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憩者场所感知与恢复性知觉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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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总结当前研究中关于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场所依恋3个场所感知概念和恢复性知觉之间的关系，从唤醒理论和自我调节态度理论出发，尝试构建公园游憩者恢复性知觉影响因素模型。以福州温泉公园为研究对象，首先构建了公园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量表并进行了相关的验证，接着针对提出的假设模型进行检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共有自然属性感知、自然空间感知、自然形态感知3个维度。（2）自然空间感知维度对环境偏好有显著影响，其他两个维度对环境偏好影响不显著。（3）环境偏好不仅直接影响环境恢复性知觉，而且可以通过场所认同的中介作用实现。（4）场所依赖对环境恢复性知觉影响不显著，而场所认同对环境恢复性知觉有显著影响。研究结果揭示了“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场所认同环境恢复性知觉”的复杂影响路径。因此，从景观设计的角度考虑，要提高人工绿地的环境恢复性知觉，就要从绿地景观的空间营造、环境偏好以及场所认同的特性出发，注重情感的注入，打造具有人情味的景观，从而使绿地景观提升绿地环境的恢复性知觉。
[关键词]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恢复性知觉；场所依恋；绿地景观
[中图分类号]F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006（2017）07-0077-12
Doi： 10.3969/j.issn.1002-5006.2017.07.013
引言
近些年，由于城市的发展，人们的生活节奏普遍加快，在城市中面临的各种压力也越来越大，这种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导致人们普遍面临着心理疲劳和心理疾病等问题[1]。然而，一些研究表明，自然环境可以帮助人们缓解精神压力，让人们从疲劳的状态中得以恢复，重新获得正常工作、学习所需要的能力。因而，自然环境与人的健康之间的关系逐渐得到了人们的关注，研究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了一个热点。
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环境心理学中的重要内容。人们在户外自然环境中从事游憩活动时，会对所处的环境产生知觉，其中，人们最直接和最容易感受到的是自然景观。优美的自然景观不但能够让观赏者获得愉悦的感觉，还能够让人尽快从疲劳状态中恢复，从而注意力也得到恢复。人们之所以会对自然景观有向往之情，是由于人类是从自然中演化而来，本身就对自然环境有天生的向往，对大自然的关注与欣赏不需要专心注视[2]，因而人们在自然环境中很容易得到恢复。而这种能够让人更好地从心理疲劳和压力相伴随的消极状态中恢复过来的环境就可以称为恢复性环境[3]。Kaplan夫妇提出的注意力恢复理论（attention restoration theory，ART）中指出，恢复性环境一般具有远离（being away）、延展性（extent）、魅力性（fascination）和兼容性（compatibility）4项特性[2，4]。只要环境中有这4项特性，且具有足够的强度，就可以称之为恢复性环境，通过恢复性环境人们就能够达到注意力恢复的目的[5]。大部分的自然环境对于人们来说都是恢复性环境，对人们都具有恢复的效果[6-7]。同时，一些人工建造的景观也可以成为恢复性环境，但是与自然的景观相比，人工建造景观的恢复性效果没有自然景观的恢复性效果好，不同的自然景观对人的恢复性效果也有很大的差异[6，8-10]。因而，一些学者开始针对恢复性环境的属性进行研究，探究不同的环境特性对恢复性效果产生的影响。Herzog针对城市日常生活中的不同场景的环境恢复性进行探究，发现拥有较多自然元素场景的恢复性感知得分比较高[11]。Karin和Ulrika研究了公园绿地景观评价与恢复性知觉之间的关系，发现人们对绿地景观的评价越高，人们的恢复性知觉得分也就越高[12]。而且，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会影响人们的偏爱，如果绿地景观越接近自然的状态，即知觉自然度越高，那么，人们越有可能对其产生偏爱[13-14]，从而绿地环境的恢复性知觉效果越好[15-16]。虽然，人们已经知道自然化的绿地景观更有益于提高环境的恢复性知觉，一些学者也强调了绿地景观的知觉自然度对偏好及环境恢复性知觉的重要性[17]，但是对如何评价人工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目前仍然没有比较好的方法。
