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敏诗歌中西交融的艺术探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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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郑敏是跨越中国现、当代两个时期的重要诗人和诗歌理论家。她的诗不仅始终以独特的诗韵丰富并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而且无论在思想内蕴还是在形式方面都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郑敏；诗歌；中西融合
中图分类号：I207.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569(2011)06－0299－08
郑敏(1920－)，福建闽侯人，是跨越中国现、当代两个时期的重要诗人、诗歌理论家，曾出版了《诗集1942－1947》、《寻觅集》、《心象》、《早晨，我在雨里采花》等6部诗集，也是九叶派诗人中创作时间最长的诗人，被喻为诗坛的“世纪之树”。郑敏的诗始终以独特的诗韵丰富并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不仅既受中国传统文化的浸染，而且深受西方诗学、哲学以及西方现代派理论的影响，并呈现出中西融合的独特风格。
一
郑敏是在中西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女诗人，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主义哲学成为她诗歌思想艺术的底蕴。
1939－1948年，郑敏跨入西南联大学习，从此步入了诗歌的殿堂。西南联大是中国抗战时期学术、教育、思想界最为活跃的地方。在自由浓厚的学术氛围中，在冯至的引领下，郑敏徜徉于诗歌的世界，崇尚杜甫和歌德的诗歌精神，更与里尔克的诗结下了一生情缘。1983年袁可嘉评价郑敏时说：“她有哲学家对人生宇宙进行深思的癖好，又喜绘画、雕塑和音乐，因此她的诗寓于形象，又寓于哲理。她善于从客观事物引起思索，把读者引入深沉的境界。她的诗掌握世界的方式是里尔克式的，冷静地观察事物，以敏感的触须去探索事物可能含有的意蕴。”
与此同时，受里尔克的“咏物诗”影响，郑敏在创作中尝试捕捉瞬间的情绪或思想的图画，并将之一刹那定格，从形象中找思想，从而使思想知觉化。《树》、《池塘》、《兽》、《金黄的稻束》等吟咏物象的诗篇，往往都是静态的画面中充溢着生命与意义的动态感，情感与知性自然和谐交融。
而受冯至、里尔克等诗人的影响，郑敏继续在诗歌里思考与探索着生命意识。郑敏在分析里尔克晚年的《杜依诺哀歌》时指出，“他敏感地领略到生命的崇高和寂寞，深沉的寂寞，使他转向自然，”这“寂寞”可以说恰好契合她的内心体验：“寂寞会使诗人突然面对的世界，惊讶地发现每一件平凡的事物忽然都充满了异常的意义，寂寞打开心灵深处的眼睛，一些平日视而不见的东西好像放射出神秘的光，和诗人的生命对话。”于是，在郑敏的《寂寞》里，她先是抒写了个体生命与另一生命之间的冷漠与隔膜，由生命自身的启悟而赋予诗人生存的勇气和力量。郑敏写道：“我也将在‘寂寞’的咬啮里／寻得‘生命’最严肃的意义，／因为它人们才无论／在冬季风雪的狂暴里，在发怒的波浪上，／都不息的挣扎着／来吧，我的眼泪，／和我的痛苦的心，／我欢喜知道它在那儿／撕裂，压挤我的心，／我把人类一切渺小，可笑，猥琐／的情绪都掷入它的无边里，／然后看见：／生命原来是一条滚滚的河流。”寂寞在诗人的笔下成为磨练意志的砺石。在泪水与痛苦中，抗争的生命洋溢着无畏的气概。显然，诗中的哲理不是外在哲理观念的平行移入，而是来自她自身深刻的生命体验，浓厚的抒情意蕴与静谧的哲思水融。半个世纪后，晚年的郑敏还创作了《成熟的寂寞》，诗人像一个“托钵僧”，“口袋里揣着／成熟的寂寞／走在世界”，“寂寞”让她“充满想象和信心”。比起早年的《寂寞》，《成熟的寂寞》以更为开阔的思维空间，表现了诗人对“寂寞”更高层次的生命体验，并且升华为一种从容、厚重，洋溢着乐观与自信的生命境界。
