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还是退居之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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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建议我在大魏G多住几天，因为这里最热闹的不是春节，而是正月十五，特别是元宵节耍狮子。全村各户按照次序，每年有几户负责当年元宵节的耍狮子。到那天，耍狮队要到各户祝福，全村都会处于狂欢的状态。与元宵节的热闹相比，春节只是各家自己祭祖和家庭聚餐，初一过后有亲戚之间的往来，基本是家庭活动或家庭之间的活动，而正月十五则是全村甚至各村之间的活动。为什么热闹会拖到正月十五而不是春节？涂老师猜测，也许与这里经商的传统有关系，因为村里原来有许多手艺人，靠农业之外的副业维持生活，比如涂老师婆家的祖上就是制糖的，春节这段时间也是他们挣钱的时候。等忙完春节的生意，他们抓住过年的尾巴，要大大地热闹一番。

在春节期间，大魏G是热闹的，这里的农居基本上没有院子，很容易透过窗子看到各家的大人们凑在一起紧张地打麻将，而孩子们则不时跑到街上放几只鞭炮和焰火。村子的道路上不时有轿车开过，在大年初二的乡村公路上居然发生了严重的交通拥堵，因为走亲戚的人很多，在十字路口出现了堵车，而一旦出现堵车，后面的车子不肯等待，而是直接从逆行道上前行，上下双行的道路被四五辆并行的汽车堵死，造成对面的车子过不来，这边的车子过不去，本来就不宽的乡间公路瞬间成了停车场，热闹非凡。

但是在热闹中总透着一股落寞，热闹就像是一个盛大的晚会，大家在欢笑中似乎都在等待着晚会的落幕。不管多么热闹，大家都知道，等正月十五一过，大多数的青壮年又会离开家乡，重回城市，因为那里才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中心，他们辛辛苦苦盖起的房屋又会因为人走而房空。

对于这样一个有手工业传统的村庄来说，离家做生意并非是一个新的现象，制糖的手艺人也不可能只在本村做生意，如果涂老师估计的不错，春节都会让位于生意，聚散本是生活的常态，那么为什么现在的人们显得如此落寞？

东东家是涂老师的近邻，涂老师家来客人没有地方停车，都会停在东东家。东东家的房子是新修的，而且从秋天开始，一直在慢慢地进行内部的装修，但是东东爸爸却常年在武汉做建筑，很少回家。我问东东爸爸，很少回来住，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在农村盖房？他回答说，在城里买不起房子，如果在农村没有房子，心里不踏实。房子似乎是一个象征，有了房子便有了家，尽管大部分时间他仍然居住在城市的出租房里。

东东爸爸也是做手艺的，似乎在重复着原来手艺人的活法，日常在外打工挣钱，有了钱便在家里盖房子，等着一旦在外面无法打拼了，便可以回来过个安稳的晚年。但是东东爸爸又感觉到似乎物是人非，原来的生活轨迹已经无法重复了，这正是他忧心忡忡之所在。原有的东西似乎可以提供保障，但是又很难抓住；城市生活似乎是无可选择的必然，但是又不知道未来在哪里。

以往的手艺人与农业并没有完全分离，所以即使是手艺人，回到家乡仍然可以是个庄稼人，这正是在这样一个手艺人集中的村庄农业还得以延续的原因，但是现年38岁的东东爸爸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他也不相信如果有一天丢失了城市的工作，可以回到家乡从事农业维持生活。他说家里的土地都由父亲在耕种，自己是不可能去做农业的，不仅不懂技术，而且吃不了做农业的苦。回到家里的青年农民并不需要做农业，只是打打牌，相互走动一下，等着元宵节的舞狮。但是谈到土地流转，东东爸爸又说自己肯定不会将土地流转出去，土地流转的收入很少，不能解决问题，有块土地总可以作为退路。在东东爸爸那里，土地成为一个保障的象征，有了土地，至少感觉有了保障，但是理智地计算，好像土地又不能作为真正的保障。