^去的研究结果表明，环境偏好对于环境的恢复性知觉有很大的影响，偏好越高，恢复性知觉也就越高。换言之，如果景观环境中出现了人们厌恶的元素时，则环境的恢复性知觉就会降低[18]。同时，一些研究也表明，个人偏好的场所与其特质和环境的恢复性知觉有着很强的关系，通常人们会将他们喜欢的场所定义为能够获得恢复性体验的场所[2]，一个人们偏好的环境有可能成为恢复性环境[5]，个人喜好的环境是恢复性环境[19-20]，博物馆对于经常参观的游客是恢复性环境[21]，教堂对于信徒来说也是恢复性环境[22-23]，一些青少年经常光顾的社会微环境能够帮助青少年减少消极情绪[24]，这种环境也可以称为恢复性环境。这种人们所偏好的环境通常能够提供一种安全舒适的环境，允许人们进行自我调节，把注意力转向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自我反思上，从而帮助人们得到恢复。
既然人们的环境偏好对环境的恢复性知觉有着密切的关系，那么，与环境偏好紧密相关的场所依恋概念是否对环境的恢复性知觉也有影响？ Korpela等人[9]研究发现通常情况下，人们会把家当做最为依恋的场所，而家的住址不管是在城市里或者郊区，在一个相似的环境中，即使没有高水平的自然元素，也可能激起主体美好的回忆，获得良好的情绪体验，从而达到恢复性的可能。池丽萍和苏谦以青少年为对象研究场所依恋与恢复性知觉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场所依恋对恢复性知觉存在显著的正影响[25]。Korpela的研究发现，个体在依恋水平高的场所中能够得到充分放松，表现出良好的恢复功能，而在低依恋的场所中注意力就不易恢复1。可见，人们与环境之间的联系不仅与环境的物理特征有很大的关系，还离不开人们与主体自身在该环境中的经历，是环境与人的认知、情感、行为和社会成分相互作用的结果[2]。
按照天性假设，人类与生俱来就有一种将注意力集中于生命或者生命进程的倾向[26]，随着种系的进化，人类本能地会对开放的、低风险的环境产生需求或偏好，就像人类的祖先对热带草原生活的适应一样，远古时期的人类这种对开放的、生物中心的场所偏好可能仍然存在于现代人类复杂的神经环路中，最终表现出对适应性环境的依恋。这种依恋可由环境的偏好造成，且场所依恋和偏好又可影响到环境恢复性知觉，而环境偏好又与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密切相关，那么，城市公园中游憩者的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和场所依恋3种场所感知对环境的恢复性知觉影响的心理机制是怎么样的？
鉴于当前国内学者很少关注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偏好、场所依恋及环境恢复性感知的作用机理，对恢复性环境的研究也处于起步阶段，本研究以福州温泉公园为例，构建城市公园游憩者景观恢复性知觉的影响因素模型，探讨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场所依恋与环境恢复性知觉之间的关系，以期发现城市公园游憩者场所感知的内在机制，为相应的城市公园环境设计和营造提供理论依据和决策支持。在本研究中，环境偏好、场所依恋、和恢复性知觉都属于多维度的概念，三者的维度研究都趋于成熟，环境偏好中主要有一致性、易读性、复杂性和神秘性4个维度，一致性是指景物组织起来容易被认知的程度，它使人看到的环境是一致和谐的；复杂性可以理解为视觉景观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易读性是指人能够清晰明了地辨别环境，不至于在环境中迷失方向；神秘性是指环境中含有较多的资讯以吸引观察者更进一步探索的程度[18]。场所依恋主要是参考Williams提出的场所依赖和场所认同两个维度，场所依赖是一种功能性的依恋，是指某个场所的环境景观、服务设施、公共资源等满足用户的程度；场所认同是一种情感性依恋，是个体基于个人的价值观、态度、信仰、偏好及自我概念而使个体对场所产生的情感依恋及归属感[27]。恢复性知觉量表主要有远离、魅力性、兼容性和延展性4个维度[18]。而针对公园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相应的研究比较少，尚缺乏相应的评价指标体系，因而，本文将先根据已有的研究，提出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的评价指标，并根据调查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验证性因子分析，以构建合适的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评价指标体系。
