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哲:带普米文化出大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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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弟姐妹唱起来，在最好的日子里，让我们开始回忆。

“寻找吧，从我们这棵树的树根一直唱到树尖尖。

“牢牢记在心里，我们家的历史多好啊，要―代代地唱下去，四大部落的事不能忘。

“我们家以前的祖先说了，普米人祖辈留下的生活习惯和规矩不能丢掉，要一代代地传下去。” 2002年g月，陈哲带领的北京专家组第一次听到兰坪普米“胡子度”。

就在刚刚结束的青歌赛上，四位云南普米族姑娘将这首《普米古歌哩哩》带入了青歌赛原生态半决赛。姑娘们脸上挂着高原红，质朴又羞涩地在台上展示着自己的口头文化遗产――普米语、抖喉的嗓音，再配上普米族特有的竹片造就的口弦――干净、清澈、悠扬，充满了原始大地的力量感。

尽管你听不懂她们在歌咏什么，并不会妨碍你被她们独有的民族气息撼动。

普米族，这支生活在云南省兰坪县的羌族后裔，没有本民族文字，人与人之间的所有情感都靠民歌、舞蹈、手艺和祭祀仪式等来传递。他们的歌舞就是他们的历史。

“我们家的历史多好啊，要一代代地唱下去。”翻译成汉语后歌词表达着这些普米姑娘们的心愿。

然而就在近十年，他们的历史差点没能唱下去――在现代文明的浪潮中，普米年轻人接受了卡拉OK、迪厅，却渐渐淡忘了本民族的歌舞。譬如父辈们还会的乐器口弦，80%的普米族年轻人对它一无所知。

心痛么？

庆幸的是，并非所有人都在袖手旁观。帮普米人把这根线续上，并且让年轻人把丢掉的文化再一点点捡回来的人，叫陈哲。这位1990年代红极一时的音乐人，在创造了《让世界充满爰》、《血染的风采》、《同一首歌》和《黄土高坡》之后，从喧嚣转向沉默，从都市走入大山，做起了保护和挖掘少数民族音乐的“土风计划”，普米族文化的活化传承是“土风计划”中最重要的项目。

他这一做，便是近十年。他不仅把普米族姑娘们的表演带出了大山、带进了主流社会，更是激起了普米族年轻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信和热爱。

不得不说，他靠着自己十多年的摸索，为处在“被同化”危机中的少数民族文化踏出了一条活化传承的路径。

活化传承这事究竟有多重要？用陈哲的话说：“人们可以再造一个现代城市，却无法再造一个传统民族。那些民族文化，失去了就再也回不来了。”

就像影片“啪”一下断了

音乐人陈哲肩负起少数民族文化活化传承的担子并非偶然。 小组坚持师承民间，走一条不同的道路。

1994年开始，他制定了音乐西行计划，到最偏远的地方去寻找民族最古老的东西。一开始，这个计划的初衷是为了他自己，他担心自己在当时的内地音乐环境中待下去会“贫血”，同时，也想通过采风做出中国自己的民族音乐。

当他走入大山，他发现，“黄土地给我的震撼太大了，我的歌根本覆盖不了它。”

那是真正浑然天成的歌者和音乐：古老山寨中70岁“鼓王”韵律有致的鼓声，四位壮族老太太即兴演唱的“马山三声部”的合音……都带给陈哲无法言说的美感和震撼。

然而，更敲打他心弦的是，每次记录完一种声音，没隔多久，他便陆续收到演奏这些音乐的老人家离世的消息。当他做好唱片，准备拿给那四位壮族老太太听时，他接到的电话是，其中两位老太太已经去世，当时的陈哲无言以对，只是在电话里反复地问着：“真的？真的？”

因为年轻人没有继承下来民族音乐的演奏技艺，老人家的离世便意味着某种民族音乐的绝迹。

守着一大堆的好声音，却失去了演绎声音的人，对陈哲来说，那种感觉就像“我们小时候看的电影，放片子时，‘啪’一下断了，白的。那不是断裂，是空白”。

这让陈哲渐渐感觉不对头了。他觉得民族文化仿佛一棵树，老人们在树下唱歌，老人没了，树也就没有了，“哎呀，不对呀，人死是正常的，但树也被我们消灭了，你说这能是正常的吗？谁让你把人家的生命链也掐断的？”

