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落官窑的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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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窑厂是明清两代为供应宫廷所需瓷器而设的机构，明洪武年间始设于江西景德镇。明代一般由宦官充任督陶官，清初由工部、内务府派员，或由江西巡抚主管。乾隆以后，以榷九江关使管理，并以饶州同知、景德镇巡检司监造督运，遂成定制，所产瓷器称“官窑器”。在同治以前，御窑厂画师的作品几乎全部是程式化的作品，瓷器上除了皇帝的年号款外，作者资料微乎其微。1866午，同治御窑厂重建后，一些御窑厂画师开始独立创作作品，诗、书、画、印齐全的墨彩、浅绛彩作品开始出现，一股清新之气随之吹进了彩瓷行业。但御窑厂画师有多少，都姓甚名谁，由于资料的匮乏，至今没有一份权威的定论。2002年，赵荣华先生在《御窑画师与浅绛彩》一文中列出了一个十几人的名单。但这个名单出炉以来，争议一直不断。王少维、金品卿为同、光御窑两支笔，在浅绛研究界已成共识。但是否有其他御窑厂画师画过浅绛，则众说纷纭。有研究者认为，是同、光年间御窑厂画师催生了浅绛彩瓷，并有一批御窑画师在为皇家创作之余从事浅绛创作。也有研究者坚定地称除“金、王”之外，没有其他御窑厂画师画过浅绛，所谓的御窑厂画师只是捕风捉影之说。近三年来，本人查阅了部分资料，并对陆续面世的一些浅绛彩瓷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梳理。现对有关同光御窑厂和御窑厂画师的资料整理如下，敬请方家指正。

一、文献记载。关于同、光御窑厂的记载，目前公开的文献较少。从现有的历史文献看，同治御窑厂恢复后，状况很是不好。同治九年(1870年)六月初七日，江西巡抚刘坤一有一份陶务奏折，从这份奏折看，在同治末年，御窑厂在人力、物力方面都非常匮乏。最近，有研究者发现，当时同治御窑厂重建时从徽州招募了一批画匠，而徽州在明代有一批被贬的官员还家时带回了大量的名人字画，这批画匠中很多人都直接临摹过这些字画，深得中国画的精髓。所以，同、光御窑厂画师中有一部分是受过传统中国书画熏陶的，这些人初始画瓷时可能生疏些，但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练，其深厚的绘画功底便在瓷器上崭露头角了。从刘坤一的奏折中，我们虽看不到御窑厂画师的名字，但从每年烧造瓷器的数量看，御窑厂理论上应拥有大批的画师，起码以百名计，只是分工不同。

二、实物发现。近几年，随着浅绛彩瓷收藏的不断升温，国内一批沉淀的浅绛彩瓷精品纷纷浮出水面，同时，也有部分精品从海外回流，为浅绛彩瓷的理论研究提供了很好的实物资料。过去我们说谁是御窑厂画师，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其作品上“作于珠山厂、珠山官廨、珠山官舍、珠山公舍”等落款推断的，今天我们从某些器物上的落款中和其他途径得到的信息更加丰富。先说一下金、王、程三大家。

金品卿，《黟县志》《景德镇陶瓷史稿》《黄山画人录》都明确记载其在景德镇御窑厂绘瓷，刘新园先生在调查时也得出了品卿、少维为御厂两支笔的结论，其多件作品署款作于珠山官廨，而且有“大清光绪年制”官窑款作品存世，金品卿御窑厂画师的身份已无可置疑。王少维的身份也是没有争议的，这里着重说一下他的籍贯。所有资料都记载王少维是安徽泾县人，但“吴门少维”、“吴人王少维”、“三吴王少维”的落款曾引起人们许多猜想，怀疑泾县说是否正确。在编辑《浅绛百家》的过程中，笔者找到一份泾县厚岸老街的解说词，茅塞顿开。解说词中明确写明清末老街出过御窑厂著名画师王廷佐，另外又从一份权威学报上一篇关于吴语的研究论文中得知，泾县厚岸方言属吴语中的石泾小片，所以，王少维笔下的吴门、吴人这些字眼确实代表了他的籍贯，是从他的母语而来的。

再说一下程门。《黟县志》《寒松阁谈艺琐录》都明确记载程门在景德镇绘瓷，名动一时，但均未记载程门供职于御窑厂，说程门是御窑厂画师都是根据其作品的落款推断的。程门很多作品都落有“珠山官廨”的字样，但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珠山官廨”作为一个特定的称谓，在同、光年间到底包括哪些地方现在也确实不好定论。最近，随着一些实物的面世，关于程门的身份有些柳暗花明的感觉。2007年，湖南临武发现了一个程门绘画唐基桐题款的象耳尊，被安徽蚌埠的收藏爱好者收入囊中，这个尊瓶竟是光绪四年唐基桐赠送江西巡抚刘秉璋之物。刘秉璋(1826―1905年)，字仲良，安徽庐江人。同治年间曾授江苏按察使、山西布政使(未到任)、江西布政使等职。光绪元年(1875年)任江西巡抚，光绪四年(1878年)以乞终养老母辞职回家农桑。而唐基桐是同治年间庐州知府唐景皋之子，其本人后来亦做到光绪御窑厂督捕。因唐、刘两家存有姻亲关系，所以唐基桐称刘秉璋姻伯，自己谦称姻愚侄。无独有偶，河北藏家也收集到一只程门绘画唐基桐题款的琮式瓶，也是唐基桐赠送刘秉璋之物，且烧造年代相同，应是同时定烧的两件器物。从两家显赫的地位和唐基桐的身份看，这两件东西不太可能去找民窑烧造。我认为有两种可能：一是程门当时名气很大，唐基桐邀程门到御窑厂绘制瓷画，二是程门本身在御窑厂绘瓷。这两件东西就是作于御窑厂，唐基桐亲自在上面题了款，至于画都是程门画的。另外，浅绛研究界一直认为金品卿、王少维和江西知府王凤池关系密切，曾在御窑厂合作浅绛彩瓷多件，而程门没有和王凤池合作过作品，间接地推测程门没有在御窑厂供过职。但近年来，有两件浅绛彩瓷的面世彻底改变了这一观点。一件是程门绘画、王凤池题款的琮瓶，一件是程门绘画、王凤池题款的山水瓷板。这两件东西充分证明，程门不仅在御窑厂画瓷，而且和王凤池的关系也相当密切。另外程门在一块山水板上题款为“玉卿仁兄都戎大人曾驻昌江，予亦帘垂景镇，迄今十年矣，彼此过从相得甚洽。兹再调省垣，黯十载之题襟，怅一朝之判决，因留鸿爪，用祝莺迁。辛巳七月上浣，雪笠程门识”。辛已为1881年，从这块瓷板我们可知程门在1871年即同治十一年已经在景德镇绘瓷了。1866年，御窑厂重建，从社会上招募名动景镇的程门进入御窑厂绘瓷也顺理成章。

