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桃树下的王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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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蒙，我景仰的作家。见到他，是在燕山脚下，他的山里人家。那是一道山洼，三面环山，独南面豁缺，敞向太阳与蓝天。村边有条小马路，一端通向山外世界，一端通向燕山深处。这马路有曲折有坎坷，曲曲折折坎坎坷坷如一根磨毛的麻绳，小村恰是随意一挽的一个绳结。其实，小村不过二三十户人家，王蒙的家，坐落其中，墙挨墙，脊挨脊，不显山露水。山外的风雨一时吹落不到这里来，山洼有大山遮掩，会生成自己的小气候。我不晓得他几时来这里的，并精心构筑了心爱的家园。院里一棵核桃树，他指着说“：打我住进来，这核桃树就猛长。”想来，一定是树借地缘，也借人缘，今已尺把粗细，枝杈伸张，亭亭如盖，阴蔽大半个院子了。

平时，他只要在京城，就一定会来这里，即使远在异国远在他乡，心也时时惦念着。一回来，一打开那扇门，一走到核桃树下，无论春雨夏蝉秋风，总使他遁入一种境界。“独坐深山忆旧时，心如明月笔如痴”，一人静静地坐着，没有任何尘嚣纷扰，天上地下，过去未来，悠悠思絮，便从心灵深处泛起。组诗《乡居》，写明月山后小憩而满天发光的星星；写有时流在石下，有时流在地上，沥沥潺潺溪断水仍连的山泉；写即使被山风劈成两股，也会再长出新的枝青叶绿的树；写垂下头来准备多年，请风尽情弹奏的风铃；写与他拉家常的小姑娘。尤其在《蝈蝈》中他写道：

试图去捕捉/他不逃遁/只是唱着，唱着/即使落入手心/ 歌儿也还没有唱完。

这些作品，明眼人一读，就读出一定是这里写的，一定写的是这里，借助有形无形的意象，融注沉思默想，抒发上下五千年的人生情怀，展示丰富多彩的心灵自白。是这里，使作家成为了诗人。记得初冬时节，我陪他登山半日。择一山羊踏出的小路起步，几分崎岖里，山一步比一步深，一步比一步高。山间尽是果树，有手指般细的，才栽；也有腰杆般粗的，甚至树干空成了洞，便不知经历了多少春秋。一切都收获了，只有柿树枝头，摇曳着一个两个大盖儿柿，红得夺目，棵棵如此。他端详片刻：“莫非纯朴的山里人，希望年年有余？”

他冲柿子一笑，拄着拐杖，继续前行。毕竟年近古稀的老人了，虽然19岁就写下长篇小说《青春万岁》，但终究是似水流年，青春不再。山路一般崎岖的人生旅途，能留得住青春吗？想他少年时代参加革命，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其格调清新朴实，语言生动尖锐，富有强烈的讽刺性和幽默感，引起社会强烈反响，一些报刊为此展开讨论争鸣，而文痞给他扣上了“站在党的敌对面反对”的帽子。主席闻悉，明确表态：“王蒙反，我就支持。我也不认识王蒙，不是他的儿女亲家！”应该说，是主席的肯定，使单纯的他得以在突如其来的厄运前，受到保护。多少年后，一切烟消云散，尘埃落定，他谈起，仍动情地说：“我很感谢老人家！”但是，最终他依然被打成了“”而且是由组织最后“平衡”上的，时间是1958年，二十年的命运就靠这样的“平衡”决定了。他先是到京郊劳动改造，后携妻带子，举家迁往新疆。在伊犁那个地方 ，住在人家一个不足六平米的仓库里，维吾尔人从燕子在他小屋筑巢这个细节上，判定他不但不是坏人，而且一定是个心地善良的好人，便热心地邀请他搬到正屋，同主人一起居住。后来总算草草盖了自己的家，因入冬才建好，潮湿，麦秸里有很多麦粒，和泥抹在墙上，升火着暖后麦粒纷纷发芽，墙上居然长出一根根嫩绿的麦苗，当然，它们最终没有长成小麦，不然，真要创造“奇迹”了。他在那里默默地劳动，不能再写什么，做为一名初露才华的青年作家，竟连钢笔都没有，需要写字时，伸手向儿子“借”，用完了再“还”给儿子，多么可悲！

