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缀问题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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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19世纪末以来，西方语言学界对语缀问题进行了充分而全面的讨论，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理论背景多样，研究方法不一。但西方学界的语缀研究亦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缺乏一个跨语言、跨类型的统一解释，对各类语缀的研究存在不平衡等。汉语语缀缺乏关注的现状与西方的研究状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国内语法学界应该在合理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充分结合汉语方言、民族语的资源，填补理论和材料上的诸多空白。
关键词：语缀 综述 句法学
一、引言
语缀（clitics），又称“附缀”“附着词”“附着成分”“词组尾”等，是句法意义下的概念，指具有独立词的句法特点，而语音上需要依附于另一个词或短语的粘着语法成分，它作用于短语或句子层面，并非词内语素；语音特点与其相似的词缀，则是形态意义下的概念，指以屈折和派生等手段参与形态变化或构词的粘着成分。前者有如英语“I’m here”中的“’m”，汉语的结构助词、语气助词、复数标记“们”、焦点标记词“是”等；后者则有英语的复数后缀“-s”，汉语中构成名词的“性”、构成动词的“化”、构成形容词的“气”等。（参看刘丹青，2008；徐杰，2012）
语缀是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语言的语法现象，但是国内语法学界却很少提及，仅有石毓智（2003）、刘丹青（2008）、张惠英（2011）、徐杰（2012）等几位学者在近年的研究著作中讨论到。而西方语言学家却在多年的语缀研究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而且理论背景多样，研究方法不一。这种已趋成熟的研究态势和汉语语缀的研究现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汉语语缀问题这一丰富的“矿藏”，尚待进一步挖掘。
二、国内学界语缀研究成果
国内语缀的研究成果主要于近几年出现，石毓智（2003）、刘丹青（2008）、张惠英（2011）、徐杰（2012）等学者讨论了汉语语缀的性质、个案及其在语法体系中的地位。
石毓智（2003）认为，在汉语动补结构的形成过程中，实词会发生语法化而成为语缀。语缀是介于实词和形态标记之间的一种语言形式。与形态标记相比，它们还保留了较强的词汇性质，与动词的搭配也没有那么自由，但是不能独立应用。其语音形式已经弱化，不再能负载一个重音，必须依靠于一个语音重音才能出现。现代汉语的语缀是一个封闭的类，成员主要来自于形容词、动词和趋向动词，功能与体标记相近，表示动作行为发展的状况，如一些高频率的结果补语、量词、结构助词等。
刘丹青（2008）指出，语缀是失去语音独立性、必须依附于一个独立的词，但句法上仍有词的地位（而非词内语素）的词。简述了语缀与词缀、语缀与独立词的界限标准，并提出“句法从严；语音从宽”的认定原则。作者列举了可作语缀的语法成分，并分析了可能是语缀的个别汉语例子，如作回指性宾语的“它”、古汉语虚化的“之”、关中话的否定词、苏州话发问词“阿”、北京话表示“在、到”义的轻声“de”等。作者还谈及了语缀的位置及相互间的语序。
张惠英（2011）认为，语缀是出现于句子或语流中的缀音，区别于词汇、构词平面上的词缀。有的语缀是词缀超出词汇平面进入句子语流，起构句的作用；有的语缀只出现于句子语流中名词之前。文章分析了湖北大冶话、湖南娄底话、广西阳朔葡萄平声话、青海西宁话、仡佬话的例子，以及语缀的来源问题。
徐杰（2012）将语缀看作攸关汉语语法系统全局的关键之一，认为“语缀多，词缀少”这两个相互独立的特点从不同角度解释着汉语语法的诸多关键特点。正是由于汉语的语缀比较丰富，所以在表达疑问范畴和焦点范畴时，具有更多的句法选项。语缀和词缀的共性主要在于其粘着性，亦即非自由性；二者的差异主要在于被粘附的对象性质不同：词缀粘附于词根，语缀则粘附于短语或句子。因此词缀标明词类，语缀标明句类。
此外，还有若干研究著作论及与语缀相关的语言现象，但是作者没有辨析出它们的语缀性质，均未有意识地将其看作一类独立的语法成分加以分析讨论。
三、西方学界语缀研究成果
西方的语缀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Wackernagel（1892）提出了著名的Wackernagel's Law，认为印欧语言的语缀倾向于出现在句子的第二位置（second position）①，即第一个独立的词之后。如下文例（1）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所示，只要语缀je在第二位置，其余词的语序十分自由，如果不在第二位置则句子不合法。这一语缀分布情况见于世界许多语言，如普什图语、他加禄语、瓦勒皮里语、卢伊塞诺语、梵语等（Halpern，1995：14）。
（1） a.ovek je voleo Mariju.
