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蓝的眼睛》看人性的迷失与探索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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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最蓝的眼睛》中佩科拉和克劳蒂亚不同命运的对比出发，对文化传承和社区责任感两方面进行分析，力图揭示莫里森心目中黑人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文章进一步指出：在美国黑人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莫里森代表着一种从抗议转向自我探索的变化。

关键词：《最蓝的眼睛》托妮·莫里森小说文化传承社区责任感迷失探索

一、引言

著名的非裔美国女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托妮·莫里森的处女作《最蓝的眼睛》在情节上并不复杂：小说以秋、冬、春、夏为叙述框架，讲述了年仅11岁的黑人女孩佩科拉在遭生父，继而怀孕，早产了一个很快就夭折的婴儿后，在无人关心帮助的情况下堕入疯狂状态的悲剧故事。然而，《最蓝的眼睛》所呈现的佩科拉一家及整个黑人社区生存的困境和心灵的痛苦却让读者时时感到一种无法排解的沉重和窒息。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这样的悲剧?凯特·富布鲁克(KateFullbrook)曾一语中的地指出，导致如此悲剧的根源是包围他们的占主流地位的白人文化。正是由于长期生活在白人文化的侵蚀下，黑人自身的价值观和审美观逐渐地被扭曲和异化，致使他们丧失了自我，迷失了方向。

究其本质，文化和种族原无优劣贵贱之分。但是，当两种或两种以上的文化在同一社会相遇时却完全可能因为其各自的经济、政治实力和影响的差异而形成强势和弱势的区别。强势文化往往强化现存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并凭借其有力地位，对弱势文化发起不断的冲击，借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和作为统治者的天经地义。在美国，白人始终在政治、经济上占有无可比拟的统治地位，因而他们的文化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强势文化或主流文化。白人总是自视高人一等，认为其是正统、文明、高尚和智慧的化身，而黑人则是卑下、野蛮、愚蠢和异教徒的代名词。在奴隶制尚未废除的年代里，白人甚至认为黑奴是“一块可供他们任意书写的白板”。浸润在这种制度下，黑人被剥夺的岂止是自由和尊严，从更长远和更深层次的意义上说，他们被剥夺的是自己的身份、语言、集体、历史和包括上述文化内涵在内的近乎所有属于本民族和自我的“意识”乃至“无意识”：他们通过他人的视角看世界；他们借助他人的心灵感悟自然万物；他们既存在，也已消失。

挣扎在族裔文化意识淡薄的氛围里，佩科拉当然毫不例外地受到了白人文化的影响。她把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作为一个黑人的丑貌，想象着如果她长得漂亮，特别是拥有一双白人女孩的蓝眼睛，这双蓝眼睛就会看到一个五彩缤纷的幸福世界。蓝眼睛成了她灰暗生活中的最后一线曙光和唯一追求。可蓝眼睛却是白人衡量美的基本标准，因为美意味着“金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而最重要的，是蓝色的眼睛”。显而易见，蓝眼睛是白人强势文化的象征。佩科拉对蓝眼睛的祈求说明她已内化了白人文化意识，并希望能被白人认可和同化。然而，佩科拉是绝不可能被白人社会认同的。巴巴拉·克里斯廷(BarbaraChristian)指出，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求“包含了黑人文化和白人文化300年间不成功的交流”。佩科拉的悲剧正是源于她文化属性的变异。一方面，她属于黑人群体；但另一方面，她和她的群体却仰慕白人价值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佩科拉的悲剧与她自身、她的父母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她是父母堕落和混乱生活的产物，--，一是家庭及整个黑人社会变态的受害者。同时，佩科拉也是白人文化的牺牲品，而《最蓝的眼睛》是“一本新奴隶叙事”。换言之，通过对佩科拉悲剧的探讨，特别是通过将她和克劳蒂亚不同的命运加以对比，我们不难看出，在托妮-莫里森的墨汁中流淌的已不再仅仅是一种对黑人民族苦难外在因素的抗议，她已将小说的触角伸向了深刻的自我反思与探索。

二、传统文化的断层与传承

音乐是黑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劳伦斯·列文(Law-renceLevine)指出，“黑人民乐和其他形式的口头传统能使他们公开和单独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获取快乐，并能使他们的传统和价值观念不朽，激发新的内心表达……”。“布鲁斯”(blues)音乐是黑人民乐中最大众化的音乐之一，黑人以个人的倾诉并以自由感伤的民歌形式逐步形成了这种音乐。有关布鲁斯的记载最早可追溯到19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布鲁斯属于抒情音乐，歌唱者在传唱中表达自己的感情。尽管布鲁斯主要体现的是“个人问题和／或经历”，戴维斯从妇女的歌唱声中观察出“个人困难的公开交流有助于促进黑人集体社会意识的发展”。贝克(HurstonA．Baker，Jr.)更是把布鲁斯形容为“来自黑人群体的匿名嗓音”。

