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外报发展形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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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在华外报传教士报刊商业性外报政治性外报

[摘要]：中国近代的报刊是在外国传教士和外国商人的办报风潮中逐渐发展起来的。许多早期外国人报纸对以后的办报理念和业务发展都起到了效仿作用，如《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及后来的《万国公报》等。许多外报在后来的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史中都占据了重要的作用，并直接推动了国人办报的开展，如《申报》、《新闻报》、《字林西报》等。本文尝试从前人研究资料的基础上，横向考察外报的报纸形态、宗旨定位乃至新闻专业主义等问题。大致思路是理出脉络，并做简单之比较。更多的具体问题，有待更深入的探究。

外国人在华报纸是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伴随封建清王朝国门被动开放和中国社会半殖民地过程的一个重要现象。外国人在华报刊（外报）活动始自《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创办，19世纪50年代后“渐行于中土”；1872年《申报》创办，外报发展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同时传教士报纸、商业报纸、纯粹办给外国人看的外文报纸也并行不悖的发展着，共同演绎出近代中国报刊的一段特殊时期。

我们将20世纪前的外报区分为传教士报刊、商业报刊和政治性报刊，这是就某一类型外报的总体报纸定位而论。通过这样的划分，我们希望能够管窥外报的发展脉络，并适当结合同时期西方报刊发展做新闻专业主义和理念简单的对比。

作为一种广泛社会过程的大众传播，媒介是一种关系的中介。与社会以及文化问题相关的一个中心前提是：媒介机构从本质上是有关最广义的知识的制作和传播。[1]近代中国“最广义的知识”对于当时的先知先觉的中国人而言就是“师夷长技以制夷”，这种思想在外报对后来中国人的办报经历中亦有所反映。而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正在进行着里程碑式的发展，新闻作为一个职业其合法性正不断建构，新闻专业主义也成为当时西方新闻工作者建构和探索的中心话题。借鉴这一时期在华外国人所办报纸的三种形态，或可得一二媒介社会功能观的新认识。

传教士报刊

谈传教士报纸，自然从人所熟知的《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谈起。《察世俗每月统记传》1815年8月5日创办于马六甲，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份近代化报纸，其创刊揭开了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的第一页。该报是一份宗教宣传性质报纸，办刊宗旨乃以“阐发基督教义为根本要务。”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报纸形态上看是这样一份报纸：封面：“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左下角印有：“博爱者纂”。右有：“子曰多闻则其善者而从之”，时间标识：“嘉庆丙子年全卷”。可见，《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有神学色彩的同时，也颇注意中国受众的本土化语境。[2]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从传媒分众的层面来界定刊载内容，称：“看书者之中，有各种人：上中下三品，老少愚达智昏皆有，随人之能晓，随教之以道，故察世俗书，必载道理各等也”[3]这种按受众层次区别对待的受众观在当时无疑是为了适应传教之需要的，但从媒介经营的角度来说也是很有远见的做法。然而从当时中国的媒介生态环境来看，读书人迷于科举，而普通“老少愚达智昏”者又普遍是缺乏读报的需求的。这显而易见制约《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的发展。事实上从后来《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在华传播的途径和作用来看，除了早期传教功能外，对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范围是有限的。

对于时事政治问题，《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前五卷概未涉及，连米怜自己也认为是一大缺陷，但将这一缺陷归诸当时条件的限制，声称并非其办刊本意。[4]然而，该报毕竟还是清楚意识到了自己这一缺陷。并且也在后期刊登了介绍世界各国概括，及至月食报道等内容。从《察世俗每月统记传》的报纸内容可见，主持人对媒介的定位是明确而清晰的，并且也努力扩展报纸之所及。

如果说《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近代传教士报纸的先驱者，《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无疑是传教士报纸精神传承和转变过程的一份重要报纸。《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1833年8月1日创办于广州，为中国境内第一份近代中文报刊。从报纸主持人来看，其办报动机已经在早期传教士报刊的基础上进行微妙然而重要的转变了。传办人郭士立“精通中文，能讲北方官话及闽粤方言，还十分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与习俗，曾3次乘船到中国沿海口岸探听军事情报，收集政治、经济方面的信息，也曾参与走私鸦片等活动。他在航海日记中说：‘我诚恳地期望，应该采取某些更为有效的措施，以打开和中国自由交往的通路。我如能竭尽微力，为推进这一事业做些有益的工作，将感到莫大荣幸。’”[5]