对于手艺人来说，城市是赚钱的地方，而乡村才是养老的地方，这是父辈的经验，也可能正是东东爸爸回家盖房的原因。但是与过去不同，家乡仍然是家乡，被认为是生活的保障，但是这种保障好像更多是感性的，而非理性计算的结果。在传统的乡土社会，有了房子，有了土地，生活就有了保障，现在仅靠这些已经远远不够了。

对于东东爸爸来说，最大的问题是在城里辛苦了若干年，前途也不光明。他说，在城市靠一个人的收入是不足以养家的，需要夫妇同时工作，但是小孩子开销又很大，如果上幼儿园，甚至一人的收入都不够孩子开销的，所以他们决定将孩子送回到农村。尽管他们的收入维持吃喝不成问题，但是在城市买房是不可能的，只能租房住，每年的房租要花掉很多钱。而且要维持城市的生计需要有很多应酬，这样算下来，他家的收入基本上收支相抵，所剩无几。所以东东爸爸感叹，如果像涂老师这样有固定的退休金，那么在农村养老的确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这句话换过来说，就是如果没有收入和积蓄，在农村养老是不可能的。

东东爸爸也感叹城乡差距，说如果农村像城市一样，也就无需外出打工了，在家里比城市好太多了。首先是消费水平低，在家里至少蔬菜不用去买，摩托车加点油可以跑很远，但是大城市随便吃个早餐要20块钱，外出一趟，公交车钱也蛮贵的。如果深入说下去，东东爸爸又很难说得清他要消灭的城乡差距是什么，大魏G的交通很方便，电视、电话和网络都不比城市差。如果说差距是城市的消费和喧嚣，这似乎又不是东东爸爸想要的。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城郊型的村庄来说，制约农民回到农村的城乡差别是什么呢？我猜测可能最主要的是就业机会。原来的手艺人主要服务农村人，所以非农手工业本质上仍然是农村社会的一部分，但是现在的外出打工已经成为城市的一部分，比如东东爸爸的专业是钢结构，这与农村的生产和生活完全没有关系。农村的衰落与就业机会的减少是一个过程的两个侧面，互为因果，缺少就业机会的农村，不管如何改善基础设施，都不足以消除城乡的差距。东东爸爸不担心现在的生活，不管经济如何不景气也还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他发愁的是未来的前景非常不确定。对于这样没有积蓄的人来说，再过十多年肯定会回到农村，但是除了房子和小块土地，他们还有什么呢？

在我们讨论乡村问题的时候要面对两个问题，第一是农民是谁，第二是谁做农民。东东爷爷这一代人代表了过去的农民，他们也曾外出打工，现在则回到农村成为地道的农民，而且还同时帮助儿女带孩子。农业收入、政府补贴和儿女反哺的力度决定了他们晚年的生活质量，不管生活好坏，他们的生活轨迹是确定的，他们是农民，现在也还从事农业。但是东东爸爸这一代人可能是最焦虑的一代，作为最后保障的农村好像只是一个象征，而不是实在地可以依靠。他们有农村的房屋，但是却很少居住；有农村的土地，却从来没有耕种，在未来10年或20年，他们还能做农民吗？

如果我们将这些从来没有从事过农业的农民称为新生代的农民工，他们现在面临着艰难的选择。在青壮年时期，他们的生活丰富多彩，远非老一代农民可比，但是他们在这个时期却没有形成稳定的积累；当他们退出劳动力市场以后，不管是在农村或在城市生活，都面临着诸多困难，因此国家的农村政策对于他们的影响将非常大。如果我们希望老一代农民退出农业生产以后，农业的家庭经营仍然存在，我们就需要有系统的政策出台，支持他们像其父辈一样，将一个具有象征性意义的农村具体化，使之成为进城农民退身之地，比如适当的社会保障和与这一群体相适应的农业政策。希望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城里人，并进而成为楼市中去库存的主力，恐怕很难。（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