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情至性凌叔华
开篇：润墨网以专业的文秘视角，为您筛选了一篇至情至性凌叔华范文，如需获取更多写作素材，在线客服老师一对一协助。欢迎您的阅读与分享！
凌叔华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评论派、新月派的著名女作家，与当时中国知识界的著名人物胡适、徐志摩、丁西林等人过从密切。她于20年代后期因小说《酒后》收获盛名，由于善于描写女性复杂、细腻的心理，而成为“闺秀派”的杰出代表。著有短篇小说集《花之寺》、《小哥儿俩》以及散文集《爱山庐梦影》等作品，自传体小说《古韵》广受读者欢迎。
一
1900年3月25日，凌叔华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官宦之家。父亲凌福彭和蔼可亲、颇有才华，清末民初先后担任顺天府尹、直隶布政使、北洋政府约法会议员、参政员等职务。母亲略通文墨，是父亲几个妻妾中的一位。凌叔华是这个家庭的第十个孩子，家里人亲切地称她为“小十”。她自幼在辜鸿铭的指导下学习英文和古代诗词，先后师从王竹林、郝漱玉学习中国画。凌叔华从小就立志为母亲争气，因读书有天分而被揶揄为将来的“女状元”。
1919年她进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读书，与日后成为夫人的邓颖超同窗。在校期间，因经常在校报登载文章，结识比她低一级的学妹许广平。巧合的是，几年后，她们分别成为陈西滢、鲁迅这对笔墨冤家的恋人。鲁迅与陈西滢虽然打过“官司”，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迁怒于无辜的凌叔华，他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照样收录了凌叔华的作品，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称她描绘出了“高门巨族的精魂”。
凌叔华最初走上小说创作的道路，与周作人的指导、提携分不开。
在直隶第一女师学习两年后，凌叔华进入燕京大学继续读书。这一时期，她对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周作人时任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授，还在燕京大学兼职担任新文学系主任，为学生开设国语文学和文学通论、习作及讨论课程。
1924年9月1日，凌叔华“冒昧”地写信给周作人，请求他额外地收下自己这个“愚鲁”的学生。初次写信，凌叔华倒也不卑不亢，她自报家门说：“滥读各种书籍，这是女学生缺少的特性，也是我能自夸的一点长处。”“中国的女作家也太少了，所以中国女子思想及生活从来没有叫世界知道，对于人类贡献来说，未免太不负责任了。”素昧平生的女学生的自信和勃勃朝气打动了忙碌的老师，六天后她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凌叔华欣喜不已，马上把一册白话文习作寄给了“周先生”。在周作人的推荐下，凌叔华的小说《女儿身世太凄凉》于1924年1月13日在《晨报副刊》发表。
不久，《晨报副刊》收到一封稿件，对《女儿身世太凄凉》提出批评，并爆料凌叔华已出嫁又离婚的传闻。
事出有因。
九岁那年，凌叔华随同父亲旅居日本。这期间，父亲曾经和把兄弟赵秉钧口头约定结为儿女亲家，后来赵秉钧去世，婚约之事不了了之。
《晨报副刊》的编辑出于对凌叔华的尊重，把稿件交由周作人转给凌叔华。
这种捕风捉影的绯闻，使凌叔华觉得可笑而又讨厌。她给周作人的信中说：“学生在燕大两年多，非旁听生，那投稿人想是有意捏造。此人想因在英文文学会中，被我证明其演说之错误（因我为古人抱不平之故），同学诽笑之，故作此龌龊之报复手段耳。”