人（主格） 爱 玛丽（宾格）
“这个人爱玛丽。”
b.ovek je Mariju voleo.
c.Voleo je Mariju ovek.
d.Voleo je ovek Mariju.
e.Mariju je ovek voleo.
f.Mariju je voleo ovek.（Halpern，1995）
在此之后的百余年中，不同理论背景的西方学者对语缀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由于文献量较大，下面我们以形式句法学派的研究为主，对一些比较重要的成果进行梳理。
（一）传统学派的基础性研究
语缀的很多基础性概念、标准，主要在Zwicky的数种语缀著作中得到了合理的讨论和确定，其中很多成果对现今的语缀研究仍起着重要的作用，提出的诸多结论亦十分具有启发意义。
Zwicky（1977）主要讨论了四个方面的问题：第一，语缀的共时来源，即哪些成分能作语缀，以及语缀出现的条件限制；第二，语缀与宿主（host）②关系，包括哪些成分可作宿主，语缀的附着是前附、后附还是中间插入；第三，语缀之间的关系，包括语缀连用的环境以及其相互间的顺序；第四，语缀的语音特点，包括语缀与相应的非语缀成分之间的语音关系，以及语缀与宿主发生语音融合时有何特点。作者区分了三类不同的语缀：专用语缀（special clitics）、一般语缀（simple clitics）和粘着词（bound words）。专用语缀指的是类似重读自由形式变体的一些非重读粘着形式，它们与重读自由形式有着相同的认知意义，且音韵组成也相似，比如法语不能负载重音的语缀“me（我，宾格）”“le（他，宾格）”，分别对应重读自由形式“moi”和“lui”。一般语缀指的是由非重读时的自由语素经语音弱化变成的语音上依附于相邻词的形式，其出现常与语体相关，比如英语“I’d object”中的“’d”就是“would”的弱化形式。粘着词指具有相当的句法自由度的非重读粘着语素，它们常在语义上跟一个结构相关，而在语音上只附于该结构的一个词，且通常处于该词很边缘的位置，甚至在屈折词缀之外，比如英语“the woman I interviewed’s arguments”中的所有格语素“’s”。
Jeffers & Zwicky（1980）主要针对学界流行的关于语缀的一些历时方面的观点、假设进行了讨论分析，以求补充、完善相关理论。讨论的问题主要有：代词在充当语缀的成分中是否有特殊的地位；自由语素演变成语缀时是否语义较弱；语缀是否会演变成独立词；语缀的形成过程中是否会失去重音；派生词缀是否和屈折词缀一样可由语缀变来；多个语缀是挨个溶进宿主还是以混合词（Portmanteau）的形式压缩在一起；语缀易位、形成中插语缀等问题；中插语缀的其他形成方式；共时语缀顺序是否代表早期句法顺序；第二位置在各语言中存在差异的问题；语缀与类型学的关系；语缀的产生与重音类型、地域差别的关系。
Zwicky & Pullum（1983）以英语“N’T”为例，讨论了区分语缀和词缀的标准，分别为：语缀对宿主的选择限制小于词缀对词根、词干的选择限制；相比于语缀和宿主的搭配，词缀与词根、词干的搭配常出现无理据的空缺（arbitrary gaps）；词缀经常有形态音位现象，而语缀语音形式较一致；词缀更会造成特殊的语义内容；句法规则能影响附有词缀的成分，却不能影响附有语缀的成分；附有语缀的成分可以再附加语缀，但不能再附加词缀。其中最后两个标准均与所有句法操作必须发生在附着语缀之前这一假设有关。作者还指出专用语缀很像屈折成分，涉及屈折范畴标记的分派。
Zwicky（1985）设计出了一系列的测试手段来区分语缀和词，其基本准则是语缀和独立词相比具有词缀的一些性质，词和语缀相比具有短语的一些性质。测试包括：音韵测试，如连读音变、节律、音段特征等方面的表现；重音测试，语缀常不能负载重音；利用语缀和屈折词缀相似处的测试，包括粘着性、终止扩展的特点、与其结合成分的性质、语序的固定度、分布的自由度、内部构成的复杂性等；句法测试，[词+词]的组合可以发生删除、替换、移位，而[词+语缀]不行；接口（interface）假设测试，即语缀附着发生在句法之后；如无明显证据则分析为词，因为语缀更有标记功能。作者反对滥用术语“助词”，认为语缀、词缀是无范畴的（acategorial），但词必须归属于一个具体的句法范畴。
（二）形式句法学派的语缀研究
形式句法学派对语缀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属于专用语缀的罗曼语代词语缀（pronominal clitics）。这些语缀形式上类似独立词，但跟与之相应的非语缀代词有着不同的句法分布。以解释充分性为目标的形式句法必须为语缀的独特分布提供合理的说明。相关的研究大致分为两派，即移位说和基础生成（base generation）说。
如下文例（2）的法语所示，尽管代词语缀“les”代表了及物动词“介绍”的直接宾语，但并没有影响到动词的题元性质，动词依然是及物的，其论元位置仍可能存在一个“XP*”。移位说认为代词语缀和独立代词一样，生成于通常的论元位置“XP*”，然后移位并附着于动词。持此观点的主要有Kayne（1969，1975，1991，1994，2000）、Perlmutter（1970）、Aoun（1981）、Hurtado（1984）、Uriagereka（1995）等。其中，Kayne（1975）认为法语的代词语缀嫁接（adjoin）在动词上，Kayne（1991）则修正为语缀嫁接在一个功能范畴上，而动词会移位至该功能范畴。Uriagereka（1995）将语缀看作涉及有指（specific）、指称（feferential）的限定词。
（2）Marie lesi aura présents XPi* à Louis.
