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一觉“天天”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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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88年11月13日开出“天天餐厅”，到1993年4月成为‘天富房产’老板，我用了五年时间。从‘天富房产’老板，到1998年9月底公安局找我，又过了五年……这十年真像梦境一样啊!”在看守所，蔡林芬神思恍惚地说着。
“闭眼是梦，睁眼也是梦。”在三个小时访谈中，蔡林芬无数次喃喃自语。
她的少年时代，是在困苦中度过的。1969年春天，当她被上山下乡大潮裹挟到安徽淮北时，她发奋要“冲出贫困”。回到上海后，当孩子不幸溺水身亡后，一个“高人”指点她：这个孩子会给你带来挡不住的财运。她信了。
此刻，蔡林芬打开记忆的闸门――
我的娘家真是太穷了。一家7口人挤在杨浦区控江新村老工房里。我是老大，下面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父母都是收入不高的工人。一直到我们5个姐弟长大成人，每天早餐吃泡饭总是两根油条，7个人沾着酱油当菜吃。
1968年我去安徽灵璧插队落户时，身边只有5元钱。坐在北上的火车上，不少女同学都在淌泪，但是，我没哭，我整整想了一夜：从家里的赤贫，想到中国的贫穷，最后，我悟出了一个道理，既然我们都被穷困所困，那么，总有一天要冲出穷困，谁最早冲出去，谁就成功了。我那年才19岁，年龄是我的优势。
在安徽插队落户的那么多年，我总是拼命地干，为了啥?就是为了冲出穷困。因为我明白：像我这样一个“出身不好”的人，只有“提干”、“上大学”，才有可能改变命运。记得1972年那年春耕，生产队里耕牛不够，为了表现自己，我就把缰绳套在肩头，真正“当牛做马”扶犁耕地。有一次，我累得胃穿孔，最后昏死在田野里，幸亏农民用板车送我到卫生院开刀抢救。尽管这样拼命地干，但是，命运还是不断地捉弄我，因为，我“出身不好”。
我和邱来发就是那时候相爱的，他陪伴我走过了二十多年的人生路。邱来发是个少有的老实人，他是个独生子，比我小两岁。那时，在农村，他几乎天天被别人欺负、嘲弄。我实在看不过去，就常常去关心他，鼓励他，但只能在暗中和他相恋，因为，如果关系公开了，会影响我们的前程的。
后来，邱来发被抽调当兵去了，他到上海当兵。1976年，我感到在安徽插队肯定翻不了身，就搞了“病退”回到了上海，不久，就被分配在杨浦区控江街道里弄加工组，每天工资七角钱。1978年初，邱来发从部队复员回安徽灵璧。当时，很多人劝我，他又回去插队落户了，就中断关系吧!但是，我还是在当年和他结了婚。
结婚后，我们过起了“牛郎织女的生活”。邱来发在安徽灵璧县城工厂里工作，我仍住在娘家。他非常节约，不抽烟不喝酒，每月工资33元，寄给我25元。1979年冬天，我在杨浦区中心医院生孩子，伤口发炎，高烧发到39度多，护士来给我量体温，我却悄悄地把体温表的温度甩低，就为了早点离开医院，那时，没有劳保的我总是想着省几个钱。
1980年，邱来发终于“顶替”回到上海，在上棉八厂开汽车。应该说，那时，我们的经济收入非常有限，但是，三口之家的生活过得还是很开心的。我想，如果我不去做什么发财梦，我们这个家可以像千千万万个平凡的上海家庭一样充实地过下去。
1984年7月19日，那天是星期日。这是一个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日子。那天早上，我们5岁的儿子和邻居家的孩子一起出去玩，我答应了。可是，一直到中午也不见他回来。当我们去找时，才听说，这两个小孩在河边钓鱼，邻居家的孩子掉到河里去了，我的儿子去救他时也落水了。我和亲戚朋友从白天找到晚上，一直到第二天才看到孩子的尸体浮出水面。
我们夫妻的裂痕就是从那一天开始的。因为我俩对孩子的感情都很深，他责怪我，是我的疏忽导致了孩子的悲剧。这时，我悲痛至极，躲进卫生间悬梁，就在我两眼发黑时，被别人发现了。
不久，我俩去找了一个据说“很准的算命人”算命，算命的结果是：死去的孩子会给我们带来财运，这财运是“浩浩荡荡挡不住”，做什么生意都能赚，而且是赚得看不懂。不过，这一切都必须是自己做老板。
曾经铸刻在蔡林芬心灵深处的“冲出贫困”的信念在15年后被激活了。1984年的上海，经济体制改革的洪流已经开始在都市的峡谷中奔流，对财产的合法的追求已经不用再遮遮掩掩了。
生性好强的蔡林芬，无论如何都要做一个美丽的梦，尽管梦境与现实之间有着峡谷、高山、沼泽和大海。
冲出贫困!如何冲呢?她在半年内套调了20多次房子，终于换到了闹市地段的21平方米的底面房。“三黄鸡大王”又迅速成为“马海毛大王”。初闯商海，蔡林芬好不威风。
金钱的大门打开了，理智的大门会关上吗?
