奔走在绝望与希望间,打开一条爱的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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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中国，每年等待器官移植的人大概有150多万，而每年能够真正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却只有一万多例，器官移植的供需比例是1：150，在美国，这个比例是1：5，在英国是1：3。这意味着，我国每年有大量的患者，在无望的等待中失去了生的可能性。

为了缓解这一问题，一个全新的职业应运而生――器官捐献协调员。他们在医院和患者之间，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在逝者与生者之间打开了一条条爱的通道……

打工仔走上劝捐之路

45岁的彭宣祥是湖北汉川人，家里有个80多岁、左眼先天失明的老母亲，儿子虽然已经20岁，但也患有先天性声带受损。15年前，妻子同他离婚后，30岁的他只身来到深圳宝安区一家纸盒彩印厂做业务员。2002年4月，善良的他加入了宝安区义工联合会。

2004年，一个名叫汪金红的工友患了晚期肝癌，得知这一消息后，彭宣祥主动担当起陪护工友的责任。他每天下班后赶到医院，为汪金红擦身、喂饭。汪金红家境贫困，深知自己时日无多，不想拖累年迈的父母，便对彭宣祥说：“感谢你好心照顾我，我想做一点好事，死后把眼角膜捐出去，你能不能帮我？”彭宣祥握住汪金红的手说：“你好好养病，你的心愿我一定想办法帮你实现！”

彭宣祥立即把工友的意愿汇报给宝安区义工联合会，并与深圳市红十字协会取得联系。当时，深圳眼科医院有两名失明的年轻人急需眼角膜供体做手术，他们的父母听说彭宣祥可以帮忙与汪金红协调时，高兴得泪如雨下。那一刻，彭宣祥也感动不已。

可彭宣祥没想到，就在他将双方的所有事宜协调好后，汪金红的父亲从老家赶了过来。听说这一切都是彭宣祥在中间撮合时，汪父气得在病房对彭宣祥拳打脚踢：“你是我儿子什么人？你凭什么替他做主？”彭宣祥任老人家发泄，一句话也没说，他十分理解汪父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等老人家发泄完了，他跪在地上说：“老人家，金红不在了，以后我就是您儿子，我为您送终。”冷静下来的汪父看着眼前与自己儿子一般大，却被自己打得鼻青脸肿的汉子，终于平息了愤怒，用颤抖的手含泪替儿子签下了角膜捐献志愿书协议。

这件事让深圳市红十字协会的领导特别感动，立即招收彭宣祥为一名编外器官捐献协调员。经过培训，他才明白，协调员的主要任务就是与临终者谈心、交朋友，让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自愿捐献出自己的器官，去拯救更多的患者。

2005年8月的一天，深圳眼科医院新来了一个病人，是个从小失明只有6岁的小女孩。可就在小女孩即将动手术前，原来打算无偿捐献角膜的病人家属却突然改变了想法。由于当时眼库中没有其他有效角膜，如果死者的家属执意不捐献，那么小女孩的手术又得推迟下去。要知道，这个来自贫困山区的小女孩和她的父母已经等了整整6年！她的父母为了凑齐这次的手术费把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都卖光了……

彭宣祥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赶到医院。由于眼角膜只有在病人去世后6小时内取下来才有用，所以彭宣祥顾不了那么多了，跑到死者家属面前，握着对方的手泪如泉涌：“我知道你们失去亲人十分难过，可是现在那个小女孩更可怜啊，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经过三个多小时的长谈，他终于说服了死者的家属。

之后，医院立即为小女孩实施了手术。十几天后，当小女孩睁开明亮的眼睛欢笑的时候，彭宣祥忍不住流下热泪。小女孩的父母更是激动得给他跪下来磕头致谢，哭哑的嗓子说不出一句话来。

2006年7月，彭宣祥接到市红十字会通知：42岁的打工男子孙楚飞患癌症晚期，住在龙岗区中心医院，希望他能去关怀一下。当时，彭宣祥租住在宝安区福永街道，下班后要转几趟公交车到龙岗，往返一次要三四个小时。他不仅自己贴路费，每次去看望病人，还会买束鲜花或一些水果。

在陪护时，彭宣祥了解到，孙楚飞十年前离异孤身到深圳打工，由于种种原因，和家乡人都失去了联系。两个同病相怜的男人，很快建立了亲兄弟般的感情。孙楚飞把自己一生的苦痛，都倾诉给前来照顾他的彭宣祥，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孙楚飞握紧他的手说：“兄弟，我没想到临死了还能和你做朋友，我这一辈子什么都没有，也不能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就麻烦你帮我把死后的遗体捐给红十字会吧……”