玛丽 他们（宾格） 将会 介绍-一致关系 介词 路易
“玛丽将会把他们介绍给路易。”（Sportiche，1996：215）
基础生成说则认为代词语缀直接生成在附着于动词或屈折成分的位置，也即语缀在表层结构里的位置。持该看法的学者主要是考虑到了“语缀并用（clitic doubling）”现象，即语缀与相应的独立成分同时使用，如例（3）的西班牙语，独立的词或短语占据了论元位置XP*，与移位分析发生冲突。代表著作有Strozer（1976）、Rivas（1977）、Jaeggli（1982）、Borer（1984）、Bouchard（1984）、Burzio（1986）、Roberge（1990）等。
（3）a.Nos esperaban sólo a nosotros.
我们（宾格） 三人称复数-等 只 介词 我们（宾格）
“他们只在等我们。”
b.Le ofrec ayuda a lani?a.
她（与格） 一人称单数-提供 帮助 介词 这个女孩
“我给这个女孩提供帮助。”（Su?er，1988：394）
Sportiche（1996）提出了全新的观点来分析代词语缀问题。他指出语缀的句法分析聚焦于论元位置的性质及其与语缀的关系，移位说认为论元位置是语缀移位后留下的语迹，基础生成说则认为它是与语缀有关联的空语类pro或PRO。他认为两派研究各有优劣，移位说能解释语缀和论元位置之间存在的局部限制（locality constraint）等典型的移位相关现象，基础生成说则可以很好地分析“语缀并用”等现象。而作者认为，所有语缀总是基础生成于零投射（zero projection）位置，作为短语的中心语；此外，语缀结构仍会涉及移位，但并非Kayne等人认为的语缀发生的中心语移位，而是论元位置上的成分所发生的非论元移位（A’-movement）。以（2）为例，假定“XP*”位置上存在一个限定词短语DP，则DP会移位至语缀短语的标志语位置，以允准某些特征，从而实现了语缀和XP*的一致关系。具体过程如（4）所示：
为满足文中提出的语缀准则（Clitic Criterion）——在逻辑式（Logical Form）中每个语缀必须和一个具有特定特征的短语发生标志语-中心语关系，反之亦然——在论元位置上的成分（显性或隐性）必须移位（显性或隐性）至以语缀为中心语的短语标志语位置，使特征得以允准（license）。罗曼语言中，与格语缀涉及一致关系特征的允准，宾格语缀涉及有指特征的允准。这种分析方法不仅解决了之前两派研究存在的问题，而且所用的理论能统摄各类代词语缀，还用标志语-中心语允准将语缀结构和疑问、否定、焦点等结构合理地结合了起来。
此外，Shlonsky（1994）认为闪族语的代词语缀生成于一致关系短语的中心语Agr中，而词汇性的中心语移位至最近的Agr，形成语缀附着。Cardinaletti & Starke（1999）认为语缀具有句法缺陷，因此在句法中必须移至功能词头以弥补其内在缺陷，而其韵律上的缺陷只是深层句法缺陷的反映。Nash & Rouveret（1999）和Rouveret（1999）认为语缀在词汇域无法被核查的特征必须在功能域得以核查，因此需移至最近的功能词头，其中动词有区别性的人称屈折（distinctive person inflection）会引发语缀前附（proclisis），如意大利语的定式动词；无区别性的人称屈折引发语缀后附（enclisis），如闪族语的动词或意大利语的非定式动词。Tsakali & Wexler（2004）在Sportiche（1996）结论的基础上，利用单一核查限制（Unique Checking Constraint）来解释儿童法语、意大利语存在语缀省略而希腊语、西班牙语不存在，是因为二者的一致关系Agr-O具有不同的特征。
Chiu（1995）和Ernst（1995）讨论了汉语中涉及语缀的问题。Chiu（1995）认为汉语的“所”是语缀，它不是复杂成分、不能被修饰、不能负载重音。以“所”为中心语投射出SuoP，SuoP涉及移位，因为它能体现岛限制。汉语的宾格由SuoP的中心语Suo通过标志语-中心语一致而授予SuoP标志语的位置，而只有当有成分经过SuoP标志语时Suo才会实现为语音形式“所”。作者认为“所”也具备有指特征。