山不知走进了多远多深，每走一程，就有一程的境界，山石林木天造地设的图景，鬼斧神工的自然造化，总让人惊叹画也不如。惊叹之余，我这四十多岁的脚力都感觉累了，他依然兴致勃勃，不时地扬起拐杖，指点江山。我却指着一块石头：“您歇歇吧。”他拍拍坐下，喟叹一声：“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是慨叹青春焕发、欲有所作为却被打入生活底层的二十年，还是慨叹复出后奋力拚搏、二十年又倏忽流逝？不待我多想，他又话锋一转：“什么地方不能歇得！”苦难噩梦中新疆的小泥屋里歇得；1979年回到北京，在夏衍曾住过的小院，亲手植花种树，花香果香里依然歇得；而在这山里人家，无需养鸟，自有鸟语盈耳，无需挂画，自与自然相接，倘佯其间，更是歇得！特殊的人生经历，造就了他乐观豁达的性格，乐观豁达中不失机智的幽默。他立身绝顶，侧身下眺小院，左手背拐杖于后，右手搭凉棚于前：“这样，像西游记里的孙悟空么？”在像与不像之间，我乘机拍下这转瞬即逝的情景。这张照片他很喜欢，以至收进了他新近出版的《我的人生哲学》书中。闲话时，他谈起小院的奇闻逸事：“屋有一百多颗杏核，趁我不在，耗子一颗颗全叼到我枕头里，可能以为找到了一个极好的仓库。气得我在屋里放上粘耗子的帖儿。耗子真精，再也不来了，八成儿发现形势不对。”我被这份幽默不由自主地逗引笑了，他也会心地笑了。

望着那轮虽已偏西却依然灿烂照明满山的太阳，我们下山了，回到了他无时无刻不深深眷恋的小院，回到了那棵他情有独钟的大核桃树下。他欣然告诉我，核桃树春天开了好多花，一串一串的，秋天结了好多果，一嘟噜一嘟噜的。其实，他自己何尝不是如此呢？从写《青春万岁》时，就苦苦思索，放弃故事主线，探索文体创新。如果说，是对生活的热爱而使他走向了文学，那么，自他走向文学的那一天起，在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面前，他就没想画地为牢，而是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努力开拓艺术空间和精神空间。一个作品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一个作家之所以有存在的价值，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作品和这个作家有异于其他作品和其他作家。他重返文坛后，依然坚持自己的追求，包括意识流等在内的现代派小说实验，《春之声》《海的梦》等等，使他成为中国文坛上空一只翩翩的蝴蝶，一个高扬的风筝。应该说，他21岁时写《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追求的是一种革命的、道德的理想主义，是一种青年的单纯，而经历了四十年风风雨雨之后，追求的则是一种公正、和谐与适度的宽容了。他精心构筑了季节系列，已创作出《恋爱的季节》《失态的季节》《踌躇的季节》《狂欢的季节》等4部，作品中所映照出的，是中国巨大变化中的一段历史。而历史不能老是重写，这恐怕是天心民意，也是作家笔下神圣职责。而世人公认王蒙的，或许首推小说，他自己也是把百分之九十的精力，用于小说创作。可我觉得，他记叙人物的散文与评价作家作品的评论及其他一些随笔，活跃而深刻的智慧，机智而幽默的思辨，使其产生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叙述方式，放射出与众不同的文化华彩。如《我心目中的丁玲》《不成样子的怀念》《周扬的目光》等等，在他整个文学创作中，我不敢说与他小说比肩，起码应该具有重要位置的。他至今已创作出近千万字作品，被译成近30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可谓硕果累累，著作等身了。他的作品，走了比他自己走得更远的路，走进了许多他没有机会走进的房子，拥抱了许多他还没有机会结识的朋友。这应该是他的幸运呢。

站在核桃树下，他向我挥手道别。记得孙犁说过：“文人宜散不宜聚。山居野处，方能出成果。”而不被名利缠绕，远离浮躁，于静寂之中，潜心创造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无愧于自己的精品，或许，这正是他安家于山乡的初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