小说是自己推荐发表的，现在作者受到这样的攻击，周作人觉得有责任出来痛斥一下造谣者。2月25日，他以荆生的笔名发表《卑劣的男子》一文为凌叔华辟谣：“有女子做了一篇小说登在报上，不久，就有一个男子投寄一篇批评，寻求作者的身世，恶意地加上许多附会。”
此后，凌叔华又陆续发表了一些作品，在文坛有了一定名气。
二
1924年4月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是中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凌叔华在5月6日的宴会上认识了泰戈尔。时值陈师曾、齐白石等人组织的北京画会，选择在5月7日在干面胡同凌家的大书房开。由于泰戈尔的关系，凌叔华邀请了印度画家南达拉・波斯与会。
胡适、徐志摩、丁西林等人听说后，也随泰戈尔一行进入凌家。凌叔华当然知道胡适徐志摩，可能还隐约听说过徐志摩疯狂追求林徽因的趣事。她不知道的是，徐志摩作为泰戈尔的翻译，与泰氏形影不离，林徽因也经常出现在“诗哲”讲演的各种场合，徐、林的朝夕相处，使徐志摩对林徽因的感情再度升温。
5月7日的招待会，由于凌叔华母亲未雨绸缪，提前为客人们预定了美味的中国点心而开得相当成功。凌叔华与泰戈尔交谈甚欢，她端庄、大方、才情横溢、与众不同。这次集会之后，她与徐志摩、胡适等人的来往密切了不少。
据说徐志摩几次恳请泰戈尔转达他对林徽因矢志不移的爱，搞得泰戈尔很为难。毕竟林徽因和梁思成早已确定爱情关系，并得到双方家长的同意。老头被他缠得不耐烦时，只能幽默地扔下一句：我觉得凌叔华比林徽因更好，来搪塞多情的徐志摩。这场一厢情愿的单相思，最终因林徽因与梁思成的双双出国而使徐的希望变得更加渺茫。
好在徐志摩已经熟识另一个愿意听他倾诉一腔诗人热情的女子――凌叔华。
在和陆小曼恋爱之前，徐志摩、凌叔华之间书信往来频繁。凌叔华成了徐志摩最忠诚的“通信员”，徐志摩总是不吝啬地表达对凌叔华的赏识和感激。在徐志摩的眼中，凌叔华不同于普通的女子，诚挚、侠义，通情达理。与凌叔华说话，他是自然的、不用掩饰什么的，因此是快乐的，即使说些“疯话”，凌叔华也是理解他的意思的。徐志摩的信总是洋洋洒洒，下笔千言，用他的话说就是获得了舌头的解放。
但是，凌叔华和陈西滢恋爱了。
徐志摩在与陆小曼的交往中，爱上了这位美丽、婚姻生活有些不如意的有夫之妇。
凌叔华几乎和徐志摩同时认识陆小曼。那时陆小曼还是徐志摩的朋友、和他同门的师兄弟王赓的妻子。徐、陆恋爱曝光后，外界一般认为徐志摩是一个视感情为儿戏的风流才子。陆小曼也备受冷眼，苦闷不已。陆小曼写信给凌叔华，表达自己的心迹。凌叔华说小曼对她的倚重，“犹使我惊喜我的心不白用”。她告诉胡适，徐、陆两人是因为“感遇而成知己”，“我信他们俩孩子气是有的，相当同情是有的，但绝无背友背夫的事”。此时，凌叔华对徐、陆恋情还是有所保留的，后来她的态度才转为支持。
流言飞语，不绝于耳。凌叔华力劝徐志摩出国避避风头。
其实，叔凌华又何尝没有因与徐志摩的友情而遭受流言呢，她坚定地说：“我与志摩永久是文学上的朋友，写此信纯粹本于爱护同道至诚而已。”虽然徐志摩是“新”潮人士，可是唾沫纷飞，一时也有些扛不住了。1925年初，徐志摩不得不暂时惜别热恋的陆小曼，乘火车经西伯利亚前往欧洲。旅途中，他写信给陆小曼打发时光。写于1925年3月18日的一封信中，他说在自己的女友中，“叔华是我的一个同志”。半个多世纪之后，凌叔华这样说起青年时期的朋友：“至于我同志摩的感情，真是如同手足之亲，而我对于文艺的心得，大半都是由于他的培植。小曼知道得很清楚。”
徐志摩1925年9月回到北京，接替孙伏园办《晨报副刊》。
凌叔华是积极支持徐志摩的事业的。为了使刊物焕然一新，徐志摩决定启用新的目录图案。可是画图案的人选迟迟落实不下来，眼看出刊的日期一天天来到，徐志摩一筹莫展。他跑到凌叔华家大倒苦水。凌叔华禁不住徐志摩的再三央求，答应帮忙。她翻遍了家里的箱子，才在一本画册上选了一幅半裸仕女图，认真描好，交给徐志摩，算是解了朋友的燃眉之急。