1 研究地概况及研究方法
1.1 研究地概况
福州温泉公园位于福州市温泉公园路，周边为商业区和住宅区，建于1996年，是福州市市中心建成r间较早的综合性休闲娱乐公园。公园面积约为10万m2，园内设施齐全，功能分区明确，科普教育、游赏价值较高，每日接待的游客可达数千人次。此外，与福州市其他几个人流量较大的公园相比，如西湖公园、左海公园、闽江公园、屏山公园，温泉公园地势相对比较平坦，没有自然的山体与水体，园内现有的水体景观是人工营造的，可以排除原有的自然要素对人工景观知觉自然度的影响；园内种有银杏、秃杉、油杉、红豆杉、冷杉、雪松、金针松、香港四照花、槭树等树木，这些树木经过数年的生长形成相对稳定的绿地景观环境，且由于建设年代和功能分区的原因，园内不同的绿地环境带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和特点，有助于场所感知的测定。因而，温泉公园大量的游憩者和独特的人工景观要素对研究公园的人工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场所依恋和环境恢复性知觉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1.2 问卷设计
本研究调查问卷中的量表包括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量表（perceived naturalness of greenness scale，PNGS）、环境偏好量表、场所依恋量表和恢复性知觉量表（PRS），其中，除了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量表由笔者建立外，其他量表均参考已有的成熟的量表，并结合了公园环境的语境进行了适当的修改。Tveit等[15]将绿地景观自然化定义为景观接近预想中的自然状态的程度，并提出了景观感知的自然化与生态学意义上的自然化程度不同，感知的自然化可能比生态意义上的自然化对环境偏好的影响更大[28-29]。同时，提出水体比例、植被比例、植被的边缘形状、植被结构、地形、野外体验感、管理情况作为衡量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的指标。Ode等又提出了植被边缘形状指数、景观斑块破碎度、延续性3个指标作为知觉自然度的评判标准[30]。廖婉婷等提出植被丰富性、人工元素多寡和环境自发生长程度等可以作为知觉自然度的因子[31]。因而，本研究在相关研究[28，30-31]的基础上，邀请5名风景园林学专业的老师提出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指标，并结合研究地情况，最终提出了公园中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的13项评价指标。环境偏好量表和恢复性知觉量表主要借鉴台湾学者黄章展等修正后的量表[18]，该修正后的环境偏好量表包括4个维度8个测试项，修正后的知觉恢复量表包含3个维度9个测试项。场所依恋主要借鉴Williams等的研究，包括2个维度8个测试项[27]。以上题目均采用李克特7分制量表法。问卷内容由量表测量题项、被测者人口统计学特征两部分组成。
1.3 数据收集与分析方法
本次研究问卷调研小组由5人组成，调研时间为2016年4月12―15日。问卷调查时，随机在温泉公园中选取愿意参加调查的游客，并采取赠送明信片答谢。总共发放问卷500份，回收500份，有效问卷为442份，有效率为88.4%。
为了确保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量表能够有效地反映公园景观的自然化程度，首先随机选取100份问卷运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法对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的测量题项进行降维，构建模型，再使用剩余的342份问卷数据对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场所依恋以及恢复性知觉4个变量间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1.4 测量问卷探索性因子分析及检验