除金、王、程三大家以外，本人认为，以下这些人也是御窑厂画师：

汪藩。汪藩出生于陶瓷世家。先祖汪士通乾隆年间曾在浙江任知县，能诗画、懂陶瓷，与督陶官唐英交往甚厚，其弟汪克锦为御窑厂副主薄，其多件作品落有作于“珠山官廨”的字样，综合多种因素，汪藩应为御窑厂画师。

任焕章。任焕章擅各种画科，其笔下的人物在浅绛彩瓷中最为儒雅，山水学米氏，擅用竖点，独具一格。从其作品题款看，大多为赠贺之物，其中多件作于“珠山官廨”。

周友松，名荣，字友松，以字行，这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画师。在他的传世作品中，有一个花盆记明创作地点为珠山厂之文湖书屋，另一只杯子也有文湖书屋的字样。在清代，“珠山厂”是一个特定的名称，仅指御窑厂，大部分清代文献里都这样记载。综合清代文献对御窑厂的说法，以及花盆为故宫所藏，我们可以推断，周友松大花盆是在珠山御窑厂制作后送进皇宫的。周友松传世作品目前发现的不下10件，从数量上看周不可能是客串的官员，其身份只能是御窑厂的专职画师。

俞子明。过去大家一直说俞子明是御窑厂画师，但未见公开资料证明，也未见过俞子明作于官廨的作品。2007年春天山东德 州发现一个俞子明的花鸟高足盘，落款为“光绪年官窑制”。这为俞子明是御窑厂画师增添了一个证据。另江家藏有一只底款“大清光绪年制”的象耳尊，综合上述因素俞子明应为御窑厂画师。

胡郁。过去大家习惯称其为胡有侬。通过浅绛研究界不懈的努力，现在我们知道，胡郁，字孔规、孔圭、孔耕，又字有侬。其多件作品署款“昌江官舍”，书法和画工都具备高超的功力，进入御窑厂作瓷没有什么疑问。

张子英。说张子英是御窑厂画师的证据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张子英作品底款多署“大清光绪年制”，是典型的官窑款。二是南京博物院藏有署名张子英的浅绛作品，而南博这批藏品是当年故宫南迁之物。

万子铭。万子铭是大家最早知道有作品被故宫收藏的浅绛画师，《明清官窑瓷器》一书有明确记载，从目前发现的作品看，也有很多落款作于“珠山官廨”之物。另外，有一对万子铭所作的花鸟帽筒，为当时的江西知府但培良定做之物，一个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定做一件东西，恐怕不会去普通的民窑吧。

黎瑛。竹庵黎瑛多件作品落款作于“珠山官廨”，另外河北邢台有一对他作的山水图大碗，为晚清河北大盐商母美斋定制，底款为典型的青花官窑款“大清光绪年制”。

程言。程言有光绪戊申作于瓷业公司的作品存世，据此我们可以认定他是御窑厂画师，因为有充分证据证明当时御窑UE,并入了江西瓷业公司。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地方官府商议成立瓷器生产公司，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成立，由原湖北候补道孙廷林主事，定名为“瓷器公司”，并于光绪二十九年三月在景德镇开始设厂招工生产。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以该公司数年来章程不备且业绩不显，奏报清廷把瓷器公司由官督商办改为商办，并更名为“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并设工场于鄱阳县鄱阳湖之滨。表面看来，该公司的成立与清代的御窑厂并无直接关系。但由《清朝续文献通考》卷386《实业考九・窑业・新式窑业》的记载：“既而景德镇之官窑亦归该公司经营，于是以景德官窑为总厂，鄱阳官窑为分厂”，明确指出景德镇的官窑也归该公司经营，原御窑厂成为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的总厂所在。由于该公司属于新式商办公司，御窑厂并归该公司经营，即标志着旧有的官办御窑厂在名义上已不复存在。不过，故宫旧藏的近万件宣统款瓷器的存在，说明御窑瓷器的生产在宣统时期也没停止，又由于光绪三十三年后御窑厂已归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经营，所以此后的御窑瓷器也就是由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组织生产，故宫旧藏的那些我们今天能看到的署宣统年款的御窑瓷器也是商办江西瓷业有限公司的产品。所以程言光绪戊申(三十四年，即1908年)作于瓷业公司的作品就是在御窑厂所做。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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