刊物付印前夕，朋友们举行了一个聚餐会，祝贺辛苦操劳很久的徐志摩，凌叔华也在座。聚餐会上觥筹交错，话题自然离不开第二天出版的《晨报副刊》。有人问起图案时，徐志摩告诉他们是凌叔华描制的，当场就有人责怪徐志摩大意，因为他在凌叔华小说《中秋晚》后加的“附记”中，简单地提到目录图案是凌女士提供的，却没有说明原来的出处。凌叔华有些忐忑不安，会不会被人指责为抄袭呢？遗憾的是，刊物已经拿去印刷，再改也来不及了。只有徐志摩觉得过几天补个“说明”也不迟。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徐志摩太忙了，忘记了写“说明”的事。
10月8日，一篇《似曾相识的〈晨报副刊〉篇首图案》赫然出现在《京报副刊》上。署名重余的作者怒气冲冲地说：“那些个文学家艺术家到现在都没有一点儿声息，难道对于窃贼是不愿发觉吗？”徐志摩看到“窃贼”一词才后悔不迭，他马上写信给《京报副刊》主编孙伏园，说明原委，孙如其所请把来信登载在次日出版的报刊上。经此风波，《晨报副刊》只好把凌叔华描制的图案撤掉，换成闻一多新作的图案。几个月后还是有人重提“剽窃”之事，弄得徐志摩再次致信《语丝》主编周作人解释一通。“剽窃”风波才渐渐平息下去。
1926年7月，凌叔华与陈西滢结婚。徐志摩不会因为凌叔华嫁作人妇而疏远这个“文学上的朋友”。1928年5月，北伐军向北进发，北京城一时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徐志摩5月9日写信给陆小曼，说要到叔华家住几天，她家中没有男子，叔华人又胆小，字里行间难掩对凌叔华一家的关心。
有这样的朋友，凌叔华应该是很欣慰的。
1928年陈西滢受聘为武汉大学教授，凌叔华随夫前往，但是并不担任教职，夫妇俩住在武昌西北昙花林。凌叔华自幼长在北京，一生都难以忘怀那里的一草一木，此次来到“武昌这个具有中国城市各种劣点的地方”，“时时闷得要哭”。1929年到1934年凌叔华担任北平古物陈列所专门委员，经常回到北平参与朋友之间的游乐。1931年6月，徐志摩、凌叔华夫妇与在北平的友人交游频繁。
可是这样的日子也为时不多了。
11月，徐志摩在从上海回北京的途中，不幸遇难。徐志摩的过早离去，让凌叔华悲痛不已。“我想我的力量虽则有限，在我们告别生命之前，我们总得尽力为这丑化中的世界添一些子美，为这贱化的标准堕落的世界添一些子价值。”言犹在耳，斯人已逝。
1925年徐志摩去欧洲时把自己的一只 “八宝箱”交给凌叔华保管，“八宝箱”里面有徐志摩在英国读书时的英文日记、陆小曼的日记以及部分文稿。凌叔华本打算用这些资料为徐志摩作传记的。沈从文就听徐志摩说过，叔华是最适合料理箱子的人。
事情并不那么简单。
胡适等人计划出版徐志摩遗著，向凌叔华索要这些日记，凌叔华忍痛割爱交出来一部分。她自己也打算编辑《志摩信札》，曾经向林徽因搜集徐志摩过去写给林徽因的信，未果。当她得知胡适把到手的日记交给了林徽因后，十分着急，她害怕陆小曼的日记牵涉是非太多。所以，当林徽因按约定到凌叔华家去取另外一部分日记时，凌叔华借口外出，留便条说一时未找到，需要等几天。
但在胡适的说合下，她才把半本徐志摩的日记送到林家。几番交涉下来，林徽因才看到一半日记，不满之情有之，委屈有之，她情绪激动地连写两封信给胡适，表达对凌叔华“出尔反尔”的不满。
胡适不得不再来干涉，对凌叔华的语气也变得有些严厉了。压力之下，凌叔华把全部日记交了出来。
无奈也好，不平也罢，“此事以后希望能如一朵乌云飞过清溪，彼此不留影子才好。否则怎样对得住那个爱和谐的长眼人（按：此指徐志摩）”！
凌叔华只能怪自己流年不利了。
“八宝箱”事件平息后，凌叔华和胡适重归于好。只是她晚年回忆往事时，并没有因为年代久远而淡忘这只箱子带给她的伤害，言语间对胡适偏向林徽因有明显的怨气。
唯有对陆小曼，凌叔华始终是同情的、照顾的。尽管陆小曼在徐志摩在世期间大手大脚，索要不已，徐志摩不得不疲于奔命兼职赚钱。凌叔华以为，以往的一切过错都是环境与习惯使然，现在志摩已经逝去，责怪小曼又有什么意义呢？徐志摩去世后，陆小曼的衣食来源几近断绝，多亏凌叔华从中沟通，徐父才答应给她有限的资助。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凌叔华请求胡适托人去看看小曼，她相信大家的信任一定可以让小曼真诚地做人，对得起徐志摩对她的付出和心血。