这样一位报纸主持人，不难想象其传办报刊的目的已不是单纯的传教士办报传教。但是限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传教士报纸市场有限，也很难跳出传教这个圈子（尽管主持人的目的是有明显的倾向性的，其所传之“教”也非单纯之“天主教”）。客观上，这份报纸由于从报纸的内容到宣传都更好的适应了中国人的习惯和口味，对中国社会的影响较之《察世俗每月统记传》是巨大的。尤其是报纸定位，已经不是早期单纯的宣传品。《东西洋考》明确将自己归属新闻纸，辟有“新闻”专栏，且于1834年1月（癸巳年十二月）刊载《新闻纸略论》。[6]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在形式上继承了《察世俗每月统记传》，如其创刊号上印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左下角注有“爱汉者纂”等等。但内容上，《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已经更加注重时事新闻，宗教已退居次要地位，不再刊载解释教义的专文，言论主要用来宣传中外人士之间的行为准则等。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是传教士报刊向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报刊的过渡，对后来的商业性报刊有一定指向性作用。

颇为巧合的是，此时的西方社会，1833年9月3日《纽约太阳报》创刊。开启了美国便士报的新时代。便士报不仅仅在其后西方新闻活动中充当了主角，还深深影响了西方新闻界的办报理念和实践。创办人本杰明•戴（BenjaminH.Day）这样表述其报纸宗旨：“本报的目的是刊载每天所有的新闻，并以每个人可以承受的价格，使报纸置于公众之前。同时，也为广告提供一种有利的媒介（Bleyer,W.G.,1927,158）.”[7]对比可见，彼时中国的新闻传播受制于当时的媒介生态环境，发展已远远落后西方社会。

这一时期（1815年-1839年）的传教士报刊主要还有《特选撮要每月纪传》、《天下新闻》、《依泾杂说》、《各国消息》等。他们在内容上基本都还是停留在传教上，这里不做详述。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50年代后香港出现的《遐迩贯珍》。这是香港历史上第一份中文报纸，也开我国中文报刊铅印之首。虽然《遐迩贯珍》是传教士麦都思依靠马礼逊教育会、英华书院创办，但其实际上已经是一份新闻为主的刊物了。其创刊《序言》上云：“‘中国除邸抄载上谕奏折，仅得朝廷活动大略外，向无日报之类。’、‘吾每念及此，思于每月一次，纂辑贯珍一帙，诚为善举。其内有我邦之善端，可以述之于中土，而中国之美行，亦可达之于我邦，俾两家日臻于洽习，中外均得其裨也。’”[8]由之可见，该报重视通内外，后来国人王韬“达内事于外”、“通外情于内”；郑观应“欲通之达之，则莫如广设日报矣”或由之受启发。

有学者认为，《遐迩贯珍》暴露了西方‘炮舰’加‘布道’的殖民取向。[9]固然是深刻的见解，不过从其办刊形式和内容上来看的话，也的确更加侧重了对新闻信息的传播。所占篇幅最多的是反映当前时事的新闻报道和评论，既有报道中国和中外关系的新闻也有反映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的新闻。《遐迩贯珍》的政治倾向，无疑是站在英国殖民主义的立场上的，但在报道中国内部消息时，因其不必顾忌清政府的干涉而能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事情的真实面貌。[10]纯粹从办报的角度来论的话是很大的进步和发展。

到19世纪70年代，上海又出现了一份对中国近代报业和社会产生重要影响的报纸，即《万国公报》。该报是一份基督教报纸，林乐知（YoungJohnAllen）创办并主编。《万国公报》的评论是其区别于前述传教士报刊的一个显著特色。

《万国公报》以犀利的政论，站在西方立场上，为晚清政治变革提供了新思维；对报刊本身轨迹及一些报刊理论作探索。《万国公报》办报的目光、视野具有职业理念。[11]尤其突出的是该报在传教的同时，对英美报学进行研究。“泰西诸国人民率皆嗜阅新闻纸，如饮食，殆不可一日缺。”“考英美新闻纸之不同处，即英报重于论辩、义理，美报专于搜罗新闻。”对报刊史进行探索的意义或许可能更多的影响到了该报具体的办报上。

总体上说，传教士在华报刊开启了中国报刊的新时代。传教士报纸客观上是为传教服务的，但其为国人带来的“通内外”之作用对早期国人办报和近代中国社会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从以后的改良派、维新派办报经历来看，无不受到传教士报刊宣传思想的影响。

商业性外报

以《北华捷报》、《字林西报》、《上海新报》、《申报》、《新闻报》为代表的外报显示了另外一类报纸形态，即以商业信息流通和盈利为目的商业性报纸。

《北华捷报》1850年8月3日于上海创刊。创办人为英国商人亨利•奚安门（HenryShearman），字林洋行发行，该报无论从报纸主持人，发行单位都已经大大不同于传教士报纸，因而也表现出其商业性报纸的特色。报纸从政治上代表英国在华商人的利益，由于被英国驻沪领事馆指定为公署文告机关，得到优先刊载上海公共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工部局的文告和付费广告的特权，因而有“英国官报”（OfficialBritishOrgan）的称号。