陈哲反思自己，开始把“为自己”的采风计划，转向成了“为他们”做点什么。

从固态传承做起，2002年至2003年，陈哲几乎把他能记录下来的少数民族的音乐都采集了起来，能做多少做多少，尽量真实。如今做好的成品已经有五张了，都是赚钱的东西，但陈哲一直没有把它们拿到市场当成商品去换钱，“那些人都死了，如果谁采的就是谁的，我像个掠夺者，心里亏。”

抱着这种亏欠心理，陈哲想做点固态传承之外的事情：不只记录这些声音，而是让这些鲜活的声音不是作为标本和古董传承下去：不只替民族文化之树修建树叶和树枝，而是让树根也水灵和发达起来。 陈哲（左二）与村寨干部沟通，怎么把村里年轻人组织起来，落实山寨传承第一步。

究竟该怎么做？陈哲一直在思索，在规划，直到他遇到了普米族。

三次小组试点的波折

2002年胨哲接受了兰坪县的邀请，为这个山清水秀的地方写首歌。

进了兰坪以后，陈哲听到山里的三个姑娘唱出来的高亢声音，“十度的上行下调，无形间下滑、抖喉。”这声音让他听得直发呆，“这三个人的声音太好了，应该成立一个组合，把这三个变成一块，一定会震动世界。”

为了找到这三个姑娘，陈哲愣是冒着雨爬上了山寨，半夜三更的到了其中一个姑娘家。女孩叫冬梅，笑嘻嘻地看着眼前专程来听她唱歌的汉族人，满不在乎。在陈哲的要求下，冬梅叫来了另外两个女孩和一帮姐妹，她弹着四弦琴，姐妹们围坐在一起唱起了“胡子度”。

陈哲跟冬梅的父亲说，让孩子继续唱下去吧，唱你们的歌，将来可以让孩子像唱《黄土高坡》一样唱到外面去，多好啊。

就这样，2002年10月2日，在陈哲的推动下，兰坪县政府成立了第一个山寨传习小组，这三个女孩便是小组成员。 传习小组了解手工纺羊毛。

山上的老人家教孩子们唱歌，冬梅的父亲教孩子们文化课，第一个试点小组顺理成章地开始了。然而，好景不长，当孩子们的学习耽误了她们干农活时，某个孩子的妈妈不干了，她扯住陈哲的袖子要钱，用陈哲的话来说，“当他们的生存问题没解决时，你跟他说什么都没用。”

一旦陈哲离开山寨，孩子们该干农活的还是去干农活。至此，第一个山寨传习小组中止了。

陈哲琢磨，仅是依靠山里人的自觉意识是不行的，还得依靠县政府的政策。

2003年初，为了得到县政府的政策支持，陈哲为政府428东方情人节策划做调研，由此开始筹建新的小组。全县范围内招小组成员，赶来看热闹的普米族姑娘杨德秀，一眼被陈哲看中是个好胚子，“这个小姑娘大大的眼睛，很灵气，看着又很纯净，唱歌、跳舞都很好，很有范儿。她的舞蹈根本就是太阳落山、月亮升起来的时候，对着自己在墙上的影子跳来跳去跳成的。”

自此，杨德秀跟着新成立的传习小组“兰花―号”，进入了县职中进行集中学习：县里配备专门的督导老师，请来老人教成员歌舞乐器。然而，三个月后，非典来临，428东方情人节不办了，政府背景下的第二个传习小组也就此解散了。

没有了政府的政策支持，还能怎么搞下去？

陈哲继续想辙，这一回，他找来了普米族中有威望的族人，在普米族人的支持下，成立了以地方企业的方式进行支持的“兰坪县西番文化传播中心”。

就这样，由第一个山寨传习小组成员、第二个政府背景下的传习小组剩余成员，在这个时候融成了第三个小组试点。

小组的五个成员被安置在一个山庄，请来了四个老人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封闭式培训，姑娘们在这里学了四弦琴、口弦，跟着老人哼普米小调，了解手工羊毛的纺织技巧……到了2004年春节，小组已能演奏口弦及四弦，更排演确立了第一支合奏曲目“401”。

但因为短期内看不到回报，普米族人也有点吃不消了，他们和5个姑娘商量：现在没有钱支持你们学习了，你们能不能白天给我们打工，晚上再学唱歌跳舞？

这种来自族人的压力，让陈哲决定带姑娘们走出去，让他们看到自己的民族文化存在的价值。

走出去后的自信

2003年，陈哲曾经带着五人传习小组参加广西民歌节。那次出行，让她们开始开了眼界，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有了初步的认同。

