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改委“发文”难解听证会信用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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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水、电等公共产品价格不断调整，各地纷纷举行听证会以示开明行政。然而，纵观近日举行的听证会，起码存在“逢听必涨”、听证走过场、参加者身份不实三大问题，听证会的信用岌岌可危。

面对社会对听证会的诟病，作为价格主管部门的发改委在其官方网站连发6篇文章，阐述自己关于听证会的观点。相比于以往的高高在上，发改委通过网络与民众对话，起码流露出沟通的意图，这是好事，但6篇文章失之粗疏，澄清力度不足。

这6篇文章目的很明确，向普通民众宣讲听证会的重要性、听证会的正常程序以及民众所拥有的权利;澄清听证会并非“听涨会”，也有例外存在。至于引起质疑的听证者身份，文章也作出了解释。

然而，发改委的6篇文章中存在三个粗疏之处。

一是“逢听必涨”结论的论据过于薄弱，翻来覆去就是2008年发改委组织的移动电话国内漫游通话费上限标准听证会，根据听证会参加人及有关方面的意见，对听证的降价方案又进行了调整，把降价幅度较大的第二方案“异地打电话统一为0.70元/分钟，接电话0.30元/分钟”修改为“异地打电话统一为0.60元/分钟，接电话0.40元/分钟”，由于漫游状态下，用户主叫的比例高于被叫的比例，进一步降低了消费者的负担。

消费者降低负担有限，而发改委却如此重视，说明逢听不涨的例证实在是少之又少。

作为主管经济的核心部门之一，发改委有必要以数据说话：迄今为止有多少听证会，涨的比例是多少、不涨的又有多少？发改委说价格上涨有历史原因与资源过少的现实原因，那就应该把中国的资源困境与资源企业的税费等说在明处，以事实与数据说话才能获得大众的信任。此前发改委官员、专家屡屡成为资源涨价的急先锋与最有力的辩护者，人们有权利质疑他们立场的客观中立。

二是澄清哈尔滨水价听证会参加者身份的质疑。由于消协工作人员的工作失误，将一位退休干部的身份写成了“下岗职工”;另一位领取失业救济的真正下岗职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却声称自己是所谓的“董事长”;一位法律工作者报名时说自己是律师，消协没有审核就予以认可等，这确实需要有关部门加强组织，提高工作水平。不过换一个角度思考，这恰恰从反面证明了听证会不是作秀。如果不让媒体充分地、公开地报道听证会，这些问题就很难暴露出来。

问题是，当地政府确实是不想让媒体公开报道，中青报王超等记者是等在门外数小时追踪采访时得出的听证者身份存疑的线索。另一方面，目前以发改委的一面之词，不足以说明这些听证者的身份如其所述。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这些听证者在全国媒体上自我澄清，公开证件，以取信于民。

三是把我国的听证会拔得很高，并且希望普通民众能够自己监督维权。我国的维权成本之高众所周知，所谓通过有关程序和媒体进行监督，在大多数时候流于一句空谈。试问，地方政府能够允许地方媒体进行监督吗？能够向全国媒体开放听证会吗？事实上，在有些听证会之前，价格是涨是跌早已经过了物价部门的调查与暗中首肯，普通民众想通过听证会改变既定的结果，难上加难。

发改委是个管理部门，不应该站在辩护者的立场上，而应该站在监督者与秩序维护者的立场上。在民众产生疑问时，以行政权力要求物价部门与涨价的企业向社会提供数据，要求将听证者的身份在公开媒体上明明白白地公之于众。如此一来，发改委将首先取得民众的信任，而后通过发改委的压力，使地方政府与物价部门获得民众的信任。这才是符合现阶段中国国情的成本最低的做法。

要取得信用，发改委发文6次，不如直接到哈尔滨等听证会调查一次，这就是“千金市骨”的功能。

编辑 王何畏 美编 庞克 2009年12月16日，北京市居民水价调整听证会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