凌叔华没有看错。后来，丧夫的陆小曼仅在出版志摩遗著方面的努力也足以让那些责难她的人缄口无言。抗战胜利之后，凌叔华随陈西滢到欧洲，和陆小曼交往不多。20世纪70年代回国时，她曾经要求去看陆小曼，因种种原因未能成行。
三
凌叔华能够与英国意识流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成就一段“翰墨因缘”，不得不提的一个牵线人就是朱利安・贝尔。
朱利安是伍尔芙的姐姐文尼莎・贝尔的儿子，一位年轻的诗人，出于对中国的热爱千里迢迢来到中国。1935年，他到武汉大学教书。凌叔华的丈夫陈西滢此时是武大文学院院长，朱利安在武大受到了陈西滢一家的热情招待。凌叔华优雅的气质吸引了充满活力和激情的朱利安：“她，叔华，是非常聪颖敏感的天使……请想象一下那么一个人，毫不造作，非常敏感，极其善良极其美好，生性幽默，生活坚定，她真是令人心爱”， “对食物的品位无可挑剔，她是世上所有罗曼蒂克男人的梦想”。
朱利安的率真、浪漫情怀也给凌叔华死气沉沉的生活带来了一缕轻快的和风。可朱利安是漂泊不定的，二十六七岁正是一个不需要太多承诺的轻狂岁月。他只属于那些需要他喷洒一腔热血的土地。1937年春天，朱利安带着对中国对凌叔华的依依不舍奔赴西班牙战场，几个月后，他血洒疆场，年仅二十九岁。
朱利安的离去给凌叔华很大的刺激。她后来没有对朱利安做过文字式的纪念，可过往的一切怎么能够完全忘记，她已经把那段短暂而美好的相遇尘封在心灵的某个角落，化为寂寞无助时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
残酷的战争迫使所有的人起来斗争。凌叔华走出家庭，于1937年10月参加武汉大学战时服务团妇女工作组，前往汉阳鹦鹉洲伤兵医院慰劳抗日伤兵。年底，武汉大学迁到了四川省乐山县，她的家也随之搬到了乐山，在这个偏僻的小县城里，曾经恬淡闲适地写小说的女作家，似乎已经没有兴致写些闺房里的小姐太太们的是非爱恨了，她不知道做些什么才能消磨无聊而又像静止不动的时间。她时常会想起朱利安走的时候要她为自己的写作订一个计划的劝告，但是糟糕的心境和恶劣的环境使她无法进行任何有意义的事。
该如何做？凌叔华拿出了封存了很久的一本书――伍尔芙的《一间自己的房间》。书籍是催人上进的良药，或许它能为自己的身体注入一些活下去的勇气和力量。慢慢地，她沉浸在这篇充满幽默和智慧的小说里，伍尔芙所表现的独立精神吸引了她，尤其是“一个女人想要写小说一定要有钱，还要有一间自己的屋子”的观点，让她忍不住称赞伍尔芙的明智。
写信给伍尔芙！说不定她会给出一些很好的建议。那时，凌叔华一定想起了朱利安，一股强烈的生命意识的暖流充塞身心。没有错！伍尔芙肯定会有办法的。
凌叔华写信诉说无法排挤的苦恼、战争带来的阴影以及无法打起精神的无力感。同是对世界充满爱心的作家，同是受到战争折磨而又心灵敏感的女子，凌叔华的痛苦又何尝不是伍尔芙的痛苦呢？伍尔芙憎恨战争，是战争使她失去了她心爱的朱利安，再也没有人在她面前承欢了。人类需要互相提携，尤其是在人类遭受战争这样的劫难时。
果然，伍尔芙回信了，她给凌叔华开出的方子是工作：“我确信，工作是此时一个人能活下去的唯一途径。”
伍尔芙的工作十分繁忙和辛苦，一直以来她都活在头痛病的折磨之中。她知道，对于凌叔华的写作，没有必要作过多的指导。她明白只有在作品里注入自己的感情，作品才会有生命力，所以只需要随心所欲地写那些有趣的经历，至于其他的技巧问题总是能够解决的。在伍尔芙的鼓励下，凌叔华开始了《古韵》的写作，这些描述自己童年生活的故事，通过航空信断断续续地寄给伍尔芙，受到了伍尔芙的赞赏。伍尔芙说，它非常有魅力，我很喜欢它。伍尔芙热心地为凌叔华寄来《夏洛蒂・伦勃朗传》以及兰姆的散文集，不厌其烦地提醒她坚持写作。