《北华捷报》的历史意义更在于该报孕育了近代中国历史最长、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

《字林西报》脱胎于《北华捷报》的星期增刊《每日航运与商业新闻》，该报尤其重视加强新闻报道工作，还获得了独享刊登英国路透社电讯的特权。为此，《文汇报》（J.D.Clark）还因公开转载《字林西报》刊登的路透电讯而打了场版权官司。

继这之后，《上海新报》创刊，该报是以北华捷报馆为主体的字林洋行创办出版的周刊。其编辑方针曰：“大凡商贾贸易，贵乎信息流通。本行印此新报，所有一切国政军情，世俗利弊，生意价值，船货往来，无所不载。”[12]该报自1870年3月24日在国内率先为每条新闻拟简明标题，是一项对后来报纸业务进步具有重要影响的举措。《上海新报》后来在与《申报》的竞争中失败，由此亦可窥商业性报纸的商业竞争意识。

值得重点评述的是《申报》和《新闻报》。

《申报》创办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人美查（ErnestMajor）直言其办报就是为了赚钱。如果说前述商业性报纸与殖民主义开拓尚有关联的话，到美查的《申报》已经完全是为金钱而办。美查于1889年将所经营事业改组为美查兄弟有限公司，报纸也由外国独资变为外资控股，中外合资，其商业性运作已接近同时期西方新闻事业的经营。

《新闻报》1893年3月17日创办，虽晚于《申报》，却后继勃发，一创刊就同《申报》打价格仗。很快就在上海站稳了脚跟，成为仅次于《申报》的第二大报。从两报的竞争可以看出彼此追求利润至上的宗旨。

《申报》的经营和管理大不同于此前以及同时期的传教士和政治性报纸的。它奠定了近代中国商业报纸的基本模式。其创刊号所登《发刊辞》、《本馆条例》、《申江新报缘起》宣称：“凡国家之政治、风俗之变迁，中外交涉之要务，商贾贸易之利弊，与夫一切可惊可愕可喜之事，足以新人听闻者，靡不毕载”[13]其所谓“可惊可愕可喜之事”或可作为《申报》对新闻价值的一种认识和探索。

《申报》对战事的报道非常重视真实性原则。无论是朝鲜、中法战争等，无不尝试亲身采访、现场报道。同时期西方新闻界倡导的客观性原则在其报道中亦有所体现。对“杨乃武与小白菜”的连续报道或可作为《申报》无意中的一次新闻议程设置。

此外，《申报》报道大量社会新闻，以吸引读者；号外以追求时效；连载旅行通讯以丰富内容；刊登照片以美化版面；重视言论和副刊以形成特色。这些具体的新闻业务为商业性报纸的经营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模式，为我国报纸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

申报馆的经营思想亦是一个值得比照的方面。申报馆除了出版《申报》，自办发行，创办了一批其他出版事业。比较突出的有各类期刊的经营，如《瀛寰琐记》、《点石斋画报》等。申报馆还兼营书籍出版。其1888年出版的《古今图书集成》有“康熙百科全书美查版”之美称。

广告成为《申报》经营的重点。在《招刊告白引》（1872年5月7日）中如此云：“尝游通都大邑，见中国一城一邑，一岁一市之中，有怀一端之事思告白于人而无由遍诉者……西人之为民下者亦尝患此久矣，思夫善其术以出之。盖有新闻纸出，而民之情不至拥于上闻矣。”[14]从其中可见，申报馆的广告思想多受西方思想影响。其对“新闻纸”广告功能的认识颇具有远见。

这一时期的商业性报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从传播思想来讲可能不如传教士报刊明显，但是其对中国报业和社会的发展作用却是巨大的。因为商业性报刊的存在，国人充分认识到新闻纸可谋利、可广耳目、可易风俗，商业性报刊的创办也在这之后开始孕育并渐渐发展了起来。宗教性报刊对中国新闻事业的影响是有限的，商业性报刊却是刺激近代报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政治性外报

政治性不可避免的在传教士报刊和商业性报刊中有所体现，这是由传播者的自身阶级性质所决定的。然而，在近代中国报业史上的外报中有这么一股力量，它们是纯粹的政党报纸，如果溯源的话，或者是西方政党报纸在中国的特殊产物。这里择其代表性报纸略述。

1822年9月12日，《蜜蜂华报》（AAbelhadaChina）在澳门创办，这也是中国第一份外文报纸。但实际上，这份报纸与中国仅仅是从地域上建立了联系。报纸的创办人是葡萄牙立宪党派人士，报纸是为了宣传立宪党派在澳门的政治主张而创办的。此后，在澳门又创办了《澳门报》（GazetadeMacao）、《澳门钞报》（AChronicadeMacao）等8份葡文报刊。