在《最蓝的眼睛》中，克劳蒂亚先后两次以深情的笔触讲述了妈妈歌唱甜美的传统布鲁士斯歌曲的情景。第一次描述的是母亲经常歌唱的抒情歌曲“困难时期”中的片断，如W.C.亨蒂创作的“圣路易斯布鲁斯”歌曲中广为流传的“害怕看见日落”那句。在年幼的克劳蒂亚看来，没有妈妈歌唱的星期六是“孤独、烦闷的”，而充满妈妈歌声的星期六则意味着希望和可能。她甚至认为，歌词中暗含的痛苦和忧伤似乎因母亲那甜美温馨的嗓音而不复存在，“在妈妈充满喜怒哀乐的歌声里，伤心的往事不再令人心碎，反而使我相信：痛苦不仅可以忍受，还甜蜜蜜的。”。正是这种“确信”使得成年后的克劳蒂亚得以度过种种难关。克劳蒂亚第二次提到的是母亲歌唱关于火车和阿肯色州歌曲的情景。从母亲的歌唱中，敏锐的克劳蒂亚听出了对自由和民主的呼唤。母亲的歌唱激发了克劳蒂亚的想象力和渴望，使她在遇到任何困难时都能临危不惧、沉着应战。不难看出，布鲁士乐这一黑人传统文化的代表，是贫困中他们仍能保持家庭幸福、女儿健康成长的原因之一。

当克劳蒂亚幸福地从母亲那里吸收文化甘泉时，可怜的佩科拉却没能从母亲身上获取任何黑人文化滋养。母亲波琳没能给孩子们带来关心、爱护和文化甘泉。“对她来说，爱就像一口井，她从那儿抽取出最具破坏力的情感……竭力去窒息那些需要爱的亲人。”她让儿子老是想着逃离家庭。使女儿充满了“对成长的恐惧，对他人的恐惧，对生活的恐惧”。小说中最令人心酸的场景之一是佩科拉不小心打翻了她妈妈在白人家熬果酱的锅，波琳对她先是一阵捶打，接着又把她推个人仰马翻并补上了几个耳光，随后就把吓哭的白人小女孩抱在怀中安慰。至此，由波琳所代表的母女关系的异化和人性畸变昭然若揭，而亲眼目睹自己母亲对他人的如此关心和爱护，却给一直渴望爱、不知爱为何物的佩科拉留下了一生难以愈合的伤痛。渐渐地，年仅11岁的、尚未形成自己价值观的佩科拉把母亲对自己的厌恶和一切不幸都归结于自己没有像白人小姑娘那样的蓝眼睛。因此，克劳蒂亚遇到困难时可求助于她的布鲁士乐，而佩科拉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幻想着拥有一双蓝眼睛，直至最后陷入疯狂状态。可以说，正是母亲人格的变态和价值观的异化，促使了佩科拉对蓝眼睛的渴望，这也是导致她精神分裂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她截取了女儿的生命，致使她无可挽救”。被忽略、被歧视和自我尊严、自我价值的丧失，加速了佩科拉的最终毁灭。

然而，在我们批评和谴责波琳时，我们不应该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即波琳本人也是自人文化价值观念的受害者。波琳出生于南方的一个农民家庭，先天跛足，相貌平平。儿时的她就一直被家人和邻里冷落，无人关心她做什么，甚至无人注意到她的存在。在家中11个孩子中，她是唯一没有绰号或小名的。在她看来，绰号和小名非常重要，只有那些引人注目的孩子才能拥有它。因此，孤独的波琳从未从家中获得幸福或任何归属感，“她觉得自己从来就不属于那个家，或者说她哪儿也不属于。”她的家中也无任何欢快、祥和的气氛或凝聚力。家人的冷落让波琳觉得自己无足轻重，而家中的空荡更不可能带给她任何文化营养。可以想象，成了母亲之后的波琳也不可能像克劳蒂亚的母亲那样，向自己的女儿传递类似布鲁斯的黑人文化营养。

