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万林中国的“拉兹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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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影片《流浪者》是年龄稍大一些的中国人都很熟悉的一部电影。影片中被生活所迫到处流浪的小拉兹,用现代人的话说是一个流浪儿险些成为罪犯的典型。在中国,这样的孩子同样成为社会的一个隐患。而在杭州有一位普通的老人,他三十多年救助了四百多个流浪儿,被称为中国的“拉兹之父”。

不愿自己的经历被复制

1979年冬,王万林下班回家,在一个公交车站看到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穿得很单薄,看上去六神无主,不像在等车。王万林上前问道:“你在这干什么?怎么不回家?”孩子呜呜地哭起来。原来,这个孩子叫冯玉印,江西人,被人骗到浙江一家煤矿做工,好不容易逃出来,身无分文,已经两天没吃东西了。王万林动了恻隐之心,把他领回了家。当时,王万林的母亲还健在,听了孩子的遭遇后,善良的老人流了泪,当即把孩子留下来,做饭给他吃,还让王万林帮他洗澡洗衣服。几天后,王万林帮孩子买了回家的火车票,送他上了火车。

这是王万林救助的第一个孩子,他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时母亲对他的善举赞许有加,母亲说:“你做的是行善积德的好事,妈妈为你高兴。我们家以前从外地逃难到杭州,就是因为得到过好心人的帮助才生存下来。虽然家里不宽裕,但我们可以省吃俭用,尽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母亲的话成了王万林日后持之以恒救助流浪儿的精神支柱。

王万林曾说自己有一个“特异功能”,很容易将流浪儿从人群中辨认出来。“那些孩子衣服一般都很脏,而且神情看上去很慌张”,王万林这种与流浪儿的特殊“情结”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或许少年时的经历让他对救助流浪儿的决心更加坚定,因此一坚持就是三十多年。

王万林本是绍兴人,抗日战争时,一家人一路讨饭到了杭州。八岁时,父亲去世,母亲一人支撑整个家庭,日子极其艰难。但小万林长得清秀,性格活泼,爱唱歌跳舞,十三岁时,他被选进浙江省艺术学院,学习越剧。

1961年秋天,十六岁的王万林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到了浙江歌舞团。正当欣喜之时,接下来发生的事却改变了王万林的一生。

一个邻居家丢了一块手表,上世纪60年代的中国,手表的价值不菲,那户人家左寻右寻找不到,就怀疑上了生性顽皮的王万林。王万林被叫到派出所,要求交出手表。尽管没有偷拿手表,但王万林最终被屈打成招,接着稀里糊涂地开始了两年的劳教生活,而他的前途就被这样一个诬陷毁掉了。

两年的劳教生涯,王万林从劳教厂先后辗转到浙江大青农场和长山农场,时间很快过去了。刑满释放时,中国还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中,王万林于是就留在农场工作。一个同事同情王万林的遭遇,答应为他写上诉材料。然而时值“”,一个孩子的小冤屈,在翻天覆地的运动中,不过是个气泡而已,那些上诉材料石沉大海。

1978年,王万林的老母亲以无人赡养为由,把儿子从农场调回了杭州。几经周折,在一家街道塑料制品厂找到了工作,先搞生产,后搞销售。无奈,厂子效益日渐衰落,1998年,王万林成了失业大军中的一员,每月靠二百多元的下岗津贴生活。

王万林对自己的这些经历已经泰然处之了。三十多年来,流浪的街头少年成了他唯一的生活重心,他担心那些孩子学坏,担心他们没走歪路而被误抓进去,更担心有些人不重证据毁了一个孩子的前途……不让自己年少时的悲剧重演成为王万林救助流浪儿的动力。

救助时刻上演

王万林有一本泛黄的笔记本,上面记着每一个他救助过的流浪儿的名字,他几乎对每个孩子的遭遇都烂熟于心。这些人中,有离家出走的、有被拐卖的、有出门打工找不到工作没钱回家的……每当看到街头的流浪儿,王万林总是先问清家庭地址、流落街头的原因,然后打电话或是写信到当地派出所或他们的家里去核实,能回家的,王万林就给他们买车票,让他们回到父母身边。有些一时回不去的,便暂时住在家里,一旦有机会再安排他们回家。还有一些无人照顾的流浪儿,王万林干脆收留了他们,并送他们去学手艺。这些年,在他收留的流浪儿中,短的三五天,长的七八年,他们的吃住全由王万林承担。

杨大根是高考落榜后流落到杭州的。那天他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火车道旁想心事。没考上大学让他觉得没脸再回老家,眼看着一列飞驰的火车从身边呼啸而过,他想到了彻底解脱的办法。上班路过的王万林发现了杨大根,王万林把他领回了家,安排他住下,又耐心开导他。杨大根在“王爸爸”家一住就是近五年。后来他找了份工作,现在已经是一个有妻儿的人了。

