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发展视阈下的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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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战后经济发展引发的社会政治转型给后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挑战，后发展国家普遍面临着“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围绕这一双重困境展开的社会运动和政治冲突，形成了各自国家独特的抗争政治、社会联盟、（政党建设）国家构建的发展轨迹和历史道路。面对抗争政治，成功实现由社会联盟到国家构建的国家获得了国家政权的稳定，失败的国家则陷入了经济落后、国家政权崩溃和社会失序的境地。研究和探讨后发展视阈下的抗争政治，发现社会经济转型期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政治到（党的建设）国家构建的演变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后发展;社会管理;抗争政治;国家构建

中图分类号：D0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2）04-0045-05

一、后发展视域下的双重集体困境：“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

综观现代世界经济发展史，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或说先发展国家，按照时间序列依次是美、法、德、日等国先后进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行列。根据发展理论，从时间维度来看，后发展国家有其明显的劣势和相对的优势。1962年，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在总结德国、意大利等国经济追赶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后发优势理论。他认为，后发优势可以汲取先发展国家成功的经验和失败教训，后发展国家可以走捷径，不需要按部就班地沿着先发展国家的道路前进，即所谓的“跨越式发展”[1](P25)。

在后发优势理论的基础上，美国政治经济学家瓦尔德纳（David Waldner）从比较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入手，在对战后兴起的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进行的典型案例（叙利亚、土耳其、韩国和台湾地区）分析基础上，揭示了新兴工业化国家在先发国家设定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走出边缘”之路中普遍面临的双重集体困境，即“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格申克龙集体困境”提法受到了格申克龙后发优势理论的启示，这一困境来自于发展所需要的“资本积累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会引发新的投资和工业生产的扩张，或者说是粗放型的经济增长。”卡尔多集体困境则来自于英国发展经济学家卡尔多的发展理论，“卡尔多集体困境指的是提高效率和实现国际竞争力的问题；其解决方案产生的是集约型的经济增长”[2]（P175）。粗放型经济增长和集约型经济增长模式的问题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涉及增长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的转变问题，经济学家想当然地认为这一转变是自然而然的最优理性选择，而如何从粗放型经济增长转变为集约型经济增长，为何有些国家成功了、有些国家失败了，这绝非简单的经济理性问题，从发展政治学和经济社会学来看，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动力、策略和机制从更深层次上看是一个社会多方力量博弈和政治选择的过程。经济学家往往忽视了这一转型过程中涉及的社会转型路径和政治发展道路的诸多困境，由此也会忽略由此困境产生的抗争政治引发的社会管理体制和国家构建模式的选择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摆在所有发展中国家进入发达国家行列都必须度过的难关和必须解决的难题。在《国家构建与后发展》一书中，戴维?瓦尔德纳以叙利亚和土耳其为一组，以韩国和台湾地区为另一组作了对比。他指出，针对阻碍新工厂资本积累和投资的“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有能力解决“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却以恶化“卡尔多集体困境”为代价。叙利亚和土耳其的国家有能力推动投资，却无力使投资带动的产业运转良好。与此不同的是，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既克服了“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又克服了“卡尔多集体困境”，从而走出了后发展的困境，超越了“刘易斯拐点”，迈向了发达国家的行列[2]（P8）。

二、双重困境下的社会管理：抗争政治与国家（政党）构建

瓦尔德纳理论分析的启发意义在于，看似是一个经济发展的问题，实际上是典型后发展的现代化困境，其间交织着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抗争政治、国家构建（党的建设、政治体制、社会管理体制、行政改革）之间复杂的交互作用。经济发展模式是否能够克服双重困境、实现转型成功，关键问题是社会转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改革、政治发展和国家构建模式的转型能否与之相适应的问题。就叙利亚和土耳其而言，在应对“格申克龙集体困境”和“卡尔多集体困境”的过程中，国内出现了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和抗争政治，从而激化了精英层面强烈的冲突，进而导致了需要构建广泛的跨阶级联盟的策略选择，最终形成了迎合吸纳平民、满足民众福利要求的“早熟的凯恩斯主义国家”。“凯恩斯主义国家”是进入发达工业化之后民主转型的后果，此时发达国家具备了吸纳平民、满足民众福利要求和民生权利的资本和财政实力，而所谓“早熟”，是在未具备资本和财政基础条件之前就启动了福利国家的体制和政策，从而陷入了双重的经济和政治困境的状态。比较而言，东亚发展型国家（地区）却没有强烈的精英冲突，因而可以不去满足民众“早熟”的福利要求和过分的权利诉求，由此选择了不同的社会联盟战略和国家构建的方式，进而可以从容地应对社会运动、有效地协调抗争政治，最终成功解决了由上述原因导致的社会管理困境。在瓦尔德纳从冲突联盟制度建构这一逻辑线索出发展开的上述研究基础上，另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司雷特（Dan Slater）也遵循了比较分析和历史制度主义的方法，还进一步将政治冲突整合到抗争政治的分析框架中，从而扩大了解释的范围。从国外社会科学领域社会运动、集体行动和革命主流理论发展的趋势来看，抗争政治（contentious politics）的概念和相关理论逐渐成为共通的理论工具和分析框架，抗争政治的概念优势在于“抗争政治的外延介于社会运动和全部政治之间”，“发生在诉求者（makers of claims）和他们的诉求对象（objects）之间偶尔发生的、公共的、集体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发生在（a）至少某一政府是提出要求者或被要求的对象，或者是要求的赞成方，（b）所提出的要求一旦实现，将会影响到提出要求者中至少一方的利益时。他要强调的是抗争政治是间歇性的，发生不具有规律性和连续性，并且政府在其中充当调解人、目标或者提出要求者”[3](P12)。在此基础上，类似工人罢工、族群暴乱、农民反抗、学生抗议等涉及社会冲突、阶级冲突、大众动员、国内冲突乃至内战之类的传统范畴，就统统归入抗争政治的分析框架之内了。司雷特为探求东南亚国家政权持久性之根源，透过对马来西亚、新加坡、缅甸、泰国等个案的比较研究，对通过抗争政治、经过社会联盟和国家构建的方式解决社会管理困境的逻辑关系进行了理论上的完善和补充，其演绎逻辑和解释框架分解如图所示[4](P6-7)。社会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抗争政治是整个理论逻辑链条的起点和自变量，作为因变量的政权持久性的后果能否实现，这就要取决于抗争政治中的社会联盟是否能够为精英集体行动意识的培养提供激励机制，进而是促进还是阻碍了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建设和国家构建，最终也就决定了国家政权是否能够获得稳定（stability）和持久（dur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