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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何谓“漆”?中国古代对“漆”字定义很早,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对“R”字释曰:“R,木汁也,可以髹物,从木象形。R如水滴而下也。”从漆字可以看出,漆是从漆树上割下来的白色液汁,称之为“生漆”、“天然漆”、“大漆”等,主要成分为漆酚。漆树是一种多年生落叶乔木(图一至图三),中国是漆树的原产地,至今漆林分布极广,主要分布于甘肃南部至山东一带以南各地(图四)。天然生漆精制后才能使用(图五、图六),将其涂于木、竹等胎骨表面氧化成膜,俗称“漆器”(图七)。漆器具有坚韧耐用的特点,加工后能发出美丽光泽,埋于水土中也不易受腐蚀。中国在世界上最早使用漆器,若从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漆碗算起(河姆渡遗址考古队:《河姆渡遗址第一期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第1期;《浙江河姆渡遗址第二期发掘的主要收获》,《文物》1980年第5期;陈振裕:《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漆器全集・第1卷・先秦》,福建美术出版社,1997年),漆工艺有7000余年历史。商、两周漆工艺出现了嵌蚌壳、绿松石等镶嵌工艺(河北省博物馆、河北省文管处台西发掘小组:《河北藁城县台西村商代遗址1973年的重要发现》,《文物》1974年第8期:河南省信阳地区文管会等:《罗山天湖商周墓地》,《考古学报》1986年第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琉璃河考古队:《1981-1983年琉璃河西周燕国墓地发掘简报》,《考古》1984年第5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队:《1967年长安张家坡西周墓葬的发掘》,《考古学报》1980年第4期;陈振裕:《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漆器全集・第1卷・先秦》,福建美术出版社,1997年)。春秋战国漆工艺得到长足发展,尤其在南方楚国,新的器形和装饰方法相继出现,湖北江陵、湖南长沙楚墓出土了大量精美漆器(高至喜主编:《长沙楚墓》,文物出版社,2000年)。西汉时期中国漆工艺步入黄金时代,出现了“陈、夏千亩漆”(《史记・货殖列传》)大规模漆生产基地,从中华央到地方都没有工官管理漆器制作,漆器已成为人们生活中“养生送终之具也”(《盐铁论・本议》)。在众多出土漆器的西汉墓葬中,尤以马王堆汉墓所出漆器最为精美。
马王堆三座汉墓共出土700多件漆器,其中一号墓出土184件,三号墓出土319件,绝大部分保存完整、光泽鉴人。二号墓出土近200件漆器,能辨器形的有52件(湖南省博物馆等:《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基》,文物出版社,1974年;湖南省博物馆、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第一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这些漆器以实用器为主,品类齐全,涉及礼器、乐器、兵器、葬具及生活用具等方面,几乎囊括汉初所有漆器种类。其上出现堆漆、锥画、镶嵌、夹胎扣器等新工艺,代表着汉初漆工艺发展的最高水平。它们上承先秦漆器之,下启西汉后期漆器之绚丽,为研究汉初漆工艺提供了珍贵的资料。当我们对其进行研究时,不难发现与这一历史时期相适应的漆工艺,经历了一个承上启下的发展与变化过程,这就使我们有可能以其为典型代表,对这一时期漆工艺的发展进行客观评价与探索。
二、从马王堆汉墓出土漆器看汉初
秦代和汉初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转折时期,而马王堆汉墓漆器出土于楚旧地湖南,这里受秦中央王朝统治时间不长,即便到了汉初,原有楚文化对马王堆汉墓漆器的影响或许比其他地域更为强烈,故不失成为解读汉初漆工艺发展状况的上好材料。汉初,湖南大部分地区属长沙国,据文献记载,汉高祖五年(前202年)设置长沙国,定都城为临湘(即今长沙),历经五代吴氏和八代刘氏长沙王,存续时间达221年。古长沙国特定的历史地理环境,使马王堆汉墓漆器既有先秦遗风的传承性,又有受汉初社会结构、观念意识变化等外界因素影响而发生的变异性。这一文化现象倒与托马斯・哈定的文化进化论观点一致(托马斯・哈定等著,韩建军等译:《文化与进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他在书中说道:“文化是人类的适应方式 它是人类为攫取自然能量,对自然界的适应而造就一种文化的技术,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和意识方法。”)。具体说来,马工堆汉墓漆工艺所体现的传承与变异表现在功能与工艺两方面。
(一)马王堆汉墓漆器功能的传承与变异
在讨论马王堆汉墓漆器功能的传承与变异时,我们将从最能体现漆器功能的器类和器形两个因素来考察,由此得出结论:礼教含义退却、实用功能渐强。其依据是:
1.漆礼器的品类和数量骤减,实用器日益增多
马王堆一号墓出土7件漆鼎,三号墓出土6件漆鼎(图八)。先秦时期器具制度的最大特点是,人们都要按礼制的规定来执行,并规定了专门的礼仪器具,诸如用鼎制度,按西周礼制,“礼祭:天子九鼎,诸侯七,卿大大五,元士三也”(公羊高传述、何休注、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东周时宗法制出现衰落,诸侯已越制使用天子之制。至汉初,用以鼎为代表的器具来别等第的先秦遗风仍被不同程度地因袭。马王堆一号墓遣策记载漆(陶)鼎制仍沿用了先秦的上卿之礼(俞伟超:《马王堆一号汉墓用鼎制度考》,《马王堆汉墓研究》,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说明在汉初上层贵族仍部分保留旧礼制,但遣策记载的用鼎数为九、七三牢,另有陪鼎三套,而随葬实物则为7个漆鼎,说明遣策所记为大祭时实用礼器,只用于祭祀不随葬。随葬鼎反映了墓主人的等级身份,体现了汉初明器制度,说明汉代在承传先秦礼制的同时出现了变异。
马王堆汉墓漆器组合也有一定的礼教含义。一号墓东边厢和北边厢共出土2件漆F,东边厢出土平盘2件,北边厢也出土了漆盘,这说明汉初完全继承了先秦的沃盥之礼,2009年赴美展出的“马王堆汉墓: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以下简称“古长沙国的艺术和生活”展)中展出的F和盘正好说明了这一点(图九、图十)。《仪礼》各篇均有设洗、沃盥、祭祀等礼,沃盥是一项重要礼节。自上浇水器是F,下面接水器为盘。先秦墓中盘、F常成套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