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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省鹿邑县农妇武文英自首了,因为去年2月她在家中把半瓶农药递给了患有脑瘫的双胞胎儿子,两兄弟服毒后身亡。目前,武文英以涉嫌故意杀人罪等待司法审判。
看了这样的消息,我感到辛酸。
据当地审理此案的一位法官说,“这是一起罕见,又十分典型的案件。”说罕见,是因为一个母亲亲手将自己的双胞胎儿子送上不归之路,令人难以理解。人命关天且一案两命,犯罪嫌疑人不被重判显然有悖法理。但是,“虎毒不食子”,武文英为什么要杀子?这一案件中包含着多少不幸隐情?刚刚四十六岁却早已满头白发的“凶手”为什么让人恨不起来?这不能不说是此案值得探讨的典型之处。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有关武文英是怎样不幸地有了两个脑瘫儿子,怎样含辛茹苦地操持家务,怎样忍受着家庭暴力,以及她生活的贫困——这个说来话长的不幸故事不必再重复了。我注意到媒体报道中的一个细节:武文英破败不堪的家中供奉着几尊神像,有一个菩萨、一个太上老君和三个财神爷,她每天跪拜烧香。她还曾请求邻居带她一起“信主”,想“减轻痛苦”。然而,这个“信命”的农村女人似乎未能借助烧香、祷告远离不幸。
武文英杀子后,同村人不约而同地知情不报;武文英自首后,同村三千多人法院,请求法外施恩。我们无法苛责那些乡民村夫冒着违法的风险包庇罪犯,不能怀疑他们为武文英求情的动机,毕竟,在普通农民心目中,“邻里相助”的本能也只能以这样一种“合理不合法”的方式去体现。事实上,我们需要责问的是从村、镇到县、市的相关部门、有关领导。
据介绍,周口当地媒体曾三次报道“母亲照顾脑瘫双胞胎”的事迹,镇政府有关部门也曾送来轮椅和五百元钱,没户口的两个脑瘫儿子最后得到两人每月共六十元的低保。由此可见,武文英一家的困难政府并非不知情。问题在于,武家之难,绝非一时之难。过去已经困难了近二十年,假如两个孩子不死,其困难还将长期继续。对于这样的困难户,一次性的五百元慰问金能解决什么?两个没有劳动能力、生活无法自理的智障残疾人靠每人每月三十元钱生活,这个“低保”的保障底线有什么意义?
武文英的丈夫反对她烧香拜神,曾经摔了她的菩萨。这个男人说,还是应该“找找政府,看有没有啥救济”。尽管他不知道该找政府的哪个部门,但他把希望寄托于政府却是确定无疑的。可惜,当地基层政府的作为不力,社会救助体系的缺失,让一个困难的农村家庭由希望变失望,由失望变绝望。当绝望来临,家庭暴力乃至家庭惨剧的发生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可避免。
多年来,各级政府的机构设置应该说是相当健全,政府官员包括各种工作人员、“临时工”的配备编制不仅满员甚至超额,各个政府部门的任务职责基本明确,虽然不同地方不同时期的工作有不同的侧重或阶段性的目标,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来没有变。只要牢记这一宗旨,下乡走村就不是做给领导看的形式,而是发现身边老百姓实际问题的简单有效的手段。只要把群众疾苦放在心上,不需要报纸报道,老百姓有任何困难也都能及时加以解决。
如果一个家庭的不幸能够促使各级官员再深入一些,更贴近群众一些,千方百计为老百姓解决更多的困难,那么,武文英和她一家人的悲剧就可以成为真正的典型。
【原载2013年12月12日《中华工商时报·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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