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产们的身份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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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身份的焦虑》一书序言中，英国作家阿兰・波德顿写道：“新的经济自由使数亿中国人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在繁荣的经济大潮中，一个已经困扰西方世界长达数世纪的问题也东渡到了中国，那就是身份的焦虑。”

身份的焦虑反映出的是社会阶层重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一种茫然感。这不单单是一种经济上阶层“下流”的焦虑，还是一种政治上的模糊不清。

长久以来，在官方话语表述中，人民、群众、老百姓、公民，代表着普通人的身份归属，前三者还隐约带有革命年代的气息，后者则是普通人权利意识觉醒之后，对自我的一种法理定位。除此之外，我们还用中产阶级来描述一部分新富阶层，他们作为社会中坚力量，在互联网时代到来后，其焦虑感陡然增大。

保罗・福塞尔出版于1983年的《格调》曾对美国中产阶级进行过刻薄的描绘，不过，书中所表述的，与其说中产阶级们焦虑于身份，不如说其焦虑于一种品味。而在当下中国，中产阶级品味的焦虑已经被替换为生存的焦虑。

我们随处都能真切感受到他所描绘的中产焦虑，城市白领勒紧裤带只为拥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对借以彰显身份的消费品牌和时尚元素的追逐近乎狂热，父母乃至祖父母为帮助子女实现中产梦不惜倾囊而出，大学毕业生宁可挤在大城市地下室忍受失业和低薪也不愿接受一份工资高得多的蓝领工作。

中产阶级确实很焦虑，活得很累，而且这确实是因为他们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但这未必是坏事，只要没有达到病态的程度，这种焦虑也是文明繁荣和社会发展的动力，焦虑所带来的压力，就像推动生物进化的生存竞争和选择压力，也推动着文明进步，说明这一点的最佳例证是维多利亚时代，从狄更斯等人的作品中不难看出，那时候的身份焦虑同样普遍而强烈，但正是这种焦虑，塑造了极富进取心的维多利亚企业家，积极向上的维多利亚个人主义，严谨的维多利亚道德观，还有理性、克制、富有荣誉感的维多利亚绅士，与之相应的，是人类历史上最漫长的繁荣与进步年代。

然而，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过去那些价值观承载的基础发生了改变。比如说，勤劳永远都是一种美好的品质，然而费尽心思通宵达旦做直播吸引流量的人与加班加点踏踏实实努力生产的人，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其价值内核已经趋同。

个体资讯的丰富与连接世界渠道的便捷化已经让“权力”发生了转移，在这个过程中，阶层身份的流动就会变得更加不可琢磨。

财富汇集的方式发生了改变，而我们与过去告别的还不够彻底，更多的“觉醒”，只在微信的朋友圈里感慨流传，稍不留神就变成廉价的心灵鸡汤。

于是，我们一面向往成功，一面嘲笑成功；一面追逐金钱，一面耻于谈钱；一面向往自然与自由，一面深信自由的前提是财富；一面开导别人看开一些，一面告诫自己时不我待；一面向亲人抱歉，一面提刀上马；一面誓言早早退休，一面生怕门清庭闲……

这是两种时代价值观的巨大撕扯，我们身处其中，或许在很多年内，看到的只能是狼狈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