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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经学称极盛一代宏编呈豹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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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汉全书》包含的经学著作,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展示了汉代经学著作的现存状况,这为我们全面了解和研究汉代经学学术,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和必备参考。

两汉全书

董治安等主编,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

在中国文化史的发展历程中,汉代是以“经学”的发达作为其学术特点的。所谓“经学”,是指以对“六艺”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研究为核心的学术。汉代的经学研究,不仅确立了先秦儒家著作的经典地位,而且对其进行了多方面的整理、训释、发掘和应用的探索。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年代的久远和历代的社会动荡、文化变迁,汉代的经学研究著作完整流传到现在的,却成了凤毛麟角;大量材料的亡佚和分散,使现代的我们很难对汉代经学研究的成果有一个完整的了解。这不但妨碍了我们对汉代学术研究的整体认识,也不利于我们对汉代经学研究的具体考察。《两汉全书》的编纂者们,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现代学术条件,辛苦经营,历十余寒暑,终于为我们整理出最为完整的汉代著作集成。而其中包含的经学著作,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展示了汉代经学

著作的现存状况,这为我们全面了解和研究汉代经学学术,提供了最基础的资料和必备参考。

泛览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两汉全书》,我觉得在汉代经学著作的纂集上,该书体现出如下特点:

(一)资料裒辑,完整展现经学著作成就

如前所述,资料纂集的全面和完整,使该书成为迄今为止最权威的著作。这种全面完整,体现在经学著作上,首先是著作形式全。不但对汉人完整流传至今的经学著作予以收录,更大量的,是对分散在后人著作中的汉人的经解、经注,第一次进行了全面的搜辑,以专著的形式呈现出来。从文献学的角度说,它使我们全面感受汉人经学研究的各种形式;从学术的意义讲,这就使我们能更准确地了解汉代经学著作的整体状况,进而能够在全局中,具体评价这些著作的价值和学术成就。过去我们对汉代经学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依靠《汉书》等史籍的概要介绍,和并不集中、并不理想的各种辑佚成果。而《两汉全书》第一次将其整体面貌具体展现出来。其次,从个案来说,人物资料全。例如汉初的贾谊,我们更熟悉的是他的《新书》等著作,但《两汉全书》同时收录了他的《周易贾氏义》、《书贾氏义》,这会使我们在了解贾谊的思想和政治观念方面更加深入。我们也可以探讨他的《过秦论》等文章为什么会如此深刻。更可称许的是,《两汉全书》恰当处理了新出土汉代经学资料的问题,既照顾到现代著作权的要求,又以编列索引和选载部分资料的方式,为研究者提供最新资料参考,益发突出了汉代经学著作的完整性。从经学的角度说,《两汉全书》使我们真切了解到有汉400年间经学发展和研究的全貌。虽然由于资料的散佚,我们不能说这就是汉代经学研究的全部成果,但这无疑是当代反映汉代经学著作的最完整的成果,汉代经学的整体面貌可以藉此完整显露。

(二)体例编排,显示经学发展历史盛衰

体例,是一部大型文献编辑的构架,也是体现编纂思想的重要方面,它是文献编纂科学性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体例决定着文献编纂的价值和成败。作为一部大型断代文献总集,可以选择不同的编纂体例,像以文献体裁进行分类编纂等。《两汉全书》为了加强其学术史意义的表达,在编排体例上,以人物为单元排比文献资料,以生活年代先后排列人物。这使它能够反映出两汉400年间学术发展的大体脉络,并可比较具体地显示出各个历史阶段的若干特点。从经学的角度说,汉代经学发展的历史盛衰,通过各个时期相关著作的多寡变化,即可以得到明确的反映。像汉初,从高祖到景帝的60多年间,经学著作只有叔孙通《礼》、伏生《书传》、贾谊《易义》《书义》、丁宽《易传》及韩、鲁、毛《诗》(齐诗尚未有书)等不多的几种。经学的沉寂局面即可想见。武帝及昭、宣之世,今文经学各派的章句之作大增,古文学派开始产生影响,出现著作20余家50余种,展现出繁盛的面貌。从京房开始,纬书进入了解经的行列,以致整个东汉经学深受谶纬思想的影响。汉末,今古文经学的合流,不要看其他的著作,从郑玄的著作中就可以鲜明地感受到。《两汉全书》的经部著作,正像是一部无言的汉代经学发展史,在默默地诉说着不同时期经学研究的遭遇和变化。同时,由于《两汉全书》的总集性质,汉代经学的具体成果,是在全面反映汉代文化成果的大背景下展现出来,这就提供了从文化史角度来直观感受汉代经学发展情况和意义的途径,更能体现经学发展在整个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三)经学附庸蔚为大国,纬书不弃乃成全璧

在汉代经学发展的过程中,受到谶纬思想的影响,出现了一批依托于儒家经义、而以附会为特征的“纬书”。“纬书”的出现,成为汉代经学著作系统中的一种特殊现象。它是汉代经学的旁支,但汉儒尤其是东汉儒生,却热衷于此,并产生了《易》p《书》p《诗》p《礼》p《乐》p《春秋》及《孝经》的纬书系列,称“七纬”。于汉代经学著述的经解、经注之外,别立一门。虽以附会解经,却合政治需要。于是遂使经学的附庸,渐而蔚为大国。但因其多出荒诞附会,终是解经旁门。因而虽盛极一时,但自南朝宋已开始禁止,历代因之,遂使其书散佚殆尽。然而,要全面了解汉代经学,缺少了纬书,就缺少了一个体现汉代学术特点的方面。同时,在这些纬书的荒诞附会中,也确实保存了一些远古的传说和神话资料,有其社会学意义和神话价值。因而自明清以来,从散见于诸经注疏及其他书籍的征引中,加以搜辑,成为学者们非常重视的一项工作。明孙辑有《古微书》、清赵在翰辑有《七纬》,都是专门的纬书辑佚之作。另外在其他的多种大型辑佚著作中,如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也包含数量不等的纬书。现代日本安居香山、中村璋八《纬书集成》则成为纬书辑佚的巨著。但这些辑佚之作,都是作为资料孤立存在,不曾和汉代学术著作融为一体。这就大大限制了对纬书在整个学术系统中价值的认识。而且由于某些不可避免的局限,所辑各书或多或少存在一些不足。《两汉全书》正是基于这些纬书的学术史价值,在前人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或补充,或重辑,将现存纬书资料尽可能完备、准确地收罗于其中,而且和其他经学著作并列,这就弥补了此前的各种大型总集缺少纬书的缺憾,使我们看到了汉代经学学术的全貌,更使我们看到了汉代著述的全貌。一代学术成果,至此方可称为全璧。

不止于此。由于这些纬书的入集,它使我们可以进一步思索,作为儒家基本典籍的原本朴素的“六经”,是怎样走向神秘化、神学化?原本“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先秦儒家传统,怎样一步步走向了以“天人感应”为基本思维的汉儒时风?“独尊儒术”是帝王的选择,但儒家经典的神秘光环是纬书的创造者们打造的。我们只有把纬书放到全部的汉代文化史中,我们才能更好地了解汉代经学,了解汉代文化。因此我们说,《两汉全书》收集现存全部纬书资料,并与其他汉代著述同时展现,第一次使我们直观地、全面地感知汉代学术风貌、学术氛围和学术指向。这不仅对经学研究意义重要,在汉代整个学术研究中也足资启发。

古语有“以管窥豹”,是见其一斑。现在我们通过《两汉全书》来观察汉代经学这只豹子,尽管历史的缺失使其某些花纹还时有不清之处,但整体的状态和精神面貌可谓显露无遗。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投稿敬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