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经济: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十年经济: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追寻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发展足迹，2011年2月14日是个再好不过的象征时刻。
这一天，日本官方公布其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为54742亿美元，低于中国的58786亿美元，中国正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似乎应该是亿万中国人翘首以待的时刻，却没有引来过多的欢呼。两天后，《人民日报》刊发题为《日本的另一个侧面》的文章，称“日本的成功是一个奇迹”。“这个奇迹的一个侧面无疑是经济快速增长，另一个侧面则是社会福利保障体系的及时跟进”。“我们还有很多地方需要向日本学习”。
舆论几乎不约而同对此事“降温”。傲人的GDP数据面前，中国的回答是：不能一切唯GDP，更应重视增长质量。
在这个象征性事件面前，中国经济不仅完成了数字上的超越，也体现出理念的跨越。从数字超越到理念跨越，两者正是十年中国经济史的两大主题。
针对过去十年间经济领域的若干争论与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多位经济界人士，包括：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张卓元、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张平、财政部财科所所长贾康、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武康平、经济学家、财经评论员马光远。经济转型不是短期的事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总体情况?最大的得失是什么?
张卓元：总的来看，中国经济经过十年的发展了一个大台阶，但也面临着需要转型的问题。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是出口，但这并不是我们主动进行的，是被迫调整。除了出口，从投资和消费方面来看，消费需求，尤其是居民消费需求增长受到很大限制，到目前为止百分之三十几的增长还比较低，目前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来解决。现在经济下滑，当下还强调主要靠投资来刺激增长，这样又会使得投资和消费失衡的结构加重，所以这一转变的进展也不是很大。
一、二、三产业的发展转型，有一些进展，不是很明显。现在主要还是靠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比重一直还是百分之四十几，我们的GDP从2000年到现在增长接近两倍，但是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基本上停步不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也有一定进展，我们一直强调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科技产业，但仍缺少大的突破。
《瞭望东方周刊》：经济结构的调整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一直是中央关注的重点。但是，过去十年的转型并不顺利。比如，尽管我们一直致力于扩大消费，但是消费和投资在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却不理想。如何看待过去十年经济发展方式转变遇到的困难?
张平：在这个阶段，全世界都在构建自己的住房资产，出现大量的私人投资，因此消费和投资的比重基本上都呈现为投资比重高于消费，这是一个阶段特征，不能算作一个调结构的特殊问题。
就全世界的经验来讲，城市化率达到60％以后，才能实现消费上升投资下降。在城市化过程中，消费和投资呈现出一个倒u型的状态：先是消费下降，城市化达到60％开始消费上升，投资下降。
张卓元：主要是收入分配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好。要刺激消费首先要增加居民尤其是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水平，但是这方面的进展比较缓慢。今年的居民收入水平有所提高，而收入差距仍较大，收入增长幅度慢，的确有些限制了消费能力的提高。中国13亿人口，广大人民群众才应该是消费的主体。
总的来说，转方式调结构不是一个短期的事，需要长期的一个过程，而且受很多条件的制约。现在为了稳增长又强调投资，结构又会受到影响，但是短时间内又不得不这样做。比如扩大内需，最简便、最实际、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扩大投资，扩大消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这也是政策的困难。
贾康：就现在来说，投资是必要的。但问题是如何在投资的过程中拉动消费，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挖掘消费潜力，并将此作为更重要的事项对待，这些问题当下其实已经有所考虑。比如现在的“营改增”关系到通过结构性减税来提振消费。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以及相关的类似于“营改增”的政策，综合起来是一个慢变量。所以不能说我们现在需要更注重消费，就等同于我们过去完全依赖了投资。这是一个动态的逐渐优化过程。4万亿投入有明确结构导向
《瞭望东方周刊》：如何评价过去十年中国的财税政策及其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
贾康：总的来说，政策组合的整体水平在提高，特别是成功抵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从2002年到2012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有应对相对高涨期的政策组合，也有应对相对低迷期的政策组合。
政策是按照反周期和改进民生的导向来动态优化、相机抉择的。比如以4万亿为代表的刺激计划，一般人容易产生误解，即4万亿的政策投资总量过大，实际上4万亿有非常清晰的结构导向，它分成7个大的投向，其中1.5万亿用于基础设施的升级换代，它支撑着中国的工业化、城市化；1万亿是汶川大地震后的灾后重建，对民生有重大改进和支撑的意义。另外还有5个大方向，分别是保障房建设，从改造到廉租房、公租房的供给；新农村建设的重要设施以及公共工程；生态环境方面的改进；大型企业技术改造、升级换代；科教文卫的硬件投入。
4万亿在7个方面的投入都带有明确的结构导向，这就是从总量到结构的一个正确组合的具体例子。总体来说，这既考虑了短期调控的扩张需要，又考虑了中长期发展后劲的培养，以及怎样把缓解资源环境事业和改善民生结合在一起。“国进民退”只是个争论
《瞭望东方周刊》：过去十年，我们遇到了经济过热、国际金融危机等多个挑战，中央通过宏观调控、4万亿投资等方法予以应对。但也有声音认为，调控和应对本身加剧了投资拉劝和公有制经济的比重，所谓“国进民退”成为一些人的担忧，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张平：这只是—般的说法，主要的问题其实不在这里，而是统计数据到底能够证明多少“国进民退”。其实并没有一个特别具象的数据，只是一个争论。
国企也有些特殊权利，可以得到更多的银行贷款，所以“国进民退”问题现在更广泛地表现为平等主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