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作一个“幸福的西绪福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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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名作《鼠疫》自从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关注，并且，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化，人们似乎总能找到诠释它的新角度。正如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加缪诺贝尔文学奖时所说的，他“阐明了我们的时代对人的良心提出的问题”，《鼠疫》同样也体现作家对这个世界、这个时代以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进行的思考。

故事将发生的背景设于奥兰，“一座平淡无奇的城市，只不过是法属阿尔及利亚沿海的一个省城”。就是在这样一个城中，加缪以“鼠疫”为生活的寓言，“用另一种囚禁生活来描绘某一种囚禁生活，用虚构的故事来陈述真事”，构造了人类与荒诞处境的冲突。

一、生活的欺骗者

尽管加缪生前一直否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但是，在人们面对生活产生荒诞感这一问题上，他与萨特等存在主义者们却有着共同之处。究竟什么是荒诞感呢？加缪曾说道：“一个能用歪理来解释的世界，还是一个熟悉的世界，但是在一个突然被剥夺了幻觉和光明的宇宙中，人就感到自己是个局外人。这种放逐无药可救，因为人被剥夺了对故乡的回忆和对乐土的希望。这种人和生活的分离，演员和布景的分离，正是荒诞感。”鼠疫，给奥兰城带来了空前的灾难，同时也给城中人带来了这种前所未有的“荒诞感”。面对着这种人们从未如此强烈察觉到的荒诞生活，他们是如何看待它，又是如何反应的呢？首先，来看看绝望之中的人们所投向的第一个救星：宗教。但是，皈依宗教是否能够真正解除人们的困境呢？下面，我们就以帕纳卢神父为对象来看，宗教是不是一条明智的出路。

在鼠疫流行将近一个月的时候，群众性的宗教活动开始作出回应。在此，我们先要明确的是人们的态度：“这倒不是因为奥兰的居民平时对宗教特别虔诚”，“这也不是因为他们的灵魂突然受到感召而皈依宗教”，只是由于他们“由于封城，港口封锁，不可能再到海滨去游泳”，是他们“处于一种十分特殊的心境之中”，“觉得有什么非作不可的事”，于是，才有了帕纳卢神父的第一次布道。而有了这样一群缺乏信仰的听众，我们再来看宗教是如何教诲他们的。

“我的弟兄们，你们在受苦，我的弟兄们，你们是罪有应得。”这就是宗教给予人们遭受鼠疫的回答。在接下来的演讲中，帕纳卢神父阐释了鼠疫是什么的问题，以及人们应该如何去面对它。他认为，鼠疫是上帝对人类的惩罚，“天主降灾，使狂妄自大和盲目无知的人不得不屈服于他的脚下，有史以来一直如此”。同时，鼠疫也是上帝对真信徒的挑选，因此“好人不用怕它，坏人则应该发抖”。在这样的基础上，帕纳卢神甫给予人们的真理之路就是：“这个城市的人不要管这些日子的景象多么可怖，垂死者的悲号多么凄惨，都向上天发出虔诚教徒的心声，倾诉爱慕之情。其余的事，天主自会作出安排”。有了这次布道，是否就减轻了奥兰的居民们种种痛苦与不幸，是否给他们指出了光明的出路了呢？我们说，答案是否定的。

在加缪看来，荒诞是“从一种事实状况和某种真实、一个行动和超越它的世界之间的比较中显露出来的”，其本质就是“分裂”，并且，“只有在人们不赞同荒诞的情况下，荒诞才有意义”，它“存在于人的世界”。但是，从帕纳卢神父所作的宗教号召中，我们看到的并不是对现实的勇敢面对，他把现实作为向所谓“永恒”的跳板。现实已经不与人的清醒相连，“斗争被回避了，人被纳入荒诞”。在宗教的外衣下看生活现实，在一个对人是封闭的、有限的世界中，他们神化了压倒他们的东西，在剥夺他们的东西中发现了希望的理由。这是一种逃避，对生活的欺骗。毕竟，关于死去的人生是否有意义这个问题，任何人都不能够确切地回答出来。

二、生活的追寻者

既然荒诞的现实生活成为一个既定的问题而不是最后的答案，那么我们就只能承认它，进而去探求在荒诞的环境中将如何自处的问题。加缪曾从荒谬中引出三种后果：反抗，自由和激情。在他看来，荒诞“产生于一种比较”，“它不存在于对立的两种因素的任何一方。它产生于它们之间的对立”。不论是精神上的自杀还是生理上的自杀，都是对比较诸项之一的抹杀，它把荒诞拖入同一种死亡中去了。但是，“荒诞是坚持不懈的，不能解决的”。因此，反抗便赋予人生以价值，人们拥有行动的自由和坚持这种自由的激情。塔鲁就是一个认清荒诞，并在其中孜孜不倦追寻自我价值的人物。

塔鲁在17岁时，去旁听自己父亲 ―― 一个检察长对一个死刑犯进行判决宣言，在法庭上他认识到人类宣判自己同类死刑是多么荒诞的事，由此也使他认清了这个由荒诞的人所组成的社会的荒诞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有人却并不觉察或者安于现状，也有人觉察到了因而寻求解脱。而我就是一直想求得解脱的”，他“不想成为一个鼠疫患者”。于是，他开始选择了与建筑在死刑基础上的社会作斗争。但是，随着斗争的进行，塔鲁发现“在自己满心以为是在理直气壮地与鼠疫作斗争地漫长岁月里，自己却一直是一个鼠疫患者”。因为，“为了实现一个再也没有杀人的世界”，他曾间接地赞同了其他人的死亡，并认为这是必要的。他开始成为一个孤独的人，一个小心翼翼的人，力图“减轻人们的痛苦”，为他们做点好事，远离祸害者们，以此来求得内心的安宁，并试图成为一个俯瞰芸芸众生的圣人。在鼠疫期间，他组织了第一个卫生防疫组织，全身心投入这场搏斗，甚至在自己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放弃战斗。对于塔鲁来说，他确实充满激情地反抗了，行动了，我们对他表示由衷的敬佩。但是，他的观念是否就是人们最佳选择？他又是否获得真正的最终安宁呢？这是读者最关心的问题。

在塔鲁的不断斗争中，我们看出他并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途径。面对“鼠疫”时，他感到一种孤独感，可以说，正是由于他觉得自己无力拯救“鼠疫患者”，所以才将希望投向自身的内心安宁，投向了理想的怀抱，视 “同情心”为自己的得救之路。对此，作家本人也谈到过自己的观点：对另一种“值得生存”的生活的希望，或对那些活着不是为了生活本身而是为了某种伟大思想，以至超越生活并使之理想化的人的弄虚作假，它们都给予了生活一种意义，并且也背叛了生活。因而，我们从塔鲁充满激情的反抗和行动中，总是体会到一种淡淡的忧郁，因为在追寻生活价值的过程中，他无法深切地感受到自己作为一个勇敢的人的力量。

正如里厄医生所言，“威胁着欢乐的东西始终存在”，“也许有朝一日，人们又遭厄运，或是再来上一次教训”。到那时，塔鲁已经无法继续自己的斗争了，或许他最大限度地做到了自己问心无愧，但是，人们对他是否获得最终的内心安宁还是抱有很大的怀疑性。

三、生活的强者

在上文中我们否定了作生活的欺骗者，也否定了作只局限于自己的理想而感受不到生活充实感的追寻者。那么，在荒诞的生活中，我们到底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它，我们又该如何