Ernst（1995）认为汉语“不”是前附语缀，其出现需要无界的体情况。作者指出动词前、后的方式表达式③分别是“AP+de”和“de+AP”的形式，二者都在动词前生成。语缀“de”必须附着于动词，因此“de+AP”必须后置，但移位后在“不”与动词之间留下的语迹会阻碍语缀“不”附着于动词，导致句子不合法，如例（5）。
（5） *他不t讲得（很）清楚。
将“不”分析为语缀，还因为“不”后接降调时其声调会由降调变为升调，这一非能产的变调应与语缀身份有关；“不”可以和其他助动词合音成“别（不+要）”“甭（不+用）”等形式；除独词句外，“不”不可单说。“不”通常位于动词短语或助动词短语（如果有）的标志语位置。
（三）其他语缀研究
Miller（1992）和Miller & Sag（1997）认为（专用）语缀是词汇词缀，而非在词汇后、在句法后才附着的语缀，它们拼读出词汇中心语的一致关系特征并而所谓的后附语缀、前附语缀实为词缀的后缀和前缀，而这是词缀的内在属性。
Klavans（1985）和Anderson（1992，1993）认为（专用）语缀是短语的词缀，拼读出短语的特征并认为语缀的作用域、其附着成分的位置以及附着的方式都在词库中有明确规定。语缀和词缀的放置可以用同一套原则来解释。Anderson（1992：218）认为存在两类语缀：一类语法性更强，如代词、时态标记、限定词；一类涉及意义的修饰或者短语的话语功能。而这与形态分为屈折、派生的传统分类平行，而且在附着顺序上也是类似派生的一类在先，类似屈折的在后。这都说明将语缀分析成短语词缀的合理性。
Zribi-Hertz & Diagne（2002）放弃对语缀的纯句法研究方法，分离开语缀的句法属性和形态音位属性，采用句法-音系接口的方式，以模组的框架来分析沃洛夫语的相关情况。作者认为沃洛夫语的人称、方位语缀在音系、句法、形态上的属性各自独立，语缀在语法表现的任何层面都无法自成一类，而句法-音系接口研究能将它们在各个层面上的独立属性组合在一起。语缀只具有共同的音系属性，但仍不是音系上的独立类。
四、结语
作为一种广泛存在于人类语言中的语法成分，语缀问题理应得到足够的重视，特别是缺乏研究的汉语语缀，还存在很多空白有待填补。不过，西方学界的研究虽然成果丰硕，也仍然存在一些问题：（1）对语缀现象没有一个跨语言、跨类型的统一解释，Sportiche（1996：215）虽然尝试对罗曼语的代词语缀提出一种跨语言的统一分析，但这也只是针对罗曼语部分语言的某一类语缀，而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寻求语缀的一致特点；（2）对三类语缀的研究比较失衡，成果集中于专用语缀，而关于一般语缀和粘着词的讨论略显不足；（3）对东方语言的语缀缺乏研究，而且已有的成果存在用西方理论生搬硬套之嫌，与语言事实不太相符。
国内学界的研究除了数量上的严重不足以及由此导致的研究缺乏广度和深度之外，现在最主要的问题是对语缀的界定存在偏误。对研究对象内涵、外延的合理界定，是进一步开展研究的基础。但是在国内学界已有的研究中，要么将一些非语缀性质的成分误作语缀，要么大量地遗漏掉本属于语缀的成分，影响了所得结论的准确性。对汉语语缀的进一步研究，首先要总结出科学合理的语缀辨别标准，以求研究对象的准确统一；其次，需要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构拟出一套适合汉语，同时也能跨语言解释别种语言的理论；最后，充分利用国内的汉语方言、民族语资源，在语言比较的基础上深挖事实，验证并丰富理论。
注 释：
①实际上，第二位置在不同语言中有不同含义，可以是在句中的第
一个非语缀结构之后，可以是在第一个重读词之后，甚至是在句首动词的重读元音之后（参看Zwicky，1977：19～20）。
②宿主指的是语缀附着的独立词。
③作者认为汉语语法学界常用的“补语”实际上和方式状语为同一
类成分。（参见Ernst，1995：666注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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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思聪 澳门大学中文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