“有可以游览观看的民族庙会，我就带她们去看了，每人150块钱的门票。结果你猜怎么着？咱们这个小组的几个孩子唱的跳的比人家卖门票的还棒。她们挺不服气的，花钱买了门票，结果是她们自己在那演。”陈哲说。

在姑娘们的印象中，那次出行，让她们发现，人们知道白族、彝族，却对普米族一无所知。走出去后，她们才更懂得自己民族得那份稀少和宝贵。

2004年的大理之行，她们的收获更丰：她们的“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项目进入了文化部第二批29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试点名单。

走过弯路的陈哲总结出来一条，要想可持续发展，必须把它纳入到国家民族保护的工程中去，“我从来不为自己的事儿找国家部门，这是第一次我C着脸，去找国家有关部门认识一些人，然后写出来我的第―个报告。”

报告打动了当时的民族民间保护文化工程小组，让她们作为体制外的小组，破格参加了中国民族保护工程的交流会，只是没安排，没名额，没房间，由传习小组自己负责所有的费用和食宿。

“我上台发言的时候说，大家都在讲传承，我讲的是活的。我一讲完她们就唱歌了。”陈哲说。

一群女孩子，一上台就唱歌、吹口琴，她们真正地把本民族文化接到了自己的心里。那天的表演震动了全场，陈哲带领的普米族文化传承小组成为唯一的体制外的试点工程。

试点工程的牌子带回了兰坪，至今还挂在文化局的办公室里。

获得了体制内的认可，对陈哲而言，意义在于，“体制外的努力得到体制内的认可，体制外的努力牵动了体制内的神经，然后也就此牵动了社会，是这样一个过程。”

2004年10月，陈哲做了另外一件轰动主流社会的事情，就是“滇西民间歌舞进校园”。他带着包括普米族在内的佤族、傈僳族等几十位民间艺人，把中国最具民间特色的滇西文化展示给了北京的大学生。

5天内，一辆从大理开来的豪华旅游客车拉着他们走访了6所高校，还到中央电视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录了节目，普米歌舞更加墙内开花墙外香。

按陈哲的说法，“把传习小组的普米族姑娘带出来，通过媒体告诉社会有这样一个民族，有这样宝贵的民族文化。同时用社会上人们的喜爱程度来向普米族证明他们民族歌舞的价值。”

比如参加这个小组的杨德秀，起先被父母认为是不务正业。然而，随着杨德秀参加了中央电视台《民歌中国》栏目的录制，村子里的人都通过电视看到了她的表演――族人也就越来越知道她所做的事情的重要性，而普米族内也有越来越多的姑娘表达了想参加传习小组的欲望。

一点一点地，借着外界的关注度，普米文化逐渐进入了主流社会的视野，而普米人也由此意识到保护自己文化的重要性。

陈哲可谓用心良苦，他也从一个充满个性的文艺工作者转变成考虑社会多方利益的社会工作者，他学会了站在多方利益上考虑问题，“这事，得双赢，三赢，四赢，才能成。”

种子的力量

走出去获得的社会声誉，是为了反哺给民族文化传承。

2004年11月，“村寨计划”启动实施，项目组逐渐与当地政府、企业、民间人士进行会面、介绍和沟通，确认彼此要承担的事情，这种沟通的意义在于，“你想让它成长、存在，但是它需要全社会的支持、帮助和承认，同时必须获得全社会的尊重。”

在“村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陈哲也开始有意地让这些学员们转型，“一个民族文化要真正的传承下来必须要靠内部，所以，如果说之前的集中培训是让她们传承民族文化，后来的‘村寨计划’就要把她们培养成民族的主人和文化传承的组织者、领导者、工作者。”

就这样，传习小组的学员们的主动性得到了最大限度的发挥，她们像种子一样，开始了在村寨中催生本民族文化继续生根、发芽、开枝散叶的工作。在陈哲的支持下，她们找到村干部，跟村干部介绍她们想做的事情，“我们跟村干部说，我们的民族文化快失传了，有这么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把村里人集中起来，具体的组织和教学是我们来教，让他们先帮我们给全村开一个动员会议，同时也在村子里建立一个文化馆。”早期就参加了传习小组的学员长秀说。长秀，这个1984年出生的姑娘，没上过一天学，但在传习小组中学会了读书和写字。

除此外，她们自己安排课程，也咨询着老人们的意见，在村民中发展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学员。普米语言、乐器的学习，祭祀、节日活动的恢复，都通过她们的努力一点一点地唤起了年轻人心中的热情。