此刻，铁窗外不时传来都市里已经难以听到的悦耳的蝉鸣。阵阵拂来的凉爽的风一次次吹乱了49岁蔡林芬的满头白发，唤起她对走过道路的回忆――
算命先生的话给我以极大的刺激。我要冲出贫困，靠什么?那时，我在春蕾服装厂工作，8小时锁定，每月收入固定。怎么办呢?
刚开始，我就常常泡泡病假到外面帮朋友摆摊，看着朋友卖一个晚上馄饨赚了二三十元，而我在厂里做一天才二元钱。于是，我就跟着朋友做，虽然只赚个小头，但从中学到了不少经商的窍门。
1987年4月，我看中了虹口区海宁路的一间街面房子，这间只有21平方米的房子就在胜利电影院边上，客流量非常大。灵感告诉我：这是一个保我发财的门面。我一定要拿下来。
可是，房主开出的换房条件是：必须调进两套市中心二室一厅、一套一室一厅的房子。天哪!我怎么与他谈呢?我们有的只是地段不好、设施不全的杨浦区的二室户住房，而且还是与弟弟合住的，另外只有母亲住的远郊张庙地区的一室户住房。
我就对房主说，请你无论如何换给我，我会达到你的要求的，但是，这大约需要一年左右时间，你就等我一年吧!房主说，就冲着你的诚心，我会等你的。这时，我记起了“有志者事竟成”这句话。于是，我天天在大街小巷逛，看电线杆上的房屋交换启事，到一家家房管所查调房资料。那时，没有房屋交换公司，更没有什么“差价调房”，全凭自己的两条腿，一张嘴。我在半年时间里，把杨浦区的二室户和母亲的一室户合起来，经过20多次套调，终于调到了海宁路房主满意的两套二室一厅，一套一室一厅，而且没有补贴一分钱。这件事，那时还被记者写成文章见了报。这半年，我起早摸黑，又生了第二个孩子，带孩子，要调房子，真把我累坏了。
街面房虽然调下了，但苦了家人。弟弟只好住到厂里临时房去，父母和我们夫妻俩加上儿子钻在只有10个平方米、人也站不直的阁楼里。
开什么店呢?这我早就有打算，开“三黄鸡”店，上海人吃鸡的习惯是难以改变的，80年代中期温州人在上海卖“温州电烤鸡”，赚了多少钱?我相信卖“三黄鸡”会让我成功。
那么，店名叫什么呢?其实，大儿子死后，那个算命人早就说过：再生下的儿子，名字叫邱添，以后做生意，就会天天“添”财。因此，我就把店名称作“天天餐厅”，主营“三黄鸡”、“鸡粥”。“天天”是我儿子的小名。那时，邱来发还在上棉八厂工作，这开店的事里里外外都是我一个人弄。
天天餐厅是1988年11月13日开张的，生意十分火爆，一天可以卖掉100多只鸡。我坐在店堂收钱，每天晚上，那钱真是点得手都酸了，心里却是甜甜的。我只用4个月就还清了5万元的装修费，那些钱，都是我的弟弟妹妹凑起来的。
毕竟这只是一间21平方米的小店，渐渐地，我感觉到不满足，想去另外闯一番天地。这时，邱来发说，算了吧!开个小店过过日子算了，何必再去冒风险呢?我嘲笑他像个小富即安的小男人。最后，在我的反复工作下，邱来发才答应离开上棉八厂，来管理“天天餐厅”。
