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播方式看宋词词体特征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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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与南宋词体特征的变化已为很多学者所注意，但论者多从社会原因加以阐述，较少关注传播中介的变化对宋词的深远影响。本文拟在前贤时俊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传播方式的角度对于宋词的繁荣及其词体特征变化方面的特点进行探析。
今天的宋词都是案头文学，属于雅文化范畴，但在有宋一代尤其是北宋，词更多的时候被认为是诗文之外的非主流的文学样式。北宋的词更多依赖口头传播，也就是靠歌儿传唱，四方辗转，得于遍及大江南北。邵培仁的《传播学》讲道：“传播者不仅决定着传播活动的存在与发展，而且决定着信息内容的质量与数量、流量与流向，还决定着对人类社会的作用与影响。”北宋市民的文化娱乐场所非常多，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东角楼“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余座。内中瓦子莲花棚、牡丹棚，里瓦子夜叉棚、象棚最大，可容数千人”。这些勾栏瓦肆里表演的伎艺节目相当丰富，“风暖繁弦声脆，万家竞奏新声”(柳永《木兰花慢》)。罗烨的《醉翁谈录》丙集卷二载：柳永客居汴京时，“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歌妓因为商业的利益愿意重金酬答柳永，柳永在这样的环境下创作了大量的娱宾遣兴的词作，两者之间形成了良性循环：传播者主动要求作者创作新篇，作者因为作品得到了名和利，又更加积极地创作赢取更大的声名，声名日隆则传播者愈多。南宋叶梦得《避暑录话》一书载：“(柳永)为举子时，多游狭斜，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余仕丹徒，尝见一西夏归朝官云：‘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言其传之广也。”清人宋翔凤《乐府余论》指出：“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席，竞赌新声。耆卿失意无俚，流连坊曲，遂尽收俚俗言语，编入词中，以便伎人传习。一时动听，散布四方。”这段话正好为柳永在歌词创作方面的成功勾勒出了一幅清晰的传播者和创作者之间的互动图。
词本来就是应歌而作的，所以也称“乐府”、“乐章”、“歌词”、“曲子”等。除了像柳永这样混迹于青楼的词人，身为贵公子的晏几道在《小山词自序》中讲道：“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萍、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苏轼在《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词序中也说“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柳永《玉蝴蝶》：“要索新词，带人含笑立尊前。按新声、珠喉渐稳，想旧意、波脸增妍。”自唐到北宋，词人作词自娱也娱人，其传受往往是在消闲场合来完成的。这些场合作为词之传播主体的歌伎是词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她们婉转的歌喉与美丽的身姿总是能让多情多才的词人们引起强烈的创作冲动。“歌檀敛袂，缭绕雕梁尘暗起。柔润清圆，百明珠一线穿。樱唇玉齿，天上仙音心下事。留住行云，满座迷魂酒半醺。(欧阳修《减字木兰花》)，将歌女容貌和歌喉描摹尽致，栩栩如生。歌伎在筵席上的演唱以及当场向词人索要新词，对词人的创作是一个极大的推动。词人创作新词由歌伎唱词，词的创作与传播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使君落笔春词就，应唤歌檀催舞袖”(黄庭坚《木兰花令》)，词人填词甫就，歌伎便应声而唱，这种即时传播方式最能检验一个人的才情。李之仪《姑溪居士文集卷三十八《跋戚氏》载：元末，苏轼为定州安抚使，经常与李之仪、滕兴公、孙子发等穷日尽欢。席间，“多令官妓随意歌于坐侧，各因其谱，即席赋咏”。一日，歌伎有意在酒席上歌柳永的《戚氏》词“意将索老人(指苏轼)之才于仓卒，以验天下之所向慕者”。苏轼遂就席间所谈论的有关周穆王、西王母的故事，用柳永《戚氏》一调也写了一首词，“随声随写，歌竟篇就，才点定五六字尔。坐中随声击节，终席不间他辞，亦不容别进一语。临分曰：足以为中山一时盛事。前固莫与此，而后来者未必能继也”。
总之，歌伎传唱这一传播方式，极大地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歌伎传唱对于北宋词之繁荣兴盛，是极其重要的因素。
歌伎作为传播中介，除了促进词的广为传播之外，对词的创作也起到制约作用。词人在创作时必须十分注重音律不差，也即说对词作的是否协律提出了极高的要求。柳永能够自由地驾驭词调，灵活地变动曲调甚至创制新调，李清照《词论》评为“变旧声作新声”，“大得声称于世”，实现了歌词与燕乐杂曲的完美结合，这显然取决于词以歌伎为中介进行传播的事实。龙沐勋《选词标准论》指出：“南宋以前词，既以应歌为主，故其批评选录标准，一以声情并茂为归，而尤侧重音律。”“声情并茂”和“侧重音律”不仅是歌伎传唱的主要特点，同时还是早期词作编选和批评的首要标准和重要原则。
靖康之难，宋室南渡，词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变化。词乐丧失严重，歌伎演唱在宋词的传播中作用日渐式微。不可歌之词逐渐与音乐相脱离，渐变为韵文之一种。它们脱离与歌伎的结合，走向案头，成为阅读文本，通过书面传播，让读者(而不是听众、观众)阅读和接受。印刷出版逐步取代歌伎演唱成为宋词传播的重要渠道，逐步取代歌伎在宋词传播史上的地位。更多的词依赖书面传播方式面世：绍兴年间的《复雅歌词》、《梅苑》，嘉定间的《百家词》，淳熙年间的《花庵词选》，南宋晚期的《绝妙好词》、《乐府指迷》等大型或专题词选陆续出版。毋庸置疑，时至南宋，传播方式的变化影响和制约着文学审美趣味的嬗变，导致了宋词从内容、形式到艺术风格、审美特征方面根本的转变，从重音律转向重文字，从娱宾遣兴转向抒情言志，创作上也出现了运用典故和散文化的特点，也有部分通音律的词人继续了协律作词的传统，但是，南宋词人所协之律已经是士大夫阶层喜好的音乐，而非歌儿口中传唱的小曲。南宋词以后的词则完全脱离了大众，成为文人案头韵文的一种。
(作者为贵州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流动站博士后)
编校：张红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