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1.12米刻录青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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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灵冬奥会

是这位31岁老将的封刀之战,

也是圆梦的最后机会，

因为他征战过四届奥运会，

获得了五枚奖牌，

却唯独没有金牌。

然而，裁判莫名的判罚

最终使这一切化为泡影，

于是有人说，他壮志未酬，

但也有人说，他是胜利者，

因为对他而言

金牌已不是最高荣誉，

他的精神

早已让人们在心中为他加冕。

——编者

与陈露一起练“花滑”

人生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巧合。如果7岁那年父亲没有带我去参加滑冰班，也许现在的我会在高山深谷中探险，会在落满灰尘的古籍前研究历史，然而，就在我第一次穿上冰鞋颤颤微微站上冰场上的一刹那，我的命运改变了。

很多记者问我，小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条路，说实话，在我脑海中这段记忆已经模糊了，只依稀记得这是父亲的意愿。父亲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的工人，平时喜欢体育。1982年，有一个滑冰班招收练花样滑冰的学员，父亲就带我去了。那次总共有200多个孩子报名．可能是因为教练看出我在这方面比较有灵性吧，经过层层筛选，只有十几个孩子幸运地留了下来，其中就有我。还有后来在中国花滑界大放异彩的陈露。

一去训练场我就高兴，因为在我的家乡长春。冬天似乎特别长，雪也异乎寻常的大，所以这里的孩子们对于冰雪有着与生俱来的亲近感。那时候我们还没听说过什么羽绒服之类的东西，冬天的户外装束基本是棉袄棉裤棉帽子外加一双棉手套，一个个像“球”一样，滑冰、玩爬犁、找斜坡、打滑梯……

然而，年幼的我当时却没有注意到．为了让我能练习花样滑冰，我的父母付出了许多辛苦。当时我家离训练场很远，需要先步行20分钟到车站，再坐一个小时的有轨电车，下车还需要走一段很长的路，加起来去练一次来回大概需要3个多小时，父亲每天接送我，风雨无阻。后来因为训练结束得太晚，经常错过末班车，父亲又特地买了一辆自行车，载着7岁的我，来回奔波在学校，家与冰场之间。有一个场景令我记忆犹新：每次去训练场的路上，都是父亲先载我一段，到了车站我上车，而父亲继续骑，然后约好在终点站会合，透过车窗玻璃，看到父亲弓着身子，在寒风中艰难骑行，我幼小的心里也会突然一酸。

当时训练只有室外冰场，一到初春，气温升高，冰面上就泛起一层水。一摔下去，爬起来浑身是水，风一吹，刺骨地冷。母亲看见了很心疼，经常跟我说：“咱不练了。”但我就是舍不得，我喜欢在冰面上飞驰的感觉，也喜欢跟同龄的小朋友们在一起。不否认，那时候，滑冰对我而言只是游戏而已。

后来，听说要建室内冰场了，我非常兴奋，然而后面的消息又让我很怕：新冰场会建在一个更远的地方。我晕担心的事来了，有一天爸爸对我说：“实在没办法，咱不练了。”我一听就蒙了，一连几天都闷闷不乐，也不说话，走到哪儿都哭。但胳膊最终没能拧过大腿，练了半年的花样滑冰后，我被迫放弃了。

有时候。朋友打趣说：“要是冰场离你家近一些的话，那咱们国家就会多一位花样滑冰冠军了。”我笑笑：“那可就少一个短道速滑运动员了！”

我想这可能就是命运吧。

那些滴水成冰的早晨

由于对冰割舍不断的爱，1984年，我9岁时。又一次报名参加了离家不远的一汽少年宫滑冰班，师从朴明子教练，从此开始了我的速度滑冰生涯。

那时的训练条件和今天没法比。为了不影响正常的学习，一般练习都选在早晨五六点钟。长春的冬天，早上的气温多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家长比我们更辛苦，因为下一夜雪后，冰面会被盖住，他们每天都会三个人一组，提前一两个小时到，把雪扫开，如果雪化不了，还要用水浇，都弄完后，他们就站在一旁等孩子训练完。我的父亲就是如此，闭上眼睛，他揣着手在场边跺脚取暖的镜头仿佛就在眼前。为我忙得团团转的还有母亲，她经常要凌晨4点多起来，给我们做早饭。