但是局势的恶化使凌叔华难以把《古韵》的写作继续下去。
1939年8月19日，乐山县城遭到日军大肆轰炸，城里城外一片火海。年底，留在北平的母亲去世，凌叔华携女儿小滢回家奔丧。北上的路上，陈西滢战争期间的反日言论致使母女俩遭到日本宪兵的严格盘查。在北平期间，凌叔华决定留在燕京大学任教。这一年，凌叔华偶尔有文字发表。1941年年底，燕京大学陷入敌手，凌叔华重返西南。
而在英国，早在1939年7月6日伍尔芙写给凌叔华的信中，就提到飞机不断地在其居住的塔斯维克广场五十二号上空盘旋，伦敦周围布满了防空掩体。战争的阴霾在伍尔芙的心头挥之不去。在她迁到修士居之后，伍尔芙这样描述当时的气氛：“前一段时间，我没有读你的稿子，也没有写信讨论它，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局势令人感到不安，我们几乎确认，战争已迫在眉睫，一切准备都做好了，连防毒面具都发下来了；还了命令，让腾出房子收容伦敦疏散的儿童。在这种气氛下，一个人是很难集中心思在书本上的。现在，那一阵紧张至少是暂时过去了。”通过这些偶尔被伍尔芙提及的关于战争的词语，在她压抑着不安的低沉语调里，仿佛有一种不祥的东西在预示着悲剧命运的到来。
战争使凌叔华和伍尔芙的通信中断了。
1940年9月10日的一次空袭差点儿使伍尔芙的家化为乌有，她和丈夫伦纳德不得不连夜搬迁他们经营很久的霍加斯出版社，正是这个出版社在20世纪30年代的盈利使夫妇两人有足够的经济基础从事写作，经常和朋友们汽车旅行，举办各种有意思的聚会。
他们在伦敦的住宅没有逃脱被炸毁的厄运。
1941年3月27日，一生都受到死亡阴影笼罩遭受精神病痛折磨的伍尔芙，在经历了众多朋友的死亡，精心构筑的家园被破坏之后，终于精神崩溃。3月28日一大早，伍尔芙在写完给丈夫的最后一封信后，偷偷走出了家门，她步履蹒跚地走到河边，毅然地沉入了河里，一个伟大的天才的作家就这样结束了59岁的生命，留下一生爱护自己的丈夫伦纳德独自悲痛。
几天之后，她的尸体才被找到。
六年后，凌叔华来到英国，她怀着对伍尔芙战时慷慨帮助的感激之情，以及对这位一生孜孜不倦献身于文学写作的作家的敬仰之心，虔诚地参观了伍尔芙生前的最后一个住所修士居。
她定居在伦敦亚当森街二十四号，很快与英国作家维特・萨克维尔・韦斯特成为朋友。
一次韦斯特邀请凌叔华到她家里喝茶，交谈中，韦斯特问凌叔华有没有尝试着用英文写作，凌叔华提起了战时曾经给伍尔芙寄过手稿的往事，只可惜这些手稿由于战时的颠沛流离而不知所终。韦斯特和伍尔芙是好朋友，她马上找到伍尔芙的丈夫伦纳德・伍尔芙。在伦纳德的帮助下，凌叔华如愿以偿地找到了伍尔芙保存的底稿。凌叔华在原稿的基础上，接着写作，由于事务繁忙，自传体小说《古韵》直到1952年才得以完成。1953年，凝聚着两位女作家心血的作品，由伍尔芙夫妇的霍加斯出版社出版。这部笔墨交往的“结晶”之作一问世，就赢得了英国文学界的广泛赞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环球》等报纸纷纷撰文介绍。这本书于1969年再版。
定居英国的凌叔华，并没有闲下来。20世纪50年代后期，为了贴补家用，她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中国近、现代文学。1968年后，年近七十的凌叔华，还经常应伦敦、牛津、爱丁堡等大学邀请，为那里的学生作中国近代文学和中国书画艺术的专题讲座。期间，凌叔华多次举办画展，获得极大的反响。
在海外的日子里，凌叔华时刻都在思念着度过童年和青年时代快乐时光的北京，以及祖国的山川大地。她的愿望终于在1972年实现。随着故人一个个先她而去，凌叔华那颗游子心，越来越割舍不下她的家国之情。落叶是要归根的，1990年5月16日，在医务人员的帮助下，凌叔华躺在担架上，最后一次看了北海中的白塔、她家的老房子和史家胡同。六天后她长眠于故土北京。
电子邮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