针对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的13个测量题项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和可靠性检验，结果显示KMO值为0.838，大于0.7，Bartlett球形检验近似卡方值为495.767（df=78，Sig=0.000），表明测试问卷适合做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选取方差最大旋转法，按照特征值大于等于1的原则并参照碎石图来确定因子数，删除因子荷载小于0.5，交叉荷载值高于0.4的因子直至获得清楚稳定的因子结构。在这一步中，删除了“你认为公园中的植物种类比较丰富”（因子荷载值为0.478，交叉因子荷载为0.416）题项。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发现“在公园中，你不会有拥挤感”这个题项旋转后的因子荷载小于0.5（因子荷载值为0.468），不具有解释意义，故删除此题项后再次进行因子分析。再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后得到了绿地景观自然化程度评价3个稳定的因子结构，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65.607%（表1）。根据各因子指标的特征，分别命名为自然属性感知、自然空间感知、自然形态感知。自然属性感知主要是指对自然界中的水体、动植物、自然声音等自然元素的感知；自然形态感知主要是指对自然元素形态的认识，比如蜿蜒的河流、起伏的山脉；自然空间感知主要是指自然能够给予人的一种亲切安静的感觉，是人在景观空间中对空间所形成的一种体验与感受。
根据信度检验，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量表的3个因子的 Cronbach’s α分别为0.772、0.755、0.800，整体量表Cronbach’s α值为0.865，均大于0.6，表明量表具有比较好的内部一致性。各个因子的组合信度分别为0.822、0.802、0.800，整体量表组合信度0.927，均高于0.6，表明测试变量具有良好的异质性。根据效度检验，各个测试题项与整体的相关系数在0.01水平上显著相关，相关系数位于0.546～0.725之间，均大于0.3，因此，可以认为量表具有良好的内容信度。平均变异数抽取量AVE值均大于0.5，表明测试变量能够较好测度其所属的潜在变量。
1.5 模型构建
唤醒理论认为，人们的认知和评价决定了情绪的形式，唤醒水平则决定了情绪的强度，并与情绪的形式共同决定了情绪的状态，而情绪的启动通常又是对环境刺激及情感产生的响应[32]。情感的认知理论认为人在接受环境中的刺激物刺激的同时也会作出调节来适应[33]。Bagozzi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我调节态度理论，认为评价会促进情感的产生并进一步影响个体的行为或行为意向，总体上表现为评价-情感-行为的发生过程[34]。因此，本研究以唤醒理论和自我调节态度理论为基础，将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作为认知评价变量，将环境偏好和场所依恋作为情感响应变量，而恢复性知觉作为情绪启动变量的结果，构建了公园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认知评价）-环境偏好、场所依恋（情感响应）-恢复性知觉（情绪启动结果）的公园人工绿地景观恢复性感知模型（图1），并提出以下假设：
H1a-1c：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的自然属性感知、自然空间感知、自然形态感知3个维度分别对环境偏好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2：环境偏好对场所认同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3：环境偏好对场所依赖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4a-H4b：场所认同和场所依赖分别对恢复性知觉存在显著正向影响
H5：环境偏好对恢复性知觉存在显著正向 影响
2 结果分析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分成两个部分来进行分析，即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及信效度分析和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检验及路径分析[35]。测量模型由潜在变量与观察变量组成，潜在变量由测度的观察变量来反映[37]，结构模型是潜在变量间的因果关系模型的说明[36]。运用AMOS 23.0软件先对测量模型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和相应的信效度分析，为检验结构模型建立基础。
2.1 测量模型