孙楚飞在签完捐献自愿书的当天就走了。彭宣祥如失去亲人一样在他的遗体旁哭泣：“老孙，我就陪了你那么几天，也从未开口劝过你捐器官，你就能如此大度地做出决定……”事后彭宣祥才知道，孙楚飞曾向医院护士打听过，彭宣祥为什么要这么关心自己，护士跟孙楚飞讲明了彭宣祥的身份，所以孙楚飞义无反顾地帮助了这位“兄弟”。

彭宣祥常常被感动着，以至于掏出自己身上所能拿出的钱财捐给患者治病，送他们入殓、火化时，就像是为亲人送终一样。本来，一些公交车费、礼品费是可以找义工联和红十字会报销的，但他一次也没有。

像跑业务一样去“扫医院”

2008年，彭宣祥已经来深圳打工十年了，却仍住在一间狭小的出租屋里。他救了很多盼望光明的盲者，却从没有为自己左眼先天失明的母亲考虑过。朋友都说他是傻子，有的还为此与他中断来往，生怕某天他会找上门劝捐。

不过，彭宣祥在劝捐事业上成绩非凡，四年间他成功协调了近20例器官捐献工作，每年都被评为深圳市五星级义工。他出色的能力及艰难处境，也引起了深圳有关部门的关注。2009年年初，他被深圳市红十字协会器官捐献办公室正式招收为专职协调员，负责宝安区和龙岗区的相关捐助工作。虽然收入跟打工时差不多，但他属于在编职工，可以一心一意地做这份自己喜欢的事情了。

从编外到专职，彭宣祥感到肩头的责任更重了。深圳需要进行器官移植的患者很多，但供体有限，缺口特别大，他决定主动寻找供体。

彭宣祥自创了一套“扫医院”工作法。2009年9月的一天，他前往某医院脑外科主任办公室。他刚做完自我介绍，对方就发出疑问：“说实话，我有点搞不懂，你到底是干什么的？”“我是为深圳红十字协会服务的，为了帮助那些患重病需要器官移植的人……”他赶紧双手递上名片。然而，他热情地讲了很久，对方都没有回应，最后委婉地拒绝道：“这虽是好事，但是涉及整个社会的观念问题，我们也不好做啊，你还是走吧。”医生主要是担心透露病人的信息后，病人家属会找麻烦。

像这样碰壁的时刻，彭宣祥经历了无数次。但他没时间多想，挤上公交，从包里翻出一张印着宝安区12家医院5名ICU主任、12位脑外科主任名字的纸张，继续“下一站”。

坚持半年后，终于有不少医院开始支持彭宣祥的工作――遇到不能自主呼吸需要上呼吸机的病人时，主任医生会适时给家属提出可以捐献器官的建议；如果家属不反感，他们会通知彭宣祥跟家属见面。家属同意后，彭宣祥再帮助对方办理医药费减免等手续。

攻下医生这一难关后，彭宣祥又瞄准病人，再去“扫”一次医院。跟病人打交道其实更难。一次，他冒着风雨、饿着肚子赶到某医院，由于时间紧，他单刀直入地对病人家属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谁料话未说完，就被病人家属一顿痛骂：“马上给我滚！”家属还把他的倡议书一把撕碎，旁边病床的人也感叹：“这个社会怎么会有做这种工作的人――什么世道呀！”他被家属推搡着赶出门，无论他怎么解释都没用。

2010年3月，彭宣祥接到一家医院的电话，说是上午11时接诊的一名老人因为早晨在家中摔了一跤，突发脑血栓死亡。对于这种事先无法准备的“突发事件”，他心里很清楚，这时去“劝捐”，难度会很大，所以他先守在太平房门口“观摩”了一段时间。这时，太平房外面的走廊上已围坐着死者十多名神情悲伤的亲人，他们正忙于商议死者的后事处置。由于角膜的最佳取出时间是在死后6个小时内，他犹豫一阵后，终于鼓起勇气走到一个男子身边说：“请问您是阿伯的儿子吗？需要我帮忙吗？我是……”他的话音刚落，那个男子已经动怒了：“滚开！人都死了，谁有心情跟你谈这些！”

如此种种，不计其数，彭宣祥每次都是厚着脸皮挨骂，即便是被揍，他也不吭声。他说：“我不容易，家属更不容易，不管他们说什么，我都能理解。”但工作还必须做，后来他摸索出一个“志愿+义工+劝捐”的工作模式，即一开始只字不提，而是去医院参加志愿活动，给病人当义工，通过帮助和照顾他们一段时间，建立感情后再慢慢劝捐。

彭宣祥曾在龙岗区布吉医院碰到过一位姓刘的阿姨，她无儿无女，只有个远房亲戚，但没时间来照顾她。彭宣祥第一次去医院看望她，得知他的身份后，她每次一见到彭宣祥就下逐客令：“你是来看我死的吧？我还没死呢！”但老人的态度没有吓退彭宣祥，此后的两个月里，他每隔一两天就到刘阿姨的病床前，花几个小时陪她聊天解闷，替她端饭倒水，像儿子一样侍候她，最后老人终于做出了自愿捐献的决定。

