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的野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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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后，康有为代表的维新派被人们称作“康党”。

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具有斗争经验与政治才干。相比之下，康党要稚嫩得多。康有为是一个未到任的六品主事，梁启超、谭嗣同、林旭等人是初出茅庐的书生，除了教书、办报，没有多少实际政治经验。维新派身后也有一些官吏，比如李端、徐致靖、张荫桓等，但康有为刚愎自用，很难听进他们的合理化建议。

康党唆使光绪皇帝连出败着：六月，康有为上折，要求皇上下明诏，强制推行禁止缠足；随后，康党又连续提出了“弃旧京”、“营新都于江南”和“断发、易服、改元”等脱离实际的建议。一些外国人士则认为“皇帝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他的顾问康有为和其他人等都缺乏工作经验，他们简直是以好心扼杀了进步”。

康有为自称懂得时务，可他的西学知识是来自南方报摊上的“二手货”，与洋务派人士相比，简直是小儿科。但康有为偏要打肿脸充胖子，连续编写了《俄彼得变政考》《法兰西革命记》《突厥削弱记》《波兰分灭记》《日本变政考》，希望以此博得皇上的青睐。以《日本变政考》为例，他有意篡改历史，故意将明治天皇刻画成“乾纲独断”的明君，把维新的功劳记在他的名下，让了解实情的洋务派嗤之以鼻。

对此，著名学者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中批评说：“康有为不自量力，引学术入政治，也就从‘迂儒’逐渐蜕变成‘学阀官僚’，把支持他变法改制最热心最有力的张之洞、翁同等都摈之门外。以他这个小官，来独力抵抗那红顶如云的顽固派，那就是螳臂当车了。”

康有为的野心，是变法夭折的致命原因之一。

欲望是魔鬼。据《近代名人轶事录》记载，一次，梁鼎芬与章太炎谈论维新人物，梁鼎芬问：“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章太炎大笑，回答道：“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由此可知，康有为的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光绪皇帝感到皇位岌岌可危，变法夭折前一个星期，他给军机章京杨锐下了一道密折：“……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又不致有拂圣意。”光绪希望杨锐等人拿出一个既坚持变法、又不拂慈禧太后“圣意”的稳妥方案。可是，康有为等人头脑发热，手无兵权，却推出了“围园、锢后、杀禄”的军事计划，铤而走险，一举将变法推向了万丈深渊。

对于康有为的做法，就连他的弟弟康广仁也不认同。康广仁在给友人的信中坦言：“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阿兄（康有为）宜归广东，卓如（梁启超）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励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否则“且恐祸变生也”。

但康有为不以为然，一意孤行。他说：“死生命也。我昔经华德里，飞砖掠面，若逾寸，中脑死矣；假中风痰，顷刻可死。有圣主在，吾以救中国，岂忍言去？”结果，只维持了100多天，就以光绪遭幽禁、“六君子”被杀、康有为和梁启超远走海外而告终。

（选自《周末・西窗烛》）

康有为的野心并不是“”失败的主因，就康有为个人来说，志大才疏，他没有面对“千年未遇之变局”中引导中国走向现代的能力，但问题在于：康有为不行，谁行？没人行。就当时的历史形势来说，中国有通过改良变法图强的机会，但是海内竟没有人有能力带头把握这个机会。改良不成，只有革命。所以说，康有为虽然有其弱点和局限，但那是历史的局限，而不是个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