2.1.1 测量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运用AMOS 23.0中的极大似然法对测量模型的拟合优度进行检验，测量模型的拟合参数：卡方自由度比值χ2/df=3.33（标准为χ2/df≤3），虽未达到标准，但吴明隆指出卡方自由度比值宽松值为5[36]，拟合优度指数（GFI）为0.933，比较拟合指数（CFI）为0.936，规范拟合指数（NFI）为0.911，简效规范拟合指数（IFI）为0.936，Tucker-Lewis指数（TLI）为0.914，均达到了大于0.9的标准，近似均方根残差（RMSEA）为0.083，大于严格要求的0.08，但小于0.10，可以认为符合要求[37-38]，因而，整体上，测量模型拟合度^佳，可以被接受。
2.1.2 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信度主要指问卷的精确性，反应了问卷测量结果的一致性和稳定性。运用SPSS 19.0对测量量表进信度分析（表2），可以看出，除了环境偏好量表里的易读性维度可靠性系数Cronbach’s α较低外，其余各量表的各个维度可靠性系数Cronbach’s α均高于0.6，说明除了环境偏好的易读性维度外，问卷测量的结果比较可靠。
效度通常指测量问卷的有效性和正确性，亦即问卷能够测量出其所欲测量的程度。效度检验可以通过收敛效度和判别效度来判断。收敛效度主要反映测量量表某个维度的不同观测变量之间的相关性[39]。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因子负荷（大于0.5）、p值（达到显着性水平，即t>1.96）、平均变异抽取量（AVE>0.5，AVE越大，表示观测变量对潜变量的解释程度越大[40]）和组合信度（组合信度>0.6）几个指标来判断。由表2可知，各个观测变量的标准化因子负荷值均大于0.5，相应的t值均大于1.96，平均变异抽取量除了易读性维度为0.296外，远低于0.5，自然形态感、复杂性和神秘性3个维度略低于0.5外，其余均大于0.5，组合信度除易读性维度外均大于0.6，因此，除了易读性的收敛效度较差外，其余标量基本上符合要求。判别效度是指不同测量变量之间的可区分性，变量的平均变异抽取量的算术平方根大于其与其他变量的相关系数即可说明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41]。由表3可知，AVE值的算术平方根在0.685～0.779之间，均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0.418～0.683之间），表明测量量表的变量之间具有较好的判别效度。由于从信度和效度来看，环境偏好的易读性维度均不符合要求，故此维度遭到删除，删除后的环境偏好测量量表模型适配度及测量的信度、效度均达到要求。
2.2 结构模型
2.2.1 结构模型拟合优度检验
针对最终的结构关系模型采用极大似然法进行参数估计，从而检验相关的假设是否成立。结构模型的拟合优度指数为：χ2/df=2.649，GFI=0.858，CFI=0.906，NFI=0.858，IFI=0.907，TLI=0.893，RMSEA=0.070，GFI、NFI、TLI 3个数值虽未到0.9，但均在0.8～0.9之间，可以认为符合适配度要[38]，因而，整体上理论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优度。
2.2.2 假设检验
理论模型的标准化系数估计值及分析结果如图2。其中，H1a即绿地景观自然属性感知维度对环境偏好有显著正影响，H1c即绿地景观形态感知维度对环境偏好有显著正影响，H4b即场所依赖对恢复性知觉存在显著正影响3个假设不成立，其余假设均得到验证。SMC值（即复合相关系数）表明了绿地景观自然化的自然空间感知维度影响效应能够解释环境偏好的73.8%（SMC=0.738）的变异，绿地景观自然化空间感知维度与环境偏好的影响效应能够解释场所认同76.1%（SMC=0.761）的变异、场所依赖79.4%（SMC=0.794）的变异，而环境恢复性知觉的89.5%（SMC=0.895）的变异能够被绿地自然化的自然空间感知维度、环境偏好和场所认同和解释。
2.2.3 模型结果分析
从模型分析结果可以看出，绿地景观自然化的空间感知对环境偏好产生了显著的正影响，影响程度达到了59%，即绿地景观自然化的空间感知每增加1个单位，环境偏好就会增加0.59个单位。而绿地景观自然化的属性感知和形态感知对环境的偏好没有影响，表明了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对环境偏好的影响是通过景观的空间感知而发挥作用的。在中国传统的园林造景中，水体、植物历来是造景的重要元素，在现代的绿地景观设计中，水体、植物的应用也是非常广泛，这些基本的自然元素由于普遍存在环境当中，因而人们对它们的存在可能并不是特别在意，从而不会影响偏好的产生。