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艺术大师赵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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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自古以来，就没有一个偏安的王朝有好下场，大宋王朝自公元1127年(宋靖康年)被北方的金国大军占领了京城开封，太上皇宋徽宗赵佶、当朝皇帝宋钦宗赵桓被金军掳掠到了北方。“靖康之耻”就成了宋王朝的辱国之年。好在当时的宋康王赵构跑得快，保住了宋朝的一条余脉，赵构是宋徽宗第九子，宋钦宗赵桓的弟弟，为了保住宋朝的名号，赵构于靖康年的五月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即位，成了南宋王朝的高宗皇帝。这位宋高宗在政治军事上也不是什么纵横捭阖的人物，只几个来回，就成了南逃的昏君，好不容易在江南杭州安顿下来，正惊魂未定地喘羞气，想不到好运临头，北方诸民族发生了争夺性的混战，金国大军已无暇南下，这种局面使得南宋王朝得以偷安138年之久。

但北方民族的崛起只是时间问题而已。蒙古族出了个成吉思汗后，很快扫平了包括金国在内的北方各族。之后，这位威震八垓的大汗又指挥铁骑向亚欧大陆旋风般出击，铁骑所过，大片的版图成为蒙古大帝国的囊中之物。等到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起元朝帝国。定北京为大都时，元朝帝国的版图已经相当的壮观。其海道可以从波斯湾直抵福建泉州等港口，陆路北面可穿过东欧，西面贯至伊朗与大都北京相通，元朝成了一个“四海为家”，“无此疆彼界”的大帝国。

偏安的南宋王朝在元帝国的铁骑横扫中，毫无抵抗之力，元朝铁骑一过长江，便势如破竹，于1276年正月，元军统帅伯颜率大军重围南宋京城临安，二月，南宋谢太后带着皇帝恭宗赵显，奉着传国玉玺向元朝大军屈膝投降。

元大帝忽必烈“思大有为于天下”，他深切感受到汉文化的博大精深，为了巩固帝国的政权，加强统治，他要“问以治道”，推行“汉法”。中原的一批儒生士大夫们为了减轻战争和异族对当时社会的破坏，也为了延续中原文化，对于忽必烈的做法采取了拥护和合作的态度，同时也主动扬起了儒学的旗帜。这一群人，在忽必烈元王朝推行汉法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起了十分重要和关键的作用。忽必烈的政治改革，实质上是中华儒家文化的巨大包容性，软化和变通了蒙古民族的统治经验，使中原封建文化的社会体制在中庸和变异中得以延续下来。但这种延续是一个艰难的过程。作为马上民族的元朝统治者，对于以汉文化为根基的汉族人民的统治是十分严酷的。朝廷将国民分为四等，一等是蒙古族人，是统治者；二等是色目人(包括畏兀儿、吐蕃、唐兀等民族)；三等是汉人，包括受过金族统治的汉族人，以及汉化了的女真、契丹等民族：四等是南人，则南宋的臣民，称为“蛮子”。汉人和南人是元朝的，广泛地受到歧视和迫害，很难进入上流社会。在这样严酷的等级社会中，忽必烈王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也出笼了一些笼络汉族知识分子的措施。比方“搜访遗逸”，举荐为官之类。一时间，一些南宋王朝的所谓饱学之士，遗老遗少之类的文人就走上了一条被举荐的入仕之路。

(二)

作为南宋宗室才子，赵孟也在被举荐之列。赵孟叛正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嫡系子孙。赵匡胤驾崩之时，因皇子年幼，便把皇位传给了皇弟赵光义，本来应继位的皇子叫赵德芳，上台后的赵光义封他为秦王，赐第太湖边的吴兴(即现在的浙江省湖州)，从公元976年至1254年，赵孟就是赵德芳的后代，其曾祖、祖父辈都在朝廷中任大官，至其父亲赵与嵩，亦官至中奉大夫、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使等职。赵孟是赵与嵩42岁时生下的第七个儿子，赵家的富足，使赵孟自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在他十一岁时，父亲病故。十四岁时，赵孟以父荫被授予真州司户参军之职，但在他二十出头时，南宋朝灭亡，赵孟只得随家搬迁至太湖边的一个小村庄住下，变成了平民百姓，因有很好的文学素养和书画爱好，赵孟在乡间全身心致力于书画的研究与创作，慢慢地名气越来越大。