郑敏的生命意识还表现在对“死亡”主题的探索上。里尔克“将死亡看成生命在完善自己的使命后重归宇宙这最广阔的空间，只在那时人才能结束他的狭隘，回归浩然的天宇。”这种将死亡看作生命的一部分，坦然面对死亡的态度与中国道家的“生死气化，顺应自然”，“生时安生，死时安死”的观念相类似。这种旷达、洒脱的生死观深深地影响了郑敏。如《时代与死》、《死难者》、《一九四五年四月十三日的死讯》等作品就抒写了“‘死’也就是最高潮的‘生”’的生命理念。在《我从来没见过你》中，诗人以真诚友好的态度与“死亡”对话，并且想象着与“死亡”聚会时的美好。《我不会颤抖，死亡》将死亡看成生命中的亲密伴侣，乐观面对死亡：“我不会颤抖／当一个早晨，你突然来到／我每天都知道你就在我身边／……／当你像瑞士高山的云雾／缠绕着我的身体／我的眼睑慢慢垂下……”个人的感受、内心的体验渗透着哲学的思辨气息，由此，郑敏诗歌闪耀着对生命哲学的探求之光。
二十世纪80年代以来，郑敏在深入研究了德里达的解构主义理论后，认为“这一哲学是建立在对西方自柏拉图以来的形而上学的反思，破除了那种一元、一个中心、永恒不变的存在的理念在人类历史中的各种实践和所产生的精神枷锁。这个哲学肯定了宇宙的多元性，万物的差异的普遍存在，和化二元对抗为二元互补的基本理论。它所主张的‘无’生万有的思维使它十分接近老子关于‘道’的宇宙观即中国的阴阳相互转换的理论，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对德里达解构理论的研究进一步开放了郑敏的思维心智，况且解构“永恒之变”的思维心态也与中国的古老思维传统相融合，这有助于她重新解读中国传统文化。郑敏认为，中国古典诗歌与文化虽然在现实运用中已经退隐，但其“踪迹”总是无形地作用于现代、支配着现代，成为“不在了的存在。”由此出发，郑敏重新解读中国古典诗歌和汉语的魅力，而“境界”则是了解她“重新解读”的“关键词”。
对于“境界”，郑敏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境界是中国几千年文化的一种渗透入文史哲的精神追求，它是伦理、美学、知识混合成的对生命的体验与评价，它是介乎宗教和哲学之间的一种精神追求，……”“境界”就如同是德里达所说的“踪迹”：它是“诗的魂魄，决定诗的精神高度；它本身是非具象的，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能量，影响着诗篇”；另一方面，它是“一种无形无声充满了变的活力的精神状态和心态。它并不‘在场’于每首诗中，而是时时存在于诗人的心灵中，因此只是隐现于作品中。”这显然是融会了中西诗学哲学思想的理想化表述。
在郑敏诗歌中，她还更加注意中国国画中“留白”的艺术效果，追求意外之意、象外之象。“天人合一”的境界成了郑敏倾心的向往与追求。如《风筝》(之二)，“只有竹子的骨架，／带着山的幽深，水的明澈，／清风的梦境，晨雾的迷蒙，／它飞了，飞了，／飞到我不能到的地方，不能见的时间，／它是我派往未来的使者，／每年春天我向历史提出／我的愿望，／我将在／山的忍耐，海的博大／小草的谦逊里得到答复。”这风筝寄托着诗人美好的愿望，完成诗人的使命，与大自然对话、交流，融入永恒的自然，从而进入生命自然自在、至善至美的境界，获得精神的独立与自由；《寄情》一如既往地赞美着人与自然相融合的理想境界。又如在《濯足》(一幅画)中，“呵，少女你在快乐地等待那另一半的自己。”“你梦见化成松鼠，化成高树／又化成小草，又化成水潭／你的苍白的足睡
在水里。”怀揣美丽梦想的少女如痴如醉，拥抱自然，融入自然，人的情感、灵魂与自然的相融中升华，洋溢着超凡脱俗的美。这不正是令人神往的天人合一的境界吗?