如果说儿时的波琳由于生活在文化贫瘠的家庭而缺乏黑人文化熏陶，那么成年后的她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完全被白人文化所同化了。在随着丈夫乔利从南方来到北方后，孤独、空虚、倍受他人歧视的波琳，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只好从电影中寻求慰藉。不知不觉中，无任何文化根基的波琳接受了好莱坞电影中大肆宣扬的白人文化审美观和价值观。银幕上宣传的美的标准成为了她衡量现实中一切事物的天平。渐渐地，她发现和电影中所热烈褒扬的白人俊男美女相比较，她粗俗的丈夫实在不值得爱，因为“白人男人懂得怎样照顾好自己的女人”，而当接过襁褓中的女儿，她也禁不住感到：“上帝呀，她真丑。”很显然，白人文化的价值标准已慢慢浸入她的心灵，她已忘却作为妻子和母亲应有的柔情和爱心。波琳在白人费希尔家的工作，进一步地加速了她心灵的扭曲和人格的裂变。对白人社会的崇拜与对黑人包括自己和家人的鄙视，使她在人格上产生了严重的裂变。至此，她扭曲的心灵已完全倒向白人文化。在自觉或不自觉中，母亲所接受的白人价值观又传递给了女儿佩科拉。

在小说的末尾，佩科拉精神的完全崩溃进一步映衬了克劳蒂亚健康的成长。儿时健康安全的家庭生活背景给予了克劳蒂亚一生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黑人文化的熏陶和自尊自爱，这使得成年后的克劳蒂亚能非常客观理智地、从各种不同的视角讲述她和佩科拉儿时的故事。通过佩科拉和克劳蒂亚不同命运和两家对文化的不同态度的对比，托妮·莫里森暗示黑人文化才是黑人赖以生存的根本。黑人惟有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并以之为自豪，才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美国社会真正找到自己的位置。

三、社区责任感的丧失与承担

社区责任感是黑人文化的另一优秀传统。长期处于社会底层、饱受种族歧视之苦的非裔美国人明白，只有自身的团结、互帮互助，才能让他们立足于这个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在《最蓝的眼睛》中，托妮·莫里森以深情的笔触描绘了吉米姑奶奶生活的南方农村人们并不富裕但互帮互助、其乐融融的生活。在乔利出生仅四天就被母亲抛弃时，是好心的吉米姑奶奶把他捡回并抚养成人。吉米姑奶奶生病期间社区人们对她的关心和照顾，以及最后人们为她举行的社区葬礼，无一不淋漓尽致地体现了南方黑人互帮互助的强烈社区责任感。在这里，个人与集体、家庭与社区的界线完全打破，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团结一心、其乐融融的黑人生活群体。尽管乔利儿时遭母亲遗弃、波琳受家人忽略，但是，“在南方，和黑人社区的紧密相连，让那时的乔利和波琳拥有稳定的人格”。

与南方黑人社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北方的诺伦镇则是一个分裂且充满敌意的地方。新婚后的乔利夫妇怀着满腔热忱和希望来到北方的工业小镇诺伦，以期开始生活的新篇章。然而，北方并不是黑人理想中的天堂。波琳忽然发现这儿和故乡迥然不同：“一切都变了。这儿的人们不好接触，我想念我的乡亲，我不习惯这么多白人。”此外，北方的黑人妇女由于受到白人文化的影响，对来自南方一贫如洗的黑人移民波琳也是百般歧视和嘲笑。波琳发现不论自己怎样努力都无法为当地妇女所接纳。她的漆黑肤色、乡下口音，甚至穿着打扮都成为诺伦镇妇女的笑料。于是，孤独、空虚、备受他人歧视的波琳只好走向电影院，从而一步步地被白人文化所同化。

和妻子波琳在遭受排斥后的“异化”相比，乔利在北方的遭遇更是致命的。如果说吉米姑奶奶当初捡回乔利给予了他第二次生命，那么，在来到北方之前刚刚经历了“三大悲剧”——姑奶奶的离开人世、第一次饱受白人的和生父的拒认的乔利，更是期望在这个新兴的北方工业小镇重获新生。然而，幸运之神并没有关顾他，乔利很快就失业了。在“一个要求他必须有能力在经济上维持家庭，但他又无法做到这一点的世界”里，面对着冷漠的社区人们和已被白人文化同化且及需要通过救赎他来显示自我价值的妻子，内外交困的乔利终于不堪重负，跨了下来。于是，当白人以种族歧视剥夺了他的工作，以其意识形态夺去了他曾经温柔的妻子，乔利那从没完善过的人格在短暂的“正常”后又堕入了可怕的“自由”状态。重新回归“自由”状态的乔利成日喝得醉醺醺，不省人事，当然更谈不上去履行作为丈夫和父亲的家庭责任和一个居民的社区责任。起先他丧心病狂地烧掉了自己的房子，后来又禽兽不如地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佩科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乔利的病态行径是对其所生活的社区及整个社会的嘲弄和挑战。

