长。由于城乡发展不均衡、地区发展不同步，政府所提供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在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存在很大差距。加速推进社会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将有助于“解决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满足人民需求”，提高人民福利水平，维护社会长治久安。
（作者单位：沧州市委党校）
【注：本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2007）：盈利能力与竞争力》】
责编/张寒 美编/王梦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