2004年的端午节，她们恢复起普米族传统的情人节。汉族的端午节是普米族的情人节，在这一天，青年男女们对唱歌曲、结下情缘。而这个节日已经在普米山寨中断了好久。

情人节当天，1000多个山寨人赶来参加，青年男女展开歌舞大赛，普米族的老妈妈也把一些传统食品摆出来叫卖，昔日繁华场景终于又再现了。

自己当本民族的主人，就意味着责任感和使命感的增强。一些姑娘受不了压在身上的重任，有的嫁了人，有的选择了离开，而另外一些姑娘，则带着对本民族文化的信仰加入了这个小组。小组成员一茬又一茬地换着血，如今能坚持下来的学员，已经是非常清晰地知道文化传承的意义。

事实上，在她们参加2010年青歌赛的同时，她们也在北京大本营做着自己回山寨后的规划：长秀要做的项目是，推进去年成立的文化协会，跟七八个协会成员探讨如何进一步做文化传承的工作;七妹的项目是，发动暑假归来的大学生，记录村里老人对历史习俗的口述，并把这些老人的口述整理成书;秀兰的村寨里从来没有进行过文化传承，这次回去，她打算做一个调研，并让自己的爷爷把老歌教给她和她的伙伴……她们把这些想法写成项目策划，如果能够通过，她们会从陈哲工作室得到一笔相应的经费，作为活动开销。

对于她们所做的，有人羡慕，也有人打击。1984年出生的长秀，从山里的眼光看，绝对是个“剩女”，当面临打击者的质疑，“你们吃的也就是青春饭，这几年过了，你们老了就没有人要你们了。”长秀也曾经恐慌过，而现在她则觉得，自己跟村里那些早早就嫁人生子的女孩命运如此不同，视野如此迥异，责任如此重大，“我们不光是唱歌跳舞那么简单，我们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七妹的家人不停地问她，别人外出打工赚了很多钱，你赚了多少？七妹懒得解释，随口应付家人，“我的钱都存起来啦！”

她其实没什么钱存，但她不慌张，她知道自己存下的是另外一笔不同形式的财富。

不是演员，是使者

陈哲深知传习成员们面临的生活压力。

事实上，为了“普米族传统文化传习小组”，他已经投进了自己的身家性命，一套百万的房子已经被他“烧”了进去，除了政府、企业的补贴和福特基金的资助，剩下的钱则需要他自己想辙。

他目前思考的是，来自社会的合理回馈，“这棵树需要跟社会交换，我们叫良换，交换当中一定要给它一个合理补偿，我们呼吁合理回馈这棵树，这是将来要做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摸索。”

不是功利性、贩卖性的商业操作，而是让民族文化保有一定的尊严。

近些年，陈哲和他的志愿者们会帮助传习小组寻找演出机会，但他们有底线，就是那些姑娘们不是演员，而是使者，演出起到的作用是文化造血，造完血后再返回山寨，继续文化的传承。

“我不会培养她们当演员，她们是有自己的身份和使命的。我认为她们是使者。”陈哲说。传习小组的姑娘们就像桥梁，把本民族的文化带出去，然后把外界的信息反馈给族人。

她们曾经在“亚太及中国人与生物圈高级会议”上作过专场展演，曾经在北京国家博物馆举办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上演奏民族乐器四弦羊头琴，也曾经参加“大树基金”的环保演出，旨在保护普米族最后的原始森林……演出对她们而言完全不是一场表演，而是展示，一种原汁原味的民族生活状态的展示，该怎样就怎样的原始生态。

陈哲希望她们的演出是有价值的，这种价值还在于，几次演出就可以完成造血功能，可以支持她们回到山寨进行文化传承，成就她们的文化尊严。

事实上，这些姑娘们也属于大山。她们对外界的文化形成了自己的小抗体，北京对她们而言，“马路太平了，空气太差了，人们太忙了。我们那边忙的时候，忙一会儿，就可以痛痛快快的休息，我感觉还是山里的生活比较好，有点不喜欢忙来忙去的北京。”其中一个姑娘说。

如今，陈哲工作室的“土风计划”获得了云南省的支持。陈哲同时提出了“二十几个示范村寨”项目，旨在把各个民族的类似成功的经验捆绑到一起，整合成一个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前沿阵地。

民族文化传承的路径，让如今的陈哲总结起来就是“有人教，有人学，有自己组织，有阵地”。看起来简单的“四个有”，几乎是他十年的摸索经验。

正是这样的路径，才会让姑娘们一直单纯地歌咏下去，“牢牢记在心里，我们家的历史多好啊，要一代代地唱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