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把体制问题当“垃圾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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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当前新形势下经济发展暴露出来的问题，政府、学界等往往将其归咎于体制原因，据此呼吁顶层设计。体制问题确实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体制问题不是“垃圾桶”，并非所有困难都与体制直接相关，将各种矛盾盲目贴上体制标签并不客观，更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在中国经济转型的大背景下，既应关注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也应注重从其他视角解决潜在的问题。

从经济增长表现看，宏观经济减速不能全部归咎于体制。金融危机以来，宏观经济减速是世界多数国家的共同特征，欧洲、日本等重要发达经济体仍然处于衰退的边缘，世界最大经济体美国的经济增长表现也没有恢复到金融危机之前的水平，巴西、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都经历了大幅减速。即便从历史的视角来观察，也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永远保持高速的经济增长。

与此形成对应的是，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不仅不是完全相同，而且一些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异。但迄今为止，所有国家经济都没能创造永远保持高速增长的奇迹，由此说明了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减速并非简单的体制问题。

从融资问题看，中小企业融资难不能全部归咎于体制。中小企业融资难不仅是中国的问题，而且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普遍性的难题。中小企业大多面临缺乏抵押品、抗风险能力较弱，导致商业银行在发放贷款时抓大放小，客观上使得中小企业可获得的资金相对较少或者贷款利率更高。同时，在资本市场融资方面，很多处于初创期的中小企业资金需求较大，但由于规模较小、风险较高，难以满足上市或发债的条件，即便顺利上市，中小企业波动可能高于大企业，使得其通过资本市场融资的不确定性较大。

尽管中国各级政府都持续呼吁社会关注中小企业融资问题，也不断研究各种举措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但这并不代表中小企业的融资问题与中国独特的体制有着绝对必然的紧密联系。

从财政收支看，债务风险高位运行不能全部归咎于体制。虽然中国政府显性债务并不高，但如果算上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及其他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那么中国政府债务风险就显著增大，这也是近年来社会担忧中国经济风险的因素之一。

然而，政府债务问题并非中国所特有，美国财政债务绝对规模已经超过18万亿美元而位居全球首位，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出现的财政悬崖、政府关门、债务评级下调等一系列事件，显示美国财政债务风险升级的事实。欧洲多国抱团陷入财政债务危机，预示欧洲财政债务风险极端化的事实。日本国债占GDP比重已经跃居世界主要国家前列，预示日本债务风险不容忽视的特征。由此可见，债务风险高位运行问题在大国中也具有普遍性，难以简单归咎于具体的体制问题。

从创新战略看，创新转型升级慢不能全部归咎于体制。创新是多数国家极为重视的目标，很多国家都将教育、科技等关系创新的重要领域置于政府优先发展的重点，但真正实现创新跃居世界产业前沿的国家并不多。中国也不例外，中国虽然经过30多年发展，但支撑经济发展的依然是众多粗放型的低附加值的产业，创新并没有真正引领中国经济进入前沿领域。究其原因，世界各国发展都必须遵循市场竞争规律，发展中国家借助劳动力等低成本因素能够获得竞争优势，那么大量资源就会涌向粗放型的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产业，其他领域由于缺乏资源而难以发展的现象就不言自明。

虽然中国创新不足难以回避体制性因素，但经济竞争规律也表明创新滞后的客观性，纯粹的体制改革显然难以解决所有问题，而伴随经济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后，低附加值产业衰落所释放的资源集聚于创新领域而促进经济转型升级，由此可能迎来创新的爆发期。 世界各国的经济体制不仅不是完全相同，而且一些国家还存在巨大的差异。

从经济结构看，结构矛盾不能全部归咎于体制。在中国经济的众多挑战之中，结构性问题一直被视为重要的内容。尤其是近年来中国出口减速及投资下滑等所暴露的结构性问题越发突出。但从国际比较来看，结构性问题也带有普遍性。美国自金融危机以来持续推行量化宽松政策，但大量资金滞留在商业银行并没有进入实体经济，揭示了美国经济潜在的结构性问题。欧洲爆发债务危机暴露了危机国家缺乏竞争力及过度消费等结构性矛盾。日本持续实施超常规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但日本经济未能改变持续低迷的局面，还可能出现失去N年的显现，预示日本经济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巴西、俄罗斯等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大宗商品价格剧烈震荡等因素而促使宏观经济大幅波动，显示其难以回避结构性问题。

上述事实验证了结构矛盾存在非体制因素的事实，不管选择哪个国家的体制，都可能存在特定的结构问题，在寻求结构优化的问题上，中国除了重视体制因素，还应同样重视非体制因素。

从供需矛盾看，产能过剩不能全部归咎于体制。全球经济放缓尤其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需求增速放缓，促使中国产生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钢铁、水泥等都面临着严峻的去产能压力。与此相对应的是，铁矿石、石油等大宗商品输出国由于中国等需求下降而出现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并非中国体制下的特有产物，而是呈现了多国共存的现象。

虽然产能过剩与各国体制有着内在的联系，但开放环境下世界各国分工更细所带来的各国联系深化，宏观上却缺乏相应的协调机制，显然也是导致产能过剩等产业发展问题的重要因素。中国在寻求通过体制改革缓解产能过剩问题的同时，也应关注非体制因素对产业发展的影响。

综合来看，当前的体制改革关系中国经济未来的健康发展，但不能把当前诸多问题完全归咎于体制因素。片面地呼吁顶层设计及体制改革，可能难以解决中国当前所面临的众多挑战。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出现减速分化的新常态，世界贸易保护主义有抬头现象，货币呈现竞争性贬值风险，世界多个国家正经历着人口老龄化的巨大压力，环境保护被置于更为重要的位置，这些形成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经济面临的新环境，加大了开放宏观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为各国经济波动引入了非体制因素。注重非体制问题的应对须成为促进各国宏观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