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急于求“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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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上说，急于求成是指怀着急切的心情，贪图眼前利益，想马上取得成效。词典上还说，想要马上达到某种目的而激动不安。从哲学观点上看，急于求成必然违反自然规律、超越客观实际，欲速则不达。群众称之为“瓜没熟，蒂就落；渠未成，水就到。”往往事倍功半，得不偿失。

近年来，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出现了一些急于求“城”的问题，有人称之为“城市化政绩冲动效应”、千城一面的疯狂造城运动。这一现象，确实令人忧虑。回头来看，值得反思。

前不久，多家媒体介绍了冯骥才先生提供的几个数据。目前，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版图上，城市扩张造成大量农村减少，10年间消失了90多万个自然村，而且这个趋势还在继续；与此同时，城市化率提高了11.3％，平均每年提高1.13％，城市人口增加1.7亿。另据多家媒体报道，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1.27％，到2012年11月上旬又上升到51.37％。快速城镇化使我们原有的城市像摊大饼一样越摊越大，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张了60％多，远高于城镇人口的增长速度。有的地方热衷于造“大”城，全国地级以上城市市辖区的建成区面积增长了95.8％，而同期县级以下城镇建成区面积仅增长50.9％。近似的城镇化率增幅，英国用了120年，法国用了100年，美国用了40年，而我国仅用了20来年。据有关方面近日的专题报告显示：到2030年，中国城市化率将达70％！这意味着，中国不仅有着世界上最大的城镇化规模，更有着世界上最快的城镇化速度，真是惊人的时代。

城市化的“”，负面影响非常大

快速城镇化“伤害”最重的是农村教育。在2012年11月北京举行的21世纪中国农村教育高峰论坛上的《农村教育布局调整10年评价报告》显示：2000年至2010年，我国农村平均每一天就要消失63所小学，30个教学点、3所初中，几乎每过1小时，就要消失4所农村学校。该报告还显示：2000年至2010年10年间，农村小学减少了22.94万所，减少52.1％；教学点减少11.1万个，减少了六成；农村初中减少了1.06万所，减幅超过1/4。10年间，我国农村小学生减少了3153.49万人，农村初中生减少了1644万人。如此减速，前所未有。学生大多数进了县镇小学和初中，这样一来，在城乡点上形成了“城挤、乡弱、村空”之教育危局，从而带来了中小学生上学远、上学贵、上学难的问题，孩子们的上学路越来越远。笔者老家的原山西省阳高县潘寺公社（后来变为乡，现被合并到另一镇）有14个大队，1978年前有15座学校，即使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自然村也有小学。人们形容那时候“凡冒烟的地方就有学校”。进入21世纪后，14所都没了，只剩下原公社所在地的一所，也没多少学生。现在老家一带几乎所有村庄都没有学校，村里听不到读书声，只能听见鸡狗叫，有人称这些死气沉沉的地方是“死掉的农村”。

快速城镇化对“三农”冲击不轻。有关方面调查分析的情况表明，目前我国农村已经有半个亿的农民失地了。众所周知，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大拆大建、城市改造、城镇化建设、农民进城，把大量农民变成居民，占用了城郊大量耕地，这其中有不少是稳产高产的粮田，致使粮田种植面积一年比一年少。更可怕的是农村人口逐年减少，有人还说“这是城镇化的伟大成果”。殊不知，城市人口多于农村人口，使许多昔日生机勃勃的乡村今日成了空心村、空壳村、无人村，随之就有了“空巢户”“无人户”。快速城市化使农村人口减少，劳动力更少。相关调查表明：当今在农村从事农牧业的基本上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二三十岁的年轻人和40来岁的壮年劳动力都外出打工去了。如此下去，人去村空，今后谁来种地，谁会种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谁是主力军？田园牧歌何处觅？难道我们真的要舍弃大批农村吗？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农民真的是越少越好吗？

快速城镇化对原来城市的伤害也很重。农民进城、农民上楼必然要占据大量的城市空间，从而使本就十分拥挤的城市生存环境雪上加霜，增加了新的麻烦。就业难、上学难、行路难，一出门几乎去哪里都挤，买什么都要排队。进而出现了“中国式择校”、“中国式入托”、“中国式入院”、“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乱扔垃圾”、“中国式排队”等不正常或不文明的现象。尤其是城市垃圾问题——如果大批农民不进城，他们的生活垃圾就地沤制，统统变成有机肥料而施入农田，可以实现绿色农业的良性循环。大批农民进城后，城市长大了，垃圾多了，基础设施却并未相应增加，环境污染日益严重，人民群众苦不堪言。目前我国90％以上的城市水域严重污染，城市生活垃圾以每年8％至10％的速度增长，在50％的垃圾处理率中只有10％达到无害化处理，大多数垃圾只能简易填埋，使一些城市常年限于垃圾包围之中。同时，城市水资源也发出了警报，我国600多个城市中，有近400个城市缺水，其中大约有200个城市严重缺水。更令人焦虑的是，孩子上学难。农民工的孩子想要进城里学校都需要跑了又跑，拉关系，走后门，送钱物。上个好一点的学校，更不知道得跑多少趟，花多少钱。

快速城镇化对农村传统文化和古建筑的毁坏不容忽视。在农村，特别是古村落，一座建筑、一处古庙、一块石碑、一道沟渠、一处大院、一棵古树、一堵堡墙等都可能是文化；她们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是人们间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艺术的百科全书，需倍加珍惜和传承。然而大批农民进城，这些瑰宝都以惊人的速度被破坏或遗忘，乡土文化断裂了，乡村文明弱化了。据《环球时报》报道，在中国大陆，现在几乎每一个月就有一座古村落在消失。冯骥才先生说这是“灭绝性的连根拔”。如山西省现存的古村落已由过去的500个锐减到现在的100个。农村中一些土特产品和传统风味小吃及传统工艺品也因快速城镇化而渐渐消失。农民上楼没了农村，没了农村就没了农业，也就没了一切。如群众所说：农村没人，一事无成。

快速城镇化引发社会矛盾带来诸多社会不稳定因素。当年，我们靠“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理论和实践，取得了革命胜利；后来，改革开放从农村取得突破，广大农民开始走上小康之路；如今，快速城镇化，有的地方甚至暴力拆建，这很可能是一场“灾难”。一部分农民虽然进了城上了楼，但他们的思想并不踏实，有的还产生了新的怨恨情绪——城里人吃得好、穿得好、过得好，生活反差尽收眼底。迄今为止，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水平仍然是农村的3倍。大批农民一下涌入城市，也使公共安全风险骤增，增加了许多不和谐、不安全因素。如一些地方出现的社会邻里缺失、家庭伦理缺失、人际关系变型、信任危机加剧、资源分配差异加大、贫富差距凸显、交通负担加重，食品供应脱节等。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必由之路。加快培育发展新的城市群，促进经济增长和市场空间扩展，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加快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途径，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精神的重要任务。在城镇化建设取得初步成绩的同时，我们一定要清醒地看到前行路上面临的困难和挑战，特别要关注已经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解决问题要从领导入手，从自我做起。我们究竟需要一条什么样的城镇化道路？

第一，必须在指导思想上取消一个“快”字。过去我们做什么工作往往都要求快、强调快，好像不说快就不是社会主义。急于求成，往往吃大亏。快速城镇化就是最典型的急于求“城”。辩证法明确告诉我们，任何事情都有一个过程，违背规律就要受到惩罚。姚明2.26米的身高不是一朝一夕长成的，刘翔、叶诗文打破世界纪录也不是一蹴而就的。各级领导在推进城镇化建设上首先要摒弃一度盛行的“土地财政”、“楼宇经济”等所谓政绩观，扫除单纯追求经济指标、为了城镇化而城镇化的思维定式，一切从实际出发，一切为了百姓利益，不乱作为，不瞎折腾，坚决刹住快速城镇化等狂车、偏车。

第二，必须尊重民意，统筹考虑，科学规划，因地制宜，稳步实施。今后，农民进不进城上不上楼，不能让少数干部一锤定音，必须组织群众充分讨论，让农民自己说了算。要依法按照城乡人口合理适当的比例周密计划，全面规划，定下框架，稳步实施，循序渐进，积极稳妥地推进城镇化，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坚决避免一哄而上、强制拆迁、大拆大建、简单粗暴等情况的发生，千方百计按照法律法规把好事办好，难事办妥，真正做到迁得对，迁得妥，迁得来，稳得住，有事做，能致富，保证城镇化质量。

第三，必须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千方百计帮助农民增收。建设真正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从现在起，要对全体国民进行一次全面而系统的“三农”再教育，上一堂或多堂“农业是基础、粮食问题是永恒的主题”的大课。让人们真正明确“放松农业要不得，放弃农村了不得，城镇化率不是越高越好，耕地越来越少今后人们吃饭要成问题，光靠老人和妇女儿童种地绝对不行”等实质性的要害问题。常敲警钟，加强警示，千万不可动摇农村根基，不要减少耕地面积。实际上，农村仍是一个广阔的天地，需要做的事情非常多。各级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把钱用在刀刃上，进行保护性开发建设；要继续兴办乡镇企业，进一步在“种、养、加”上做文章，将传统的农业技术和现代科学结合起来。培养有文化、有知识、有技术的新型农民；要组织新型农业联合体，办好农村各项事业，增加农业收入；还要吸引农民安心务农，让年轻人愿意留在农村搞农业，培养造就一批又一批职业农民，保证传统农业技术能够传承，永续利用；还要倾听农民群众的意见，恢复一批农村学校，尽量让孩子们就近上学。

第四，必须保护好古建筑、古村落和名人故居。传统村落是广大农民社会资本的有效载体。要大力破除“古建筑、古村落过时”论，不断提高、深化全民对古建筑文化和传统文化的认识，进而提高保护利用这些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自觉性。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古村落、古建筑得不到有效保护的主要原因都是不了解其功能和价值。为此，首先要经常对全体国民进行历史文化和文物作用等教育，让人们充分认识到这些东西在我国美术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人们知其可贵才会自觉保护。这方面山西省晋中市的平遥、祁县、灵石和吕梁市的一些古村落就做得很不错，乔家大院、王家大院及吕梁山区民居就是成功典范。其次要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开发的关系，让人们懂得既保护又开发，在保护中开发，在开发中保护才是正道理、硬道理，明白“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从而不断增强保护和传承的意识。再次是要有新思路，采取新法子。对于确实需要迁移的农村古迹，要选择合适的地方实施迁移重建，但绝对不能毁坏；遇到难取舍的古村落、古民居，亦可实施有选择的保护。开发保护一定要遵循天人合一的古道。

第五，必须善待已进城上楼的居民，给他们与城市居民同等的政治待遇和工作生活照顾。农民背井离乡，环境变了，生活条件变了，这是他们开始高兴的一面。但他们人生地不熟，一时找不到活，挣不来什么钱。原来在村里自给自足很少花钱，如今却要自掏腰包买粮买菜。更头痛的是子女入学问题。所有这些，都是基层党政领导应当及时关心并采取相应措施、尽力帮助解决的难事、急事、大事。要坚决避免农民进了城，实际“放了羊”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