二
中西文化是郑敏诗歌诗思的底蕴，而她的诗歌形式的探索与创新也巧妙借鉴和融合了中外诗歌的艺术特点。郑敏认为，形式与内容是辨证的统一，形式的多样性将有利于增强内容的表现力、吸引力。由此，她进行了一系列诗歌形式上的探索。
郑敏在1996年发表的组诗《试验的诗》，便是借鉴美国当代诗歌“具象诗”。“具象诗”是指诗歌所描写的内容由图像或图案的形式来展现，因而也称为“图像诗”或“视觉诗”。“视觉诗以文绘图，以图示文，它根据诗歌艺术符号的特点，打乱诗句的正常语序；破坏诗行的常规排列，展现诗歌的空间美感，突显事物的形象因素。”这正如美国当代诗人威廉・雪莱・伯福特的《圣诞树》：
Star
If you are
A love compassionate
You will walk with us this year
We face a glacial distance, who are here
Hudld
At your feet这首诗在外形上是棵圣诞树的形状。整首诗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树叶，树的顶部是一个单词，随后单词的数量逐行增加，呈现出枝繁叶茂的形态。第二部分是树干，仅仅由两行组成。诗人用圣诞树的图像，暗示着祈福的时间发生在圣诞之夜。阅读这样的具象诗，一方面可欣赏诗歌语言，另一方面又可享受美丽的图案带来的视觉美感。
郑敏深谙具象诗的特质，她常常将现代新诗与白话诗的形式、古典诗的传播形式进行比较。“白话诗的形式我一直觉得有些欠缺，有时想如果诗的长相和它的内容有密切联系，是否会更富表现力呢?而且如果诗能在外形上有画的某些魅力，是否就会从书架上走下来被悬于壁上或置于案头呢?”“古典诗的传播常借助于书法，如今也还占据着不少人家的墙壁与精美的画一起平分主人的生活空间，而白话诗却很少有这种幸运。这是我尝试写这类诗的一个主要原因。今天在我海外的孩子的家里就有几首这种‘画诗’陈设在他们的壁上和案头，那些诗让我们之间常有一种生活在一起的感觉，也许比相片更多几分深意吧。”为此，郑敏曾创作了一系列具象诗，如她写给身在美国的儿子童朗的《1995.9.16朗33岁诞辰赠诗》：
朗
秋天
一片蓝
有白云浮
过你的胸前
载着远方的爱
没有什么能
遮住你远
眺之目
总是
朗
这首诗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支充满力量的箭头，一支形象的充满动态感和力度感的箭头。显然这是郑敏对诗行特意的设计，故意打乱诗句正常的语序，突出形象感，从而使诗歌呈现出空间美感。这是郑敏在儿子生日这一天送给儿子的特殊的礼物，承载着浓浓的母爱，满怀对儿子的自豪，寄寓了诗人殷切的期望。
在形式上，《秋天的街景》更是采用了5个竖排的三角形诗节来模拟秋风中断断续续漂移的雨丝，营造出一幅秋雨迷蒙的街景图；《舞》运用错落多变的诗行排列模拟舞者扭动的形体，传达灵动的动态感受；《春天能给我的》，则是写春天给人的启示，全诗集中在一棵垂杨柳上。诗人将文字进行稀密粗细的处理，整首诗的外形好像婷婷袅袅的垂杨柳。带着视觉上垂杨柳的美来阅读此诗，更能体味到垂杨柳在季节中的变化。它跨越了春天和秋天，最终成为生命过程的象征。具象诗将诗行排列成不同的形状，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唤起无限想象。
郑敏喜欢音乐，在美国留学期间曾在纽约进修过音乐。于是，在诗歌形式的探索中，郑敏巧妙地借鉴了交响乐的结构方式，根据情感色调的不同和节奏的变化来安排诗的内容，形成波澜起伏、气势磅礴的诗的旋律。如《诗的交响》，由《序曲诗以神栖》、《第一乐章快板：历史的声音》、《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沉思》、《第三乐章有力的快板：痛苦、愤怒》、《第四乐章回旋曲：回归沉思》、《尾声穿过窄门》这六大单元构成，而每一乐章又由若干小单元构成。这样的诗歌形式，开阖自如，时缓时急，回环往复，激荡着诗人对英雄的礼赞，对生命的思考，对艺术的呼唤。读这样的诗歌犹如欣赏一首大型交响乐，强烈的情感震撼着全身心，亦引发聆听者长远的思索与回味。
此外，郑敏还借用中国古典绝句的形式写短诗，如《候鹿》采用了接近中国古典绝句的形式。在语言上，现代口语与古典诗语相融合，如既有“你的双眼”、“没有分歧”、“鹿儿回头”等现代口语，也有“幽径”、“远客孤侯”、“杂黄伴翠”等典雅的古典词语，从而营造出特别的艺术效果。