麦克蒂尔家是整个诺伦小镇唯一的亮点。他们身处他乡而不忘自己的文化传统——社区责任感。乔利放火烧掉自家的房子后，只有并不富裕的麦克蒂尔一家站出来并收留了无家可归的佩科拉。在佩科拉被父亲糟蹋后，受白人文化熏陶的黑人社区表现一定的落井下石的心理时，也只有麦克蒂尔家对其表现了深刻的同情，克劳蒂亚姐妹为了此种万寿菊天天为可怜的佩科拉祈祷。麦克蒂尔夫妇在表现出社区责任感时，对自己的孩子也表现出了强烈的家庭责任感。尽管麦克蒂尔家经济也很拮据，对孩子也颇为严厉，但他们尽最大的可能保护和引导孩子们，“大人们不对我们说话——他们指示我们”。“指示”一词充分说明了麦克蒂尔夫妇从一开始就在道德是非观念上对孩子进行指导。麦克蒂尔太太对女儿的关心与被社区所遗弃的乔利夫妇给予孩子的自惭形秽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正是父母对社区的责任感和对孩子的关心以及家庭的温暖，安全地帮助女儿树立了自信、自尊以及健全的心理和人格，使她们身处逆境时不放弃期望、信仰和信任。

小说的结尾交待“儿子萨米很早以前就离开了小镇；乔利死在教养所里；波琳仍旧在白人家干活”，对乔利什么时候死的、如何死的，读者不得而知。乔利一家的悲剧是对造成其人生悲剧的“社会土壤”的控诉。从一定意义上说，社区黑人从总体上不伸出援助的手，不露出宽容的笑容，也是佩科拉及其一家最终落得如此可怜可悲的原因。通过对南北方黑人社区生活的对照描写，托妮·莫里森一方面宣扬了黑人社区团结的力量，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南方农村黑人在迁移到北方的工业区后遗失自己传统价值观的忧虑。在一次访谈中，托妮·莫里森阐述了对该问题的关心和忧虑：“最近，我开始把我写的东西称作乡村文学，即真正为乡村、为部落写的小说。为我的人民写的农民文学，它是必要的，也是合法的……现在，我的人民，也就是我们‘农民’来到了城市，这就是说，我们和它的价值生活在一起。部落旧的价值观念和新的城市价值观念之间存在着冲突，令人困惑。”佩科拉一家的悲剧人生告诉我们，若要在一个白人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里立足，非裔美国人必须保持自己的优秀文化传统，团结一心，互帮互助，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责任感，做到居住地可移，但传统价值观不能丢。

四、结语

《最蓝的眼睛》无疑是一部令人感到震撼和沉重的作品。托妮·莫里森以熟练的标准英语、诗一般的语言向读者展示了生活在黑白两种文化夹缝中黑人悲惨的生存境遇。在白人文化的冲击和侵蚀下，黑人因自身的文化传统解体、价值观和审美观发生变异而最终迷失自我。从黑人文学发展史来看，这部作品的份量也非同寻常。作为奴隶的后裔，美国黑人长期以来一直遭受种族压迫和歧视，种族关系也因此成为产生于黑人历史和现实土壤之中的黑人文学的重要内容。无论是19世纪的奴隶叙事文学，还是20世纪40-50年代的“抗议文学”，都以深刻的笔触再现了生活在奴隶制和种族压迫与歧视下的美国黑人精神上受压迫、身体上受奴役和遭受暴力的生存状况。从小受黑人文化滋润的莫里森也继承了黑人文学传统，在其作品中对奴隶制和种族歧视进行了批判和鞭挞。然而，和以往黑人作家不同的是，莫里森小说创作的一个特点是她不再直接地去写种族冲突，而是把白人和黑人的关系作为一个大背景来处理。她更多的是关注美国黑人内部错综复杂的关系，通过揭示黑人自身的种种问题来表现和探索黑人的历史、命运和精神世界。这一点在其处女作《最蓝的眼睛》表现的尤为明显。通过佩科拉和克劳蒂亚不同命运的对照，莫里森向她的人民指出：黑人惟有继承和发扬自己的文化与传统，勇敢地承担起自己的家庭和社区责任感，才能在以白人文化为主流文化的美国社会里立足生根，确定和凸现自己独立的位置。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莫里森代表着美国黑人文学发展进程中的一种从抗议向自我探索的转化。莫里森的自我探索标志着美国黑人知识分子对历史、对现实的重新认识，更象征着黑人民族从沉沦中开始觉醒，自我反思，期冀重塑民族形象的希望和信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