每天早晨训练时，都会有孩子被冻得大哭。当时的冰鞋也远没有现在孩子们的舒适合脚，经常把脚磨破，尤其在冬天伤口又不容易好，还得坚持训练，所以导致很多人的脚都畸形。有一次，我的脚被冰鞋硌得露出了骨头，流出的血和鞋都冻到了一块，我自己竟然还不知道。

后来终于有室内场地了，练的人又特别多，冰球、花滑都挤在一块儿，为了多滑会儿，我们经常半夜两三点起来上冰。

练这个项目，摔跤不可避免，我的身上经常青一块紫一块的。有一次。一跤摔下去，半天才摇摇晃晃地起来，头脑一片空白，被送回家后，倒头就睡，后面的事就不记得了。后来听大人们说，我整整迷糊了两天，把家里人都急坏了。

这期间，我陆续参加了不少市里的比赛，成绩都名列前茅。可正在这时，家里又打算让我放弃了。因为，在当时家长的眼里，练体育项目只是锻炼身体而已，文化学习才是正道，他们也不知道我究竟能在这条路上滑多远。他们不愿拿自己的孩子作赌注，况且那个时候，我的学习成绩很好，被寄予了很大希望。

不管我怎么央求，他们主意已定，这一停就是半年。有一天，我实在忍不住了，于是眼球一转想出了一个“小计谋”。

每天上学，我都会编个理由早出门一会儿，到了学校门口，看四周无人，我一扭头扎进训练馆，滑上几圈过过瘾。放学后，我又会编值日、加课、自修之类各种各样的理由，再去练一会儿。后来教练看我实在想练，就找到我父母谈。终于，我又重新回到冰场。由于成绩在同龄运动员中出类拔萃，我渐渐进入了长春市体工队教练的视野。

冰鞋毛衣的温暖

1986年6月28日对于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那一天我搬进了长春体工队的宿舍，成为一名专业的短道速滑运动员。那一宿我久久不能入睡，不知道是因为兴奋还是什么……

进了体工队，才知道自己的水平。新来的几个队员中，我是年龄最小的．成绩也是最差的。那时，伙食费的标准也依进队早晚和成绩好坏而定，共有三档：8块一天、5块一天和1块一天的，我自然是最后一档，天天都吃不上好的。有时妈妈给我偷偷装两个苹果，怕被老队员抢，就严严实实地藏起来，自己想吃时又舍不得，一来二去，苹果就放烂了……

我那时11岁，是第一次离开家，也不会照顾自己的生活，连衣服都不会洗，一般三天左右，我就会回家一次，背后背着一个跟我差不多大的包，里面全是脏衣服。后来妈妈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到体工队去给我洗，就这样一直持续了三年多，直到队里有了洗衣机。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我的成绩突飞猛进。恰逢那年中国国家集训队首次成立，我有幸被选中到了北京。同国内很多项目一样，短道速滑在一开始也是女运动员的天下，当女队已经在国际赛场上崭露头脚时，男队还在为争取参赛名额而奋 斗，所以这次集训队，也借鉴了其他项目“男帮女”的模式，我和另外两个男队员除了训练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陪练。

这一陪就是五年多。在这五年里，我头脑中“玩”的意念渐渐淡去了，取而代之的是渴望成为世界冠军的心，尤其看见女队员们站在世界比赛的领奖台上风光的样子。但是，我也知道，能跟着女队一起出国比赛就算是很大的幸运了，至于冠军，不过是个遥远的梦罢了。

我的进步很快，在进入国家队的第六个年头，我夺得了生命中的第一个全国冠军(成人组)，获得了1993年世锦赛中国男队唯一的参赛资格。同年又一次进入国家集训队。这次集训队里只有我一个男孩，训练时我还是陪练，没有人给我鼓励，我只有付出比别人更多的辛苦，更多的毅力，才能战胜自我。那段日子也留给我一种刻骨铭心的温暖，队里的八九个女孩在训练之外都特别照顾我，帮我洗衣服煮面条，甚至帮我织毛衣。至今我还珍藏着那件前胸带着冰鞋图案的毛衣。她们的手可真巧啊，先画好图，再按照图一针一针地织上去。连每根鞋带都看得清楚。