郑敏在诗歌形式上的探索，虽然没有形成普及的诗体，然而，它让人们意识到形式对于诗歌的重要性，同时也昭示出形式对于诗歌不只是约束，也有解放的功能；其更深层的意义，则是让人重新认识汉语的魅力及其诗歌写作中的无限性。
三
在中西方诗歌的发展历程中，意象都是非常重要的诗歌美学范畴。郑敏诗歌中的意象独具特色，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中西诗学交流的婴儿”。
中国“意象”理论源远流长。《周易・系辞上篇》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即要表达意思，必须依靠象，即“立象”。《庄子・外物篇》：“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这“得意忘言”说，无疑是注重“意”，为了“得意”，借助于“言”，而得到“意”后，便可以不顾“言”的方式。这关于言、意关系的阐述，对古典美学意象说的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而最早将哲学领域中的意象论引入艺术领域的是南朝伟大文学理论家刘勰，他在《文心雕龙・神思》中说：“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里的“意象”指的是创作中主体心意与客体物象相融合的艺术表象。刘勰明确提出意象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作用，“意象”的孕育与创造是“驭文”与“谋篇”的关键所在。
在西方，直到20世纪意象主义诗歌流派出现后，“意象”一词才真正被广泛使用。意象派从中国古典诗词和法国象征主义诗歌中汲取养分，从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获得哲学基础。“他们认为艺术=直觉=意象，艺术家的任务就是通过直觉捕捉生活的意象。根据这种理论；意象的形成是诗人内心的一次精神上的经验，它具有感性和理性两方面的内容。”如庞德给意象下的定义“一刹那间所表现出来的理性和情感的复合物。”对于复合物，庞德在《关于意象主义》中进一步进行了阐释：“意象可以有两种。意象可以在大脑中升起，那么意象就是‘主观的’。或许外界的因素影响大脑；如果如此，它们被吸收进大脑熔化了，转化了，又以它们不同的一个意象出现。其次，意象可以是‘客观的’。拽住某些外部场景或行为的情感，事实上把意象带进了头脑；而那个漩涡(中心)又去掉枝叶，只剩那些本质的、主要的、或戏剧性的特点，于是意象仿佛像是那外部的原物似的出现了。”强调意象是一种复合物，对生活理性的认识和情感的体验所构成的“意”在“一刹那间”通过“象”来呈现。这样的表述。与
中国古典诗歌意象有其相通之处，都强调主观情意与客观事物的契合交融。深受中西诗学影响的郑敏，自觉以意象作为诗的重要元素。她说“意象是诗人的理性和感性在瞬间的突然结合。因此，我们可以说意象是呼吸着的思想，思想着的身体。意象在经过这种改造后再不是仅起修饰作用的比喻，它和诗的关系是有机的，内在的。”郑敏对意象的表述，显然与庞德为首的英美意象派的意象观有着更多的联系。在创作中，郑敏积极探索与中国古典诗歌相承接，又与西方现代诗歌相沟通的意象艺术。
郑敏诗歌与中国古典诗歌有着明显的传承关系，如喜欢选择自然意象作为抒情寄兴的载体，树、花、鸟、雨、湖等常出现于诗人的作品中。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自然物象是具有人本意义的。“人与自然有着自然感性生命的同一……因此，主体总能在外在物象中找到内心情感的对应。”这一自然人格化的观念显然影响了郑敏，使其在诗歌创作中自然地选择了自然意象，并且保持了古典诗歌意象的传统的寓意。如荷花是美的化身，纯洁的化身。荷花存活于人们的审美关照和集体无意识中，成为中国古典诗歌一个重要的原型意象。郑敏《你是幸运儿，荷花》、《流血的令箭荷花》这两首诗中，荷花意象便承载了传统的寓意，出淤泥而不染、高洁，它的心“是汉白玉，是大理石的龙柱”，与现实的丑陋与虚伪势不两立。再如怀友诗《我渴望雨夜》，选择了“雨夜”这一传统的抒情意象，“小河”、“垂柳”、“细雨”，“雨中的脚步”、“湖面上的雨步”，这一系列传统自然物象的选择，营造了一种古典的温柔宁静的氛围，将诗人对友人淡淡的不绝如缕的怀念之情烘托得淋漓尽致。
