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在左,肉身在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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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辈子特佩服那种活得有目的性、有方向感、冲劲十足的人，他们明确地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坚持什么，身上长了一根不撞南墙不死心的犟筋。就算撞了南墙，撞得头破血流也要上;撞得粉身碎骨，再拼起来打了绷带还会上。
我不行，耳根子软，心里不笃定。听人劝，吃饱饭，没事干，洗洗睡了，也不长吁短叹，没心没肺的小呼噜也能打得热火朝天。
举个例子，17岁那年买羽绒服，我看上了一件火红色的长款羽绒服，我娘偏说龟壳绿的那款更符合我的独特气质。好吧，那阵子我还是个愣头青，八字缺火也缺心眼，我跟我娘说：“龟壳绿也行，就是那个绿帽子我不待见。”我娘说：“帽子是可拆卸的呀，买了吧，你一个大小伙子，穿一身红色在街上晃悠，跟个大炮仗似的多吓人！”
好吧，那就买吧，反正我一向是个不能坚持主见的人。后来，我发现这款羽绒服居然是双面穿的，于是我把讨厌的那一面穿在里面。此后多年，鲜有人察觉，我常常在大雪纷扬的冬天，头顶个绿帽子的内胆。
通过这事，我发现自己是一个特别不喜欢和人明枪明炮对着干的人，就算喜欢的路不能走，喜欢的物不到手，我也能偷偷摸摸地向我心仪的生存方式，表达某种崇高而隐晦的敬意。
到了高中文理分科时，我跟我娘的意见又出现了分歧。我娘是会计出身，后来做了人民法官，按说应该是珍爱生活、热爱文艺的女青年。可是我娘说：“学文科太空泛，还是学理吧，将来搞技术，有一技之长傍身，走到哪里都能活下去。”于是，我笑盈盈地背上新书包坐在理科班的大课堂里。
虽然我没去撞文科的南墙，但是也不妨碍我偷偷摸摸地跟我的文科真爱在南墙下幽会。
那阵子，我们在理科班，一样吟诗作对，一样推杯换盏，一样成立诗社和文学社，一样搞辩论赛和演讲比赛。不务正业的日子过得飞快，我终于顺利长成一名科大的自动化专业的新生蛋子。
大学也一样，我想泡图书馆，偏偏加入了学生会;我想搞乐队，偏偏进了篮球队。通常的情况是，我搞完联欢会，就去图书馆借本书看看，比赛赢了球，就跑上舞台唱首歌。
到了大四，又要面临择业和考研。我娘说：“你上班吧，家里条件不好。”我在电话里说：“好的。”放下电话就给自己报了一个辅导班――还是法律硕士的考研辅导班。
由于是这辈子头一回瞒着家里干这样的大事，我每天鸡贼地勤奋不已。那时候，班上到处是青春靓丽、求知若渴的女同学，一个假期的辅导班上下来，我愣是一个姑娘的名字都没问来。
我因为大学成绩还说得过去，比较顺利地在一家研究院找到了工作。等到考研出了成绩，我就找了个没人的地方把录取通知书自行销毁了。这辈子，坚持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最坚决、最接近的一次，就这么静悄悄地溜走了。
米兰・昆德拉在小说里写：生活在别处。仿佛天堂永远是住在我们隔壁的某个地方，伸开双臂，无法碰触，踮起脚尖，遥不可及，一个庸俗的肉体茫然无措又破事多多。而我又是那种天生软柿子的人，一辈子不想坚定不移地朝着自己喜欢的方向冲，不想一根筋，不想撞南墙，不想热泪盈眶。
我只能说，我喜欢偷偷摸摸地向我喜欢的生存方式表达敬意，苟且偷生，爱着，羞怯着，在不能中不舍，在不舍中不执。后来我知道，没学文也挺好，一样阳光普照;后来我知道，没读研也挺好，一样春潮带雨。到最后，我发现了我居然成了理工学院里最会写小说的，写小说里最会打篮球的，打篮球里最会唱歌的，这个世界奇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