山东的郑成利是来杭州打工被困流落街头的。王万林至今仍记得他见到郑成利的情景:那天下着雨,郑成利背着发白的行李包满面愁容地站在立交桥上。王万林走上前,细问后得知郑成利是来杭州打工的,但是不但没找到工作,连回家的车费也花光了。王万林二话没说把郑成利带回家,让他吃饭,又晾干了衣服,然后买了车票把他送上火车。现在郑成利结婚了,有了孩子,他把孩子的照片寄给王万林说:这就是您的孙子。

1994年冬,一个风雪交加的晚上,王万林在公交车站遇到了脚部残疾、正在行乞的十七岁男孩袁洪康。经过询问,他得知袁洪康是海宁县许巷镇人,父亲早就去世,家里只有身患疾病的母亲。王万林非常同情他,立即把他领回家。袁洪康在王万林家一住就是几年,王万林送他去学理发。后来,袁洪康回到村里,开了个理发店。

王万林说,政府有专门的机构收留流浪儿,但总有管不过来的时候,我能做的,就是看到一个帮一个,让他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感受到人间有爱。

王万林有一只大箱子,里面装的都是他的“孩子”给他的来信,足足有九百多封。有向他汇报学习和工作情况的,有请他去主持婚礼的,有考上大学向他报喜的……他说:“心情不好的时候,读读这些信是我最大的安慰。”这些年,王万林给收留的孩子们定下了规矩:不许抽烟,不许赌博,不许进网吧,不许夜不归宿,不许结交不良朋友。王万林像个操心的父亲,鼓励着这些流浪儿上进。让王万林欣慰的是,在他收留救助过的流浪儿中,绝大部分都能自立自强,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从没想过被报答

做好事不难,难的是一直做好事,做好人也不难,难的是一直做好人。王万林一直是又做好人又做好事,这其中的艰难与苦涩可想而知。

王万林被裁员下岗后,失去收入来源的他在家门口摆起了卖馄饨的小摊,靠此微薄收入供养着被收留的儿童。但没多久,他的馄饨摊被城管部门取缔了。然而,王万林的行为却感动了周边的好心人。杭州市大荣美发中心的老板主动请他到店里打工,还特别关照王万林,店里食堂只要有剩下的饭菜,他都可以带回家,这替他节省了不少钱。还有菜场里那些卖菜的商贩,听说他收养很多孩子,卖给他的菜每次总要便宜些。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故事都是完美的,王万林在救助流浪儿的同时,也在默默地承受着来自各方的误解。

一次春节前夕,王万林在路边见到一个被冻得哆哆嗦嗦的小男孩儿。王万林走上去和他说话。原来这个孩子是合肥人,被人拐卖到杭州,到杭州后他设法逃了出来,正想办法回家。王万林于是买了车票准备送孩子回家,正在检票时,一个人堵在他面前,问道:“这孩子和你什么关系?”王万林一五一十地说了事情的经过。但那个人阴阳怪气地说:“你怎么那么好啊?你是人贩子吧?” 王万林当即生气了,正准备争辩,那人接着说:“你知不知道这是我的孩子?”王万林忙询问孩子,那个孩子点点头。

于是王万林把孩子交给这位父亲,很生气地把车票退掉回家了。没过一会儿,孩子领着父母二人来到王万林家,孩子的父亲很不好意思地向王万林道歉。原来,他们夫妻二人因为孩子丢了,几乎把家门口的小河都抽干了,以为孩子掉河里淹死了,他们已经在杭州车站找了两三天,因为心里着急,错怪了好人。

胡高平是王万林救助的“儿子”中比较有出息的一个。1992年,胡高平从家乡千岛湖跑到杭州找工作,他在王万林家住了六年,现在他拥有一家小有规模的光缆公司。但胡高平对王万林的处境十分忧虑,他已经开始反对王万林继续救助流浪儿了。有件事让胡高平气愤不已。一个叫詹昂泉的小伙子,父亲病逝,母亲改嫁,从杭州走时跟王万林借了三千块钱,说回家后好好做人,再还钱回来。但是几年过去了,音信全无。王万林写信去问,回信上却说“三千元钱只是让你少帮了大约十五六个人,可是现在也有你帮过的人在帮你啊,你也没有亏本。这比你自己养儿养女好,名誉也有了,孝顺的人反而更多了”。这样的事时有发生,胡高平虽然气不过,但仍然在竭尽全力协助“王爸爸”,他的公司收留了很多王万林救助的流浪儿,除此之外,胡高平还为王万林制作了一个网站,叫“好人王万林”。

王万林并没有想过让谁来报答他,他三十年来救助流浪儿的目的再单纯不过了,“我碰着了,帮了他们一把,大多数没走歪路,这就值了”。

2006年,王万林当选“杭州十大平民英雄”。

历程评述:

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三十年来默默地救助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四百多位流浪儿。如今,他已年过花甲,还靠微薄的打工收入继续着这份爱心“事业”。这位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平民,用自己的行动向人们诠释了人间真情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