由于赵孟文才和书画艺术上的名气，加上其出身的特殊性，他先被元朝的吏部郎中举荐，要他任翰林编修的职务，赵孟开初还很想保持着宋朝宗亲的那点骨气，亦可能是很沉醉于乡村隐居，潜心研究书画的生活，所以他拒绝了举荐。但过了不久，朝廷中一个叫程钜夫的官员又举荐他入朝为官。这一次的举荐，不知内因如何，赵孟却是答应了的。这一答应，从此使赵孟背上了赵宋遗臣而事元主为臣的贰臣包袱，使他一生不得舒心畅怀。也许正是这样的心态，造成了赵孟逆来顺受的顺从心理。元朝统治者之所以网罗这些知识分子，只是要他们作为粉饰太平盛世的装点，并不需要他们有什么政治上的作为。

也许是出身皇族的缘故，加上有出色的文学书画的修养，使赵孟的风度气质都透着一种与众不同的高雅。

忽必烈召见了这一批被举荐的饱学之士，赵孟也在其中，忽必烈对赵孟的儒雅风度和文采也很欣赏，知道他是赵宋的后裔，对他更是特别看重。会见时，招呼他坐到了自己的身边，和他畅谈了不少时间。这对于赵孟是极大的恩宠了，不知当年赵孟的心中想的是什么，但在我们今天看来，忽必烈作为一代雄才大略的君主，能以这样的态度去对待一个“劣等”民族的青年，一个赵宋的后裔，也还是要有一点胸怀的。忽必烈虽然是作秀，这种作秀还是可看出一个蒙古族男子汉的气度来、一个少数民族的气度来。

赵孟很快被任命为奉训大夫，开始了他事元的生涯。作为赵宋后裔，赵孟的确感慨良多，虽然他在元朝中“甚见亲重”，但他的心中总被中国千百年来的文化观念折磨着。他知道自己越是受到重用，就会背负起越多人世间的责难和嘲讽，得到元朝的恩宠越多，心中的负罪感就会越大。正是这种内疚和负罪的心理，使赵孟在元朝中表现得谦恭而谨慎，而这样的表现反使赵孟官运享通，他在元世祖忽必烈时代升到了兵部郎中、集贤直学士的官位；在元仁宗时，升至翰林学士承旨，即翰林院主管的官位，到元英宗时，升至荣禄大夫，做到了元朝一品大官的位置。赵孟的富贵荣禄保住了，但心中的失落和负罪感使他怅然若失，为了掩饰和减轻这些重负，赵孟就把大量的时间和心血花在了书法和绘画上，特别对书法的喜爱是十分痴迷的。

(三)

每一位书法大家，要能自立于世，都必需有其师承的源流，赵孟师承的源流，在古人的记叙中众说纷纭，杨载说：“(赵孟)篆则法石鼓、诅楚；隶则法梁鹄、钟繇；行草则法逸少、献之，不杂近体。”而明时才子解缙则说他“始事张即之，得朱南宫(米芾)之传。”明时的宋濂说他：“公之字法凡属变，初临思陵(宋高宋)，后则取钟繇及羲献，末复留意李北海，”明代的文嘉说他：“公于古人书，无不临学……故能萃会众英，书法大成。”

从以上举例中，可见赵孟篆、隶、楷、行草皆能，而篆书师石鼓文、诅楚文，隶书则师梁鹊、钟繇。梁鹄和钟繇都是三国时书家，当时的文字正是从隶书、章草向行草书转变的时期，梁鹄和钟繇都有非常扎实的基础，特别是钟繇，更是隶书、章草的大家，从赵孟所临摹的章草《皇象急就篇》看，其章草功底还是很好