受里尔克、艾略特、奥登为代表的后期象征主义和英美现代主义诗歌的影响，郑敏在诗歌创作中自觉追求诗歌意象的现代化，即象征性与雕塑性。在意象创造的具体方法上，郑敏显然借鉴了艾略特“客观对应物”理论，艾略特指出“艺术中表达情感的唯一方法是找到一种客观对应物，一系列客体，一种情景，一连串事件，没有那种独特的情感的公式，当那必然在感觉体验中，最终的外部事实给予认同，情感立刻就被唤起了。”这一理论改造了象征的神秘主义成分，又吸收了意象的客观成分，使外在事物与诗人的内在情感建立起对应关系。郑敏对“客观对应物”理论有着深刻的理解和运用，她在创作中往往避免情感、思绪的直白倾泻，而是寻找着与自己创作冲动瞬间契合的客观对应物，从中挖掘出象征与被象征的内在联系及丰厚的内涵。例如：“我从来没有真正听到声音／像我听到树的声音，”“我从来没真正感觉过宁静／像我从树的姿态里／所感受的那样深”(《树》)树的形象，是独立、坚强、力量的象征，勇于承担一切，也能够包容一切。树的生命姿态，“动”“静”结合，动是变化，静是凝定，生命正是在动与静的交叠中获得延续与提升，这正是诗人所希望的生命境界。“这也是一个象征，象征着／宇宙中千万个静默的思想”，“而它的形体总是这么沉默／不管天际的苍蝇和径上的行人／偶尔也响应着海上传来的风雷／却像一个伟大的人不苟且笑”(《树林》)显然，“树”象征着有思想的人，“静默的思想”、“沉默”、“不苟且笑”，呈现的是诗人心目中思想者的形象，也是生命探索者的形象。树显然是郑敏表达情感所寻找的客观对应物，表面似乎不相关，而实质相类似，融合了诗人主观情思，从而使诗蕴含着丰富的暗示和象征意味，增强了诗的情感与思想含量，给读者留下了审美再创造的空间。
在郑敏的诗歌中，“鹰”、“马”、“岛”、“池塘”等意象都融合了外在的感性与内在的理性深度，构成一种令人回味的意象象征形态。中华古老民族的文学传统中，那些古典性意象往往更易积累象征涵量。郑敏常常起用可以感触的传统化意象，象征幽远的心境，以有限表无限，借刹那表永恒。如《一瞥》，通过树、落叶、黄昏等意象将少女的一瞥锁定，这一瞥究竟包含了怎样的情感?诗人没有直接抒写，读者只能通过一系列意象去体味、想象、感悟。由此，诗歌呈现出一种飘忽性、模糊性，一种交合真实与想象、隐显适度的朦胧美。
意象的雕塑性也被称为意象的凝定性，指意象静态，有张力，有雕塑般的质感。里尔克的《豹》被视为意象凝定的范本。30年代中后期，冯至在介绍里尔克时提出了现代诗意象创造的雕塑性问题。郑敏受其影响，创作时采用里尔克式的观察与沉思，其意象坚实、具体，富有光洁的雕塑般的质感。如《金黄的稻束》，“金黄的稻束站在／割过的秋天的田里，”“肩荷着伟大的疲倦，你们／在这伸向远远的一片／秋天的田里低首沉思／静默。静默。历史也不过是／脚下一条流去的小河／而你们，站在那儿／将成为人类的一个思想。”这样的诗句，富于强烈的视觉性与质感性，展现的是一幅立体油画，同时也是一座立体雕塑。诗人关于生命创造者、人类思想者的精神体验，化为庄严静默的雕像，呈现出深沉、静穆的美感。如在题为《马》的诗里，郑敏对其观察和咏叹的姿态，同里尔克最著名的咏物诗《豹》如出一辙：“这混雄的形体当它静立／在只有风和深草的莽野里／原是一个奔驰的力的收敛／藐视了顶上穹苍的高远”。“混雄的形体静立”、“奔驰的力的收敛”等，凸显的是一种立体的静穆的形象，一幅沉稳富有张力的雕像，给人以深沉厚重的审美感受。再如《雕刻者之歌》、《人力车夫》等呈现的仍是凝定的意象。这样的意象不再仅仅只是抒感的载体，而是拥有一种厚重的力量感，增强了诗歌的感染力，引发读者无尽的回味、思索，往往传达着一种更为深刻的哲理性思考。
郑敏诗歌的意象选择，正如王泽龙所评价的，她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在‘化古’与‘化欧’中建构起了富有民族性与现代性特色的现代诗歌意象体系。”亦如她对中国20世纪40年代和8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新诗的描述那样，她在寻找适合感情的客观对应物，利用意象来营造“浓缩、强烈、感知合一”等方面均具有诗歌现代性特征，其源头恰恰是“中国古典诗词经过现代读解，又留学西方，归来后的古典现代性，是一个真正的中西诗学交流的婴儿。”
综上所论，从上个世纪40年代至今，郑敏沉思、宁静的诗歌文本，独到而深刻的诗论，丰富并影响着中国新诗的发展。而中西视野中融会贯通中国新诗，可谓是郑敏对中国诗坛独特的贡献。“要在吸收世界一切最新的诗歌理论发现后，站在先锋的位势，重新解读中华诗歌遗产，从中获得当代与未来的汉语诗歌创新的灵魂。”郑敏的这些诗歌探索，对当下的诗歌创作无疑富于诸多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