那段日子还留给我许多财富，包括技术上的、综合能力上的、精力阅历上的等等，正是有了这段陪练经历，才有了我今天的成功。

世界冠军的滋味真美妙

1993年世锦赛，是我第一次出国参加正规的国际大赛，我觉得特别兴奋，觉得自己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但是一到比赛场，看到周围那么多国外运动员，我突然感到好像被什么绑住了，一身的劲就是使不出，虽终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对手们一个个；中过终点，我连前16名都没进。回来后总结经验：只有激情是不够的。

痛定思痛，我更加埋头苦练。

三年之后，我代表国家参加在海牙举行的世锦赛，结果那次我像突然开了窍一样，一路所向披靡，最后夺得男子1000米冠军，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的首个冬季个人项目的世界冠军，也是我运动生涯中的第一个世界冠军。

当时站在最高领奖台上，看着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我感慨万千，生平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心跟着祖国的脉膊一起跳动。那届世锦赛上，中国女队的表现不太理想，看到我夺金，女队员们欢呼雀跃，纷纷跑过来向我祝贺：“你可给我们争光啦！”然后就挨个儿跟我合影，这也是我第一次被这么多女孩围着，心想；当世界冠军的感觉就是美妙啊！

那一刻我也想起了之前的种种不易，有时候比1000米，根据个人情况大概都是比四次，或者五次才能进入决赛，当时中国男队成绩非常不好，连第二轮都进不了。记得一次在波兰比赛，就在那里坐了两天，整个男队就被送回国内了，因为大家认为来了也拿不到什么成绩，索性把男队的经费补到女队身上，让她们吃得更好一些，让她们住的条件更舒服一些，所以拿到这个世界冠军，我有了一种扬眉吐气的感觉。

久病成医的日子

一个光明的前程呈现在我面前，我几乎闻到了秋天收获的味道。就在此时，命运却跟我开了个玩笑……

1996年的一天早上，上完厕所，我无意间一低头，头脑骤然“嗡”的一声，只见我的小便呈现出血一样的鲜红。报告队里后，当天我就被送到了医院，这一住就是两个月。

我开始四处寻医问药，几乎什么办法都试过了，就是不见效。在手上打点滴，由于次数太多了，血管渗血，到最后连针头都扎不进去。中药更是没断过，吃一种，不行，再换。每天早晨6点出早操，我总比别人先起来，因为要热药、吃药。白天自己随时随地就得吃药，还得打青霉素一类的消炎针。

人说久病成医，这真一点都不假，我几乎天天自己研究。队里给我买了显微镜，买了些仪器，我经常自己验尿，自己判断能不能训练，自己控制药的剂量。

在我得病的五年间，曾经有过一次转机。队里托人打听到浙江一位老中医，据说，无论多难的病，不出五副药，包治好。老中医给我开了五副药，告诉我按时服用，还要安心静养。我按照医嘱按时吃了，病症果然见轻，可静养我哪里做得到呢?训练还是要继续的。结果半年后，又复发了，再找老中医也不好使了。

最严重时，我住在人民医院，那时距离1998年长野冬奥运会只有四个月了，我每天按时检测，怎么查都查不出明确的病因。肯定是肾炎，至于是什么类型的肾炎，必须做肾穿刺才能明确。

我听说肾穿刺对身体的伤害挺大的，所以坚持不做。只剩下四个月了。无论出什么情况，我都要坚持。其实我也明白，这种坚持是极具危险性的。但我就是舍不下参加奥运会的机会，毕竟为之付出了这么多年了。教练和队里一些工作人员以及大夫们非常害怕，因为一旦出现情况，他们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当时我说：“那我写一份保证书吧，如果在训练中出现什么重大伤害，都由我自己负责。”

这时候来自家人，来自朋友的压力接踵而来。大家都极力反对我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妈妈劝我：“你还年轻，后半生还很长，重新去选择做别的工作一样可以做得很好。

但我主意已定，九头牛都拉不回来。

1998年，就是拖着这样的身体，我终于站到了长野冬奥会的冰面上。

(未完待续)

整理／王津津　责编／王津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