我就开始去做“马海毛”生意了。这“马海毛”，其实就是高比例的腈纶纱加上极少比例的羊绒交织成的一种细毛线。当时凭“天天餐厅”天天滚来的利润，我可以做多种生意，服装、百货、工艺品都可以，我为何偏偏看中“马海毛”呢?这是因为，天天餐厅的一炮打响让我悟出商界的真谛：只有做拥有最大多数消费者的生意才最容易成功。80年代末90年代初，上海女人打毛线的热情还十分高涨，这是个多么大的市场啊!于是，我与广州供货商签订了总经销协议，为了取得最大的商业利润，我还在郊区承包了一家印染厂，从南方进来的本色“马海毛”，自己加工染色，价值从二三十元一斤提升到一百多元一斤，我垄断了上海和华东“马海毛”市场，做到90年代初，两三年时间我净赚了2000万元。可以说，如今上海人家里用“马海毛”编的毛衣，几乎都是从我手里出去的。
谈到这里，昔日的成功让蔡林芬暂时忘却了今天的沉沦，倏而，滞纳的眼神里闪过一阵自信。然而，她似乎已经忘记，即使在成为名噪上海的“马海毛大王”的时期，思想文化底气不足的她已经在资金流量巨大的生意场里表示出“功力不足”的迹象。1990年春天，蔡林芬的弟弟认识了一个“韩国商人”，这个“韩国商人”邀请蔡林芬和她的弟弟在城市酒店吃饭，表示要批发5吨“马海毛”去山东销售。宴会上，蔡林芬将17种颜色的马海毛样品各一斤交给“韩国商人”后，“韩国商人”表示要带着这17斤样品先回公司去商量一下，然后回来拍板，并留下信用卡。可这一去他就再也不回来了，蔡林芬拿着这张长城卡去结帐，谁知，这张长城卡已经被持卡人在电话里声明作废了。蔡林芬白送了17斤马海毛，还赔上了3000多元餐费。
这次“失误”在于，刚刚走出“天天餐厅”的蔡林芬根本还不知信用卡为何物，更不用说现代经济的资本运作是怎么回事了。
但是，在极短时期内垒起一座“金山”的蔡林芬是注定要“勇往直前”的。
金钱的大门打开了，理智的大门关闭了。蔡林芬，你知否?
“天富房产”的大旗下，集结着蔡林芬40个亲朋好友。她仍然像几年前管理小饭店一样管理这上亿元的资金。钞票来不及数时，只能装箱“毛估估”了。“冲出贫困”的蔡林芬为自己购置的“皇家别墅”，竟用了2000多万元。
此刻，久坐的蔡林芬挪了挪身体，那条显然已经致残的腿告诉我们：一年前从三楼跳下的冲动，已经给她铸下永远难以改变的印记。
她忽而泪眼汪汪，忽而闭眼沉思。不禁使笔者回忆起1993年在上海华侨饭店三楼和她接触的那一幕：那时，因涉嫌收受贿赂刚刚从虹口区调入卢湾区的一名区领导锒铛入狱，因此而爆出新闻：在虹口区海宁路卖“三黄鸡”的天天餐厅女老板蔡林芬摇身一变成了上海天富房地产公司总经理，因批租卢湾区黄金地段地块，向这个区领导行贿6万元……笔者因此而来到了蔡林芬的办公室。那天，她的丈夫邱来发也在场，不过，蔡林芬不一会儿就叫他回避了。
面对笔者当时的提问，蔡林芬的神态也像今天一样，忽而泪如泉涌，忽而闭目思过。能回答的话就是那么一句：这6万元不是我主动送给他的，并不时地向设在办公室一角的佛像跪拜。
6年后的今天，蔡林芬似乎回忆起当年那一幕――
那时，政府对我作了宽大处理，6万元行贿免予。但是，我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进入商界短短四五年净赚了二千多万元后，我进入了房地产领域。当时，确实有不少人劝我，有这么多钱，又有一家红红火火的饭店，一家人几辈子也吃不完了，更何况，你蔡林芬又没有什么太高的文化水平，一个女人家，要那么玩命干什么?!
但是，人到了有钱的时候，更听得进的是好话。家中弟弟妹妹和他们的下一代都鼓励我搞房地产，一位亲戚的话使我头脑发热：香港哪个富豪不是在房地产领域搞大的?