这些报刊，多报道本国事务，从受众定位上即不是面对中国受众的，因而也无关宏旨。不过鸦片战争爆发后，这些葡文报刊一般都持中立态度，甚至有少数持亲华立场，是值得联系当时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方向。

《中国丛报》（ChineseRepository，一译《中国文库》）是一份同中国联系紧密的政治性报纸。该报创刊于1832年5月31日，英文月刊。虽然该报是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所创办并主编，但其政治性远大于宗教性，我们认为其更是一份政治性报刊而非宗教报刊。该报以提供“有关中国及其邻邦最可靠、最有价值的情报”为宗旨，其内容“多为英人在华的商务报告，对于中国文字及华人生活有极精密之研究”，[15]该报鼓吹对中国采取强硬手段乃至鼓吹武力侵华，政治性昭然若揭。

政治性报纸对中国人的办报影响甚微。对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林则徐、魏源等也仅起了解外情的作用。但是政治性报纸却在近代中国社会扮演了重要角色，为殖民侵略进行了向导，对政治性报纸的媒介功能不能小觑。但同时我们也应辩证的看待这一媒介形态及其功能，正如我们历史地评价鸦片战争一样。“大众媒介是形成新型凝聚力的潜在力量，能够把同一国家、城市或地方的分散个体联合起来。……如何诠释媒介影响常常取决于一个观察者对现代社会的态度和他们的社会观中乐观主义或悲观主义的程度。20世纪早期既是（或可能正因为是）民族主义、革命和社会冲突最为显著的时代，同时也是思想进步、民主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的时代。”[16]将媒介置于能显示其前后联系的语境中考量，这对我们评价政治性外报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有所启发的。

三股力量的交织

孤立地看待报纸的形态是狭隘的，而不将报纸的形态做一具体的细分也不利于我们区分对待不同产生背景下的报纸和同一背景下不同语境下的报纸。我们认为在分析在华外报及其影响时不应该一概而论。本文即是对此的一个简单梳理和评述。

外国人在华报纸对中国近代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开启了中国近代报刊的第一页。但同时它也是适应近代中国社会以及当时的国际形势而产生的。如果说传播的局限性导致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割裂，是否这种割裂又孕育了外国人在华报刊的不同形态？

从新闻专业主义的角度来论，早期在华外报的三股力量交织或许对近代“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专业意识也有一定的影响。正如西方便士报使得独立报业形成，早期商业性外报是否也在新闻活动过程中不自觉地促成了中国独立报业的形成？而早期传教士报纸的宣传策略（我们知道王韬等早期报人都有在传教士外报中工作的经历）是否亦对形成中国的政党报刊及其政论风格有一定的影响？或者是中国人介入传教士外报的创办（梁发、王韬等等）而形成了传教士报刊的宣传风格？此外，这种影响又是如何显现的？除了传教士报刊，政治性的外报对梁启超等人的办报活动是否也有所启发和影响？

无论如何，这三股力量彼此是相互联系，共生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的。对其彼此间这种共生和相互影响（或者一定程度的彼此隔离？）的关系的探究，或许需要我们更多的从媒介的功能和作用角度去考察，并将这种媒介功能置于能显示其前后联系的大的社会背景和特殊语境下。

理清这三股力量的关系或许对近代中国报业专业主义之肇启有所启迪。如果我们把对这三股力量的研究作为对在华外报传播者的研究的话，或许可以借用黄旦先生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的一段深刻见解：

也许，正是这种持续不断地（对新闻专业主义的——笔者注）建构和消解，才使得有关大众传播者的研究具有自己的旺盛生命力。理解这一点，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分析西方的媒介组织，而且对如何研究我们的传播者也不无启示。[17]

[注释]

[1]《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丹尼斯•麦奎尔，清华大学出版社，第54页。

[2]《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58页。

[3]《中国新闻事业史文选》，张之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77页。

[4]《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2页。

[5]《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5页。

[6]《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73页。

[7]转引自《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黄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20页。

[8]《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页。

[9]《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79页。

[10]《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5页。

[11]《晚清报刊与维新舆论建构》，王天根，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第107页。

[12]《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39页。

[13]《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0页。

[14]摘引自《中国新闻事业发展史》（第二版），黄瑚，复旦大学出版社，第54页。

[15]《中国报学史》，戈公振，中国新闻出版社1985年版，第70页。

[16]《麦奎尔大众传播理论》（第四版），丹尼斯•麦奎尔，清华大学出版社，第33页。

[17]《传者图像：新闻专业主义的建构与消解》，黄旦，复旦大学出版社，第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