的。

至于其楷、行、草书，是赵孟的看家绝艺，特别是小楷之字，其法度的严谨，是自元、明、清以来几乎无人能及的大家。其学习的广度和深度，也应该无人能及。从其留存在世的大量墨迹观之，说他以晋唐为主，应是正确的。晋代以韵著称，代表作是二王父子的墨迹，唐代在“韵”方面冲不出新意的过程中，向法度和谨严的笔法、章法中转轨，也转出了一个尚法的辉煌时期。北宋时期，在唐法的基础上再也难走出创新的路子，苏、黄、米三家于无奈之中，，只好凭藉文学、修养功底以“无意于佳乃佳”的风度姿意肆笔，也走出了一条“尚意”之路。到了南宋，“尚意”再难以冲出苏黄米，但唐朝法度仍是学书的根本基础，故学书仍是学唐为主。赵孟年幼所受的熏陶，基本也是唐朝法度，因他是皇室宗亲，还学了宋高宗的家法。同时也受尚意书风的影响。到了元朝，因是少数民族统治，整个社会缺少高层的书法大家，朝廷中更缺少当权者的倡导，而在整个社会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比较尖锐，无暇顾及书法之道，故书法艺术整体上日趋衰落。

赵孟作为当时的一代大家，自然强烈地意识到这种衰落的趋势，他在遍学各家的基础上，提出了“遵循古法”的书学路子，以求能走出一条振兴的新路来。其在(阁帖跋)中说：“(东晋)渡江后，右将军王羲之，总百家之功，极众体之妙，传子献之，超轶特甚，故历代善书者，必以王氏父子为举首，虽有善者，蔑以加矣!”认为王羲之父子书法为第一者，并非赵孟始，从唐太宗李世民起，推举者很多，一方面王羲之父子确有过人处，另一方面也可说只有像赵孟这样学遍百家的有法度者，才有可能将法度与韵相结合，产生一种新的书体。而越孟正是把王羲之父子的法帖研习精熟，再融合百家、创造了一种新的书体。

李衍在跋赵孟的书法《过秦论》中说：“子昂之书，全法右军，为得正传，不流深入异端者也。”赵体书法，应该说很有王羲之父子的韵味，明代张丑也说：“子昂书法，温润闲雅，远执右军正脉之传，第过妍媚纤柔，殊之大节不夺之气……”其中的温润闲雅，正是二王的魏晋书韵，而一方要维持气韵，一方面又不敢放弃严谨的法度，必定会影响雄浑豪旷的气势，故出现妍媚纤柔的现象则并非因为赵的事元没大节之气的问题了。

(四)

赵孟精研书法笔法的功夫历代也是少有的，因他出身高贵，保证了有闲和衣食的不愁，其天生的聪颖，保证了他的领悟能力，后天寄情书画的痴迷，使他化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和心血。可以说，赵孟在元代书画坛上的出现，是历史的使然，在那样的时期，才产生了这样的书家画家，产生了这样特定的书法。

赵孟一生的精研基本上是停留在笔法技巧上，他曾说过：“苦人得古刻数行，专心学之，便可名世。”这样的书法认识，必然只能从数行字之中悟通笔法然后精之。其精熟程度，也无非是笔法技法的精熟而已。故后人论赵书，多数承认他在技法上的成就，对于书体中的恢宏气势，宇外功夫等，肯定的确实不多，我认为，这也是很中肯的。

赵孟也作过人品与书品的议论：“右军人品甚高，故书入神品，奴隶小人，乳臭小子，朝学执笔，暮已自夸其能，薄俗可鄙!可鄙!”赵孟这句话，带着一种很强烈的贵族俗气。赵孟出身贵族，他的喜爱王书，有部分原因是王羲之也出身贵族，除了书法上的原因，不能不怀疑他带有一种强烈的等级偏见，从而也可看出他的书法在整体内涵上的偏窄根源所在。没有广博的胸怀，没有一定的与社会的接触，体察民间疾苦的处世见识，在笔法技法上再精深圆熟，在温室中造就的赵孟，也只是一个贵族书家，或者说在时代中形成了一种贵族书风而已。