那时，尽管我有行贿的不法行为，但是，政府仍然给了我建造两幢“天天花园”徐家汇路518号地块的土地开发权。这是地段很不错的地块，如果我能运用现代企业管理模式而不是家族化管理模式的话，完全应该做得很好。
可是，被“三黄鸡”、“马海毛”的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我，却浑浑噩噩地坐上了总投资四五个亿的房地产公司法人代表的宝座。公司全部员工最多时才60余人，但是，其中与我沾亲带故的就有40人，而且都占据了公司的重要职务。记得“天天花园”两栋高层地块动迁完成时，我曾发现，动迁成本比其它公司高出2倍以上，但是，我又无法从中找出问题，我到现在还看不懂财务报表、开发预算报告。就是找出问题，我也无法管，个个不是“手心肉”就是“手背肉”。
就这样，2000万“马海毛”的盈利在“天天花园”工程动工前就全部用完了。这倒并不怕，因为当时建筑公司可以带资建造，房产销售形势也不错。95、96年，“天天花园”开始预售时，大量巨额现金进入公司。但是，我仍然用几年前卖“三黄鸡”的办法，一捆一捆有时是一箱一箱地收钱。记得最多的一天，我收进的现金达670万元，美元20000多元，这钱真是抬不动了。
由于公司的重要部门都由“子弟兵”把守，我就脱出身来成了“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前前后后资助了几十个孤儿，另外还将两个孤儿带到我父母那里住。外面有什么捐助活动，我总会多多少少捐一点，钱不够，就一只电话叫手下人送来，我把天富房产的财务部当成了天天餐厅的收银抽屉。
那时，我真是到了挥金如土的程度。带着亲戚朋友到欧洲旅游，这一用，就是上百万元；为让儿子、侄子、外甥长大出人头地，再高的赞助款都愿出，让他们进入“贵族学校”读书；自己已经在“天天花园”有了仅仅装潢就达百万元的房子，又花2000多万元在长乐路购买了两幢“皇家别墅”，每幢建筑面积263平方米，装修费用去300多万元，仅仅是围墙的欧陆式铁栅栏，就用了上万元。至于在自己“包养”的两个“小白脸”身上用的钱，那就难以数清了……钱多了，理智就少了。
到我与邱来发离婚时，天富房产已经出现了高达1亿多元的财务黑洞。这时，我曾经为之不安，但是，想到已经回天无力，于是，也就只能随波逐流了。
此刻，蔡林芬仰头凝视着铁窗外的蓝天白云，眼神里流露出对这个充满诱惑与希望的时空的着恋，1年前，在另一个没有铁栅栏的窗口蔡林芬曾经有过一次“壮举”：
1998年9月24日傍晚，卢湾公安分局依法找蔡林芬到某宾馆谈话。已经预感到大事不好的蔡林芬竟然从女卫生间的三楼跳出，拦了一辆出租车逃逸了。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没过多久，蔡林芬就身陷囹圄了。
……
蔡林芬正静静地等待着法律公正的审判。
然而，如果我们以社会的眼光审视这个曾经闻名上海的女人的沉浮史，就会得到更多的启示：如果她一直没有离开春蕾服装厂，她也许已经下岗或退休了。虽然物质条件有限，但是，凭着她能在半年内套调二十余次房子的才干，那个小家一定会充满温馨和亲情；
如果她至今还守着那间21平方米的天天餐厅，每天100来只“三黄鸡”的销售足以让她过上十分富足的生活，她的家庭会因先富起来而充满时代感；
如果她在成为“马海毛大王”后发现自己在经营管理能力上的不足，而稳稳地守住这份2000万元的“原始积累”，那么，她可以美美地在精彩纷呈的90年代过上舒心的日子。
蔡林芬属于政策开放早期的精于制造消费浪潮，一招制胜而暴富的个体户，然而，当她置身于全新的经济大转盘时，毫无思想文化准备的她坠落犯罪的深渊就成为一种必然了。因为在经济时代，暴富对于一个缺乏思想文化准备的人来说，永远是一个不堪承受的重负。蔡林芬在“大墙”里的反思，又一次佐证了这个真理。
“我恳求给我一个悔过的机会，在我的事业生命中救我一次，再能给我一次生命。今生今世我将永远记住这次血(的)教训，做一个懂法、守法的公民。”高高的大墙内，蔡林芬向政法机关递上了悔过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