从绿地景观的形态感知上来说，由于自然蜿蜒曲折的形态是一种视觉上的直接感知，而偏好的产生可能需要更深层次的情感体验或参与；从绿地景观的空间感知来说，绿地的空间感受跟人的情感密切相关，当绿地空g比较开敞时，可能给予人一种明朗开阔之感，进而触动情感的产生，比如亲切感、安全感。情感通常是对环境产生的偏好内在驱动力，因而可以认为人们对于环境偏好的产生是由于人们对绿地自然化空间感知上的共鸣，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交流传统园林中的“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感受也主要是人们对于空间的感知，这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解释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的3个维度与环境偏好之间的关系，至于深层次的原因还需要另外的探究。
环境偏好的产生对场所认同和场所依赖以及环境恢复性知觉都产生了显著的影响。其中，具体影响为当环境偏好每提升1个单位，相应的场所认同就会提升0.492个单位，而场所依赖就会提升0.613个单位，说明当人们对环境偏好程度越高时，相应地，人们对这种环境的认同和依赖程度也就越高，这种影响符合了天性假设。而环境偏好对环境的恢复性感知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影响和间接影响，直接影响的效应为0.411，而间接影响的效应为0.266，总效应为0.677，表明环境偏好对环境的恢复性知觉有很大的影响，既可以直接影响，又可以通过场所认同的中介效应产生影响。可以看出，环境偏好对恢复性知觉的影响与当前的大部分研究结果一致[9，42]，场所依恋对恢复性知觉的影响也与一些研究结果一致[25]。但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场所依赖对环境的恢复性知觉影响不显著，即可以认为场所依赖对环境恢复性知觉没有影响，环境偏好对环境恢复性知觉的间接影响主要是通过场所认同传递的。由于场所依赖维度测量的主要是人们对某种环境的态度，是一种浅层次的测量，是人们对环境的一种功能性依赖；而场所认同测量的是人们从心理上、行为上对某种环境的情感表达，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测量，本质上是对场地文化的一种认同，所以，可以猜测功能性的满足仅仅满足个体外在的需求，要提升对环境的恢复性知觉就需要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体验，深层次的情感满足才有助于环境恢复性知觉的提高，这种猜想与Kaplan夫妇所提出的注意力恢复理论相一致。所以，总结环境恢复性知觉的传递线路主要有两条：第一条是景观空间感知-环境偏好-恢复性知觉；第二条是景观空间感知-环境偏好-场所认同-恢复性知觉。
3 结论与讨论
本文将当前几个与环境恢复性知觉密切相关的几个变量综合起来研究，结合唤醒理论和自我调节态度理论，构建了城市公园游憩者的环境恢复性知觉影响因素模型，初步揭示了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和场所依恋对环境恢复性知觉的影响机制，为理解城市公园等游憩环境与人们健康之间的作用机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景观设计学、旅游学和环境心理学的结合研究。主要结论如下：
（1）通过探索性因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构建了包含3个维度11个测试项的公园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模型，且模型的信效度以及拟合度均较好，为进一步研究公园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与环境偏好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基础，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一些启发。
（2）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对环境偏好影响的结果表明，只有景观的空间感知维度会导致环境偏好的差异，而其他维度没有影响，说明人们最为关注的是绿地的空间体验，仅仅关注绿地景观本身的要素组成以及形态是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这也说明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绿地景观的审美情趣也在提高。