正是这种真诚和细心，彭宣祥的工作越来越出色。2010年底，他再次被评为深圳市五星级义工，并受到市政府表彰。当年他一人就完成了10例多器官捐献案例，而整个深圳市全年的多器官捐献数也就12例！

劝捐成功后更要“有良心”

按道理，器官捐献完后，彭宣祥的工作也结束了，但他最怕的就是家属事后反悔、过度悲伤等。2011年5月，单位有名编外大学生义工，劝一个患者捐了器官。但逝者母亲反悔了，跑到殡仪馆里，要求解除协议，快让儿子入土为安，并不断打电话找那名义工。由于义工缺乏经验，被惹烦了，在电话里说：“当时是你们自愿的，我不管了！”逝者母亲顿时泣不成声：“你们怎么能这样做事？还有良心吗？”

彭宣祥听说后，赶紧带着那名义工，一起到逝者母亲家里赔礼道歉，然后又通过各种办法促使事情圆满解决。他认为，逝者为大，家属的心情要时时刻刻去感受和抚慰，绝不能像做买卖一样，成功后拔腿就跑，否则很容易让捐献者家属寒心。

每一位捐献者及其家属的情况，彭宣祥都会详细记录。他一直坚持把陪护过的每一位临终捐献者的感受，以及他与捐献者之间的交流，都写在日记里，他觉得这是对那些捐献者的尊重，虽然他们已不在人世。捐献者去世后，他会经常问候家属，遇到困难者，也会尽力帮助。2012年春，一个叫张章的小伙子捐赠器官后，家里只剩下一个60多岁的母亲和一个患鼻咽癌的姐姐，住在深圳和东莞交界的新田社区。他多次去探望她们，让家属感到些许温暖。

2012年10月，彭宣祥接到了深圳福田区人民医院一位病人家属的电话。病人脑出血，仅靠呼吸机维持。他问了几个指标，初步判断符合捐献条件。在ICU病房外，他见到了病人的妻子等家属。没说几句，病人的妻子就问：“捐献能给多少钱？”彭宣祥解释，法律有规定，只能无偿捐献，否则就是买卖器官。但家属们都说，他们是打工的，没有钱，医院里还欠着药费，而且病人是家里的顶梁柱，一旦死去，孤儿寡母，欠债累累……

双方僵持不定。彭宣祥有些着急，因为器官允许热缺血的时间是：心脏3-4分钟，肝脏5-8分钟，肾脏30分钟，骨和眼角膜是24小时。病人心脏停搏后的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关键，为了争取这次机会，彭宣祥最后说：“实在困难的话，我们会通过社会各界，尽力帮你解决困难。”家属又说：“能具体给个数字吗，我们真的难。”他有些生气：“这简直就是买卖，我不可能承诺任何具体数字。”

最后，病人家属还是签订了捐献协议。但接下来的事情让彭宣祥很棘手――死者器官成功捐出，他却要面临兑现对家属的许诺。他四处联系有关部门，想办法搞爱心活动，经过两个月的努力，终于为家属筹得了几万元善款。“必须给家属一个交代。”他说，对于家庭困难的捐赠者，他往往左右为难。协调员不能仅靠“献爱心”去说服家属，而应尽力帮他们解决一些困难，比如出车祸的，就帮他们走交通流程；有社保、医疗保险的，就协助他们处理……

这些“善后工作”，彭宣祥都尽量做到。但钱的问题，不是他一个人能解决的。因为红十字会并没有器官捐献的专项基金，都是靠社会筹集一点，政府给一点，移植医院给一点，受捐者出一点等途径。即使最困难的捐赠者家庭，红十字会最高也只能给两万元。而彭宣祥经常遇到的情况是，捐赠者在ICU治疗的花费很高，患者有捐赠意愿，但还未脑死亡，患者家属已经付不起ICU的费用了。这种情况，如果无法平衡，彭宣祥也只能放弃。

所以，彭宣祥的爱心有时往往屈服于生活的无奈。近日接受采访时，记者问他为何要坚守这样一份事业，他说：“我从小就经历过母亲的失明，儿子又有缺陷，这些痛苦让我深刻体会到那种没人帮的感觉有多可怕，而这个职业让我的人生充满了快乐和力量，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如今，彭宣祥依然忙碌在深圳的各家医院之间。在茫茫人海中，像他这样的器官捐款协调员或许只如一颗沙粒般渺小，被人误解过，被病患家属咒骂过，但在他们苦口婆心的背后，是一份温情脉脉，无私奉献的大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