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四个农民身上读乡土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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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中国人

雷建军 / 梁君健 / 焦瑞青 著

定价：38.00

清华大学出版社

陕西华县演皮影的吕崇德、浙江衢州织纸的程宵春、陕西榆林唱红白的高喜业、河北赞皇跳扇鼓舞的池素英，这4个隔着千山万水的人，被写进了一本书里，并被冠以一个宏大的称谓――中国人。

不久前出版的《四个中国人》，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几个年轻师生长达7年田野调查的记录。书中的主人公虽然贴着“非遗传承人”的标签，但他们首先是普通的中国人。正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熊澄宇在序言中写的，一谈到中国人，我们通常想到的符号是老子庄子、秦皇汉武，而在这4个普通的农民身上，读者也许能“读出乡土，读出民俗，读出社会，读出人心”。

2007年，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带着学生梁君健、焦瑞青等人，开始拍摄以非遗为主题的纪录片，触角从城市一直延伸到偏僻的村落，至今7年，仍在路上。纪录片关注的是非遗技艺本身，而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师生们发现，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温暖迷人的光辉。于是，有了这本《四个中国人》。

梁君健希望通过《四个中国人》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非遗的核心是人，淡化非遗本身的美术或者历史价值，强化它对这一个个传承人生命的价值。焦瑞青则认为，学校里进行的是知识教育，而艺术在传承的时候，讲究的是“手到手、眼到眼、心到心”，“你不仅学了技艺，还有一整套行为规范和做人标准”。

梁君健在采访中曾记录：“怎么才算好吹手？人品得好！如果做人不端、偷鸡摸狗的，人们会笑话主事的人家。瞧，你们请来的吹手是个二流子哩！” 然而，当社会环境和生活发生巨变后，艺术传承的传统模式正在被打破。“人们看得到艺术形式，却看不到艺术背后的生活，不明白艺术怎样产生，不明白艺术对人的生活有多大的功用。”焦瑞青说。

早在2007年年底刚开始做皮影研究的时候，梁君健就对当时的非遗保护浪潮有一种“不良的感觉”。“以皮影戏为代表的非遗，实际上纠缠着各类的权力和期望，并且都扮演着索取者甚至掠夺者的角色。在‘保护’这件光鲜的外衣之下，是各种政治、经济、名望上的欲求。”所以，在之后数年的田野调查中，梁君健始终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我们是去做田野研究，而不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尽管后者可能会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便利与资源。”他们绝不从当地带走任何一件和皮影相关的历史物品，因为 “这些东西只有在老艺人们的手里，才能够继续其自身的意义”。

梁君健说：“对他们来说，皮影戏表演首先是用来赚生活的手段，而非艺术情操的陶冶或对传统文化的传承。他们搭班唱戏跑江湖，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混个嘴’‘管生活’，因为一年到头在土地里刨不出个什么。”焦瑞青则说：“非遗本来就是来自上层的文化词语，农村人有几个知道并且认为这也算文化遗产？在他们看来，这就是生活不可割舍的一部分。”

刚和这些农民接触时，师生们觉得他们土气、小气，冬天连暖气都舍不得烧。但渐渐深入他们的生活，就知道这是现实所迫――穷。“在这样的环境下仍没有放弃对生活的热爱，正是他们的坚韧之处。”

熊澄宇读完《四个中国人》后说 ：“在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人们可能关注的是江河倒流、天地色变、叱咤风云、伟人英雄。然而，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是细节，是平淡，是滴水穿石，然后才是沧海桑田。”

吕崇德、程宵春、高喜业、池素英，就是这样的普通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