美国景观设计基金会于2016年6月10日召开的“新景观宣言：景观设计与未来”的景观设计峰会上，Treib教授的发言强调了景观设计不仅仅是景观元素的组合，也不仅仅是满足某种简单的功能，比如生态功能、雨洪管理功能、游憩功能，而应该是在满足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下，进行诗意的升华1。从中，我们就可以窥见景观的深刻含义，而进行景观诗意的升华，景观空间的营造无疑是重中之重，中国古典园林向来注重空间的营造，掇山理水手法的运用就是对自然中的山水高度概括，同时也是对园林空间进行一种诗意的提升，从而达到“本于自然，高于自然”的特点。因而，景观的设计重点同时也是难点，应该着重于景观空间的营造，这样才有助于环境偏好的形成，进而提升环境恢复性知觉，充分发挥景观对人的效益。而具体如何营造空间感，从而更接近于自然，给人更好的自然化体验，则有待于进一步的探究。
（3）场所认同直接影响环境恢复性知觉的同时，也作为环境偏好的一个中介变量影响环境恢复性知觉。这说明，景观的空间营造可以提升人们对绿地景观环境的偏好，进而引发对绿地景观环境的场所依恋，而外在直接的表现行为就是游客造访的频次增加了。人们不仅应该要关注景观的空间营造，同时还要关注形成场所认同的因素。从景观的设计角度来看，一些具有情感历史或者地域特色的景观元素极可能形成场所依恋感，比如当你所游览的公园中，富有儿时记忆的景观时，无形中就会激发人的怀旧情感，进而引发场所的认同感，达到情感上的依恋。因而，在景观的重建当中，就要善于运用富有记忆的景观元素，让人们记得住乡愁的同时也有了情感依托，从而提升对环境的依恋，达到提高环境的恢复性知觉的效果；同时，从场所依恋的另一个维度场所依赖来看，人们对景观的依赖并不代表环境的恢复性知觉提升，而是需要升华到场所认同的程度才能达到恢复性知觉提升，进一步说明了景观环境对人情感营造上的重要性，而不能仅仅停留于表面程度。
（4）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公园人工绿地景观的恢复性感知模型表明游憩者恢复性环境感知是一个渐进式的心里感知过程，经历了环境认知评价情感响应情绪启动的心理过程。如果游憩者所处的人工绿地环境是更加自然化的，就更会触发环境偏好的产生，在游憩者偏好的环境当中，易使游憩者对环境产生依赖和认同，而在认同性的环境当中，游憩者就更容易依恋其中，产生远离日常琐碎的生活，逃离世俗的感觉，实现游憩期望和游憩环境的匹配，进而促进身心健康的恢复。
综上所述，研究结果证实了“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环境偏好场所依恋恢复性知觉”之间的复杂路径，也从景观设计的角度相应分析了形成这种路径的可能原因，为相应的景观设计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同时，本研究证实了绿地环境对人体的恢复作用，深化了绿地环境促进人体健康的作用机理。但是，研究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首先，在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问卷量表模型的建构上，由于当前学术界缺乏相应的评价量表，本研究的量表虽然在效度和信度上都达到了要求，但是，仍可能存在评价维度过少，指标选取有偏差等问题，今后学术界应该开展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模型的研究，从而来更好地为设计提供指导。其次，在结构模型上，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也有可能直接影响环境的恢复性知觉，而本研究没有针对其进行研究，把重点放在了绿地景观知觉自然度与环境偏好的关系上，同时，公园绿地景观的恢复性感知模型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路径模型，本文只是对这种路径作了简单的分析，对于形成这种路径的复杂因素，如场所认同、恢复性知觉之间关系的影响要素和机制未能做出深入的探究，今后建议可以进行相关的探索研究。再者，本文研究的游憩环境是城市公园，针对的对象是城市公园的游憩者，而没有研究城市中如居住小区、学校等日常游憩环境，故研究中提出的关于景观设计的建议针对不同场所的有效性还有待探讨，今后可以进行不同游憩环境的横向对比研究，以拓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最后，本文运用PRS量表测量环境的恢复性，主要涉及环境知觉的部分，而对于恢复性环境对于人体的血压、心率等的作用没有进行实测，今后可以进行相应的生理指标测量，如肌电值、血压、脑电波等，以进一步揭示绿地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医学价值及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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