赵孟的妻子管道升，也是一个才女，能画善书，夫妻俩夫唱妻随，一生琴瑟和鸣。夫妻俩的佳话在书画史中多被赞许。俩人的儿子赵雍，书法也相当不错，可说一家三口，享誉一时。元仁宗时，皇帝曾要求将夫妻儿子三人的书法合起来装订成册，以“使后世知我朝有一家夫妇、父子皆善书也。”元朝统治者想向后世炫耀的，还是以汉人知识分子作为幌子的文化粉饰。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还是在赵孟死后，元朝还追谥其为魏国公、谥“文敏”，在谥文中说：“呜呼!非世皇有公平广大之度，则无以网罗胜国之贤!非公有博雅渊深之学，则不能藻饰太平之美。”

就因为你赵孟有才华，书画出众，所以才网罗你来藻饰太平盛世。赵孟似乎是很幸运的，但他的痛苦又正来自于这样的幸运。他在晚年写的诗：“齿豁头童六十三，一生事事总堪惭：难余笔砚情犹在，留与人间作笑谈。”寄情笔墨是因为堪惭的一生，书画越出众，就说明这种堪惭的内疚越深。

忽必烈在世时，推行搜罗遗贤的政策比较坚定，忽必烈死后，到了元仁宗的时代，排挤汉人官员的情况越来越严重。赵孟也感到了这种压力，他曾发出了“今日非昨日，荏苒叹流光”的感慨。心中一直存在的退隐之心也越来越强烈，在元仁宗延桔六年，在他多次要求下，终于得以辞官南归。夫妻俩南归后的心态是忧郁中带着轻松，忧郁的是对一生事元的惭愧，轻松的是摆脱了官位的束缚。管道升有一首词，其中写道：“浮利浮名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风吟月归去休。”南归后的赵孟就在这种既忧郁又轻松，在寄情书画的弄风吟月日子中过了六年，到1322年，就在湖州去世了。

(五)

赵孟一生十分勤奋，据记他写书法：“下笔神健如风雨，一日能写万字。”这可能是说赵孟晚年笃信佛教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写了大量的佛学经卷，《黄庭经》、《华严经》、《心经》、《金刚经》等。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日写万字，应该是抄经的速度吧。他留下的各方面内容的书法也是非常多的。许多作品是至今都十分盛行的习字范本，特别是他的小楷作品，不失为精极之品。

赵孟绘画的成就不亚于他的书法，亦是元代的一代宗匠，山水画师法董源和李成，按照中国绘画史的定评，还没有那一个画家，像赵孟这样。对于鞍马人物、飞鸟走兽、山水竹石等，每一种画类都能达到这样高的水平。如果再加上赵孟在文学上的聪明和流传下来的作品，我们真不得不惊奇于他的艺术成就。

赵孟的书论不多，出名的有两句：“结字因时相袭，用笔千古不易。”后辈诸多书评者，对这两句话都多有述评，我也不愿在此多说，但依我之见，赵孟所言，全在用笔的技法专指，而且主要针对王羲之的书法用笔而言，这两句话是他的心得所出，而没有将其涵义扩大到其他领域，至于后世的理解角度也只是理解角度而已。

赵孟是中国文化史中的一个特例。出身宋朝皇族，最后为了荣华富贵，屈服臣事元朝异族。其十分聪明，十分勤奋，天才绝代，是中国儒学熏陶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他在幸运而又悲哀的环境中，扭曲着自己的人格，在复杂的人生中创造着中国顶尖的传统文化艺术。作为文化艺术成就上的评价，用历史的眼光和今天的眼光来看赵孟，不管从那一个角度，你都不得承认，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艺术大师!

翻开赵孟中楷字帖《重修三门记》，仍是看得津津有味，就因为易上手，我的书法初期入门学习就是临的此帖。赵孟书法的精熟，正是初学者十分有用的学习范本。我不得不在这样的秋夜中感谢五百年前的这位书法艺术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