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与区域贫困减缓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摘要 本文基于泰尔指数法，计算并测度了中国资源富集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与行业（矿业）收入差距，然后结合矿业权集聚度的测度结果和中国资源税改革的变动特征，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考察了2004―2014年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本文的主要结论是：资源税对矿业权集聚水平和矿业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刺激作用，但矿业经济增长并不利于地区经济的整体改进，也不利于区域贫困减缓。资源税低水平征收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具有传导效应，进而对资源富集区的贫困减缓形成阻滞作用。另外，矿业权集聚对地区贫困的影响存在异质性，异质性揭示了区域资源性收益分配存在的差异。短期来看，矿业权集聚使中央企业惠及更多，是引致“富饶中的贫困”怪圈的重要原因；但长期来看，随着矿业权集聚度的提升，地方政府获得的累积性资源性收益不断上升，渐次增强了地方政府通过社会保障支出实施收入调节的能力，总体上有利于区域贫困的减缓。因此，为实现资源富集区的精准扶贫，资源主管部门在制定减贫措施前，应根据不同区域特点区别对待，短期内应着力于调整资源性收益分配机制，赋予地方更多资源性收益，并加大对社会的保障性支出；长期来看，应探索建立合理有效的资源税体制，促进经济增长方式的多样化，并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提高社会群体的受教育程度，从根本上改变区域贫困产生的内生性环境和外生性环境。

关键词 矿业权集聚；经济增长；收入差距；资源税；贫困减缓

中图分类号 F061.6；F06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7）02-0117-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7.02.017

矿业权集聚与经济增长、区域贫困减缓的长期关系，是中国资源富集区“十三五”期间实施精准扶贫战略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集聚对经济增长和贫困减缓起到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集聚吸引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在空间聚集，进而推动地区间资源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是通过优化矿业权集聚水平，减少资源利用中存在的效率损失，以促进资源富集区的可持续发展与福利改进。据山西省、陕西省扶贫办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两省贫困发生率分别为9%和9.3%，而在一些个别地方，贫困现象更为严重，如陕西榆林市贫困发生率约15%；吕梁市的交口县贫困发生率达28.3%。这些资源富集区，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但是其经济发展却较为滞后，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富饶中的贫困”怪圈广泛存在。中国《国土资源“十三五”规划纲要》指出，要坚持资源开发与扶贫相结合，合理安排油气、煤炭、煤层气等资源开发的空间、时序，促进经济社会、城乡区域协调发展，对贫困人口实行分类精准扶持。那么，资源富集区的矿业权集聚对经济增长、贫困减缓带来的是“福音”还是“诅咒”，则是一个待研究的重要命题。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大致沿着两条分离的路径进行：一是将关注点集中于考察集聚对资源利用效率以及经济增长的作用，如集聚能产生规模效应[1]，但随着集聚度的上升，规模效应会向拥挤效应转变，进而引致资源利用的效率损失，不利于经济增长的持续改进[2]。二是着重于对资源丰裕与经济增长、收入不平等关系的检验，这些研究大多基于一个基本的理论假设，即资源丰裕可能会趋于阻碍经济的长期增长，形成“资源诅咒”效应，但得出的结论也并非完全一致[3-5]。有鉴于此，本文的工作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将两种研究途径结合起来，通过测算我国31个省级区域的矿业权集聚度与区域贫困指数，然后构造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考察中国资源富集区矿业权集聚与部门经济（矿业）、地区经济以及区域贫困之间的关系，以此检验我国矿业权集聚对“资源诅咒”和“区域贫困”是否存在传导效应，以为政策制定部门提供一个可供借鉴的思路。

1 理论综述

矿业权集聚作为自然资源配置的一种手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资源产业的结构和规模，一方面产权集聚的配额机制能有效驱散产权垄断所形成的经济租[6]，另一方面产权集聚的税费政策，能有助于避免资源快速耗竭与环境恶化，还原其“真实成本”[7]。依据经济增长理论，资源富集地贫困的产生受制于区域生产要素的配置，以及可能导致收入分配失衡的政策因素。基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Y=AKαLβ，矿业权集聚会带来资本、劳动力的流入，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劳动者收入，使贫困者减少，进而使地区所有人受益（涓滴效应），但涓滴效应的产生可能受到一些政策因素的阻碍，进而拉大收入差距，使得贫困效应扩大[8]。

Auty和Matsuyama对资源禀赋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为分析矿业权集聚对贫困减缓的影响提供了基本框架，即随着资本、劳动力等要素向资源富集地集聚，采掘工业生产效率出现结构性提升，但要素集聚可能会产生集聚外部性问题[9]；随着资源价格的上升，进一步刺激对资源行业的投资，进而对服务业和其他制造业产生“挤出效应”，最终使经济增长陷入一种低水平的“贫困陷阱”[10]。Sachs和Warner将分析范式扩展为自然资源部门、可贸易制造业和不可贸易制造业三个部门，认为自然资源经济的集聚，在引起人们收入增长的同时，也会带来非贸易品需求的大幅增加，进而对可贸易部门产生挤出效应，最终引发经济衰退[11]。Fisher通过对坦桑尼亚非矿业部门从业人员贫困发生率高于矿业部门的研究，也印证了“挤出效应”的存在[12]。

Ge Jianping和Lei Yalin运用社核算矩阵（SAM）在对中国矿业发展、经济增长与贫困减缓关系进行研究时，认为矿产资源利用对贫困的减缓存在空间、时序的差异，煤炭业对贫困减缓的边际效应最大（-0.143），其次是非金属矿（-0.139），油气矿（-0.130）；另外，贫困的减缓还具有阶层性，矿业经济增长对中高收入阶层反映最为敏感，对低收入群体贫困减缓的边际效应则较弱[13]。Osiris在研究油气资源与收入不平等关系问题时发现，油气丰裕度与“资源诅咒”之间存在着传导效应，油气资源越丰裕的国家，其社会收入差距可能越大[14]。丁文广认为禀赋导致贫困的关键原因在于资源政策体制是否使资源收益在国家、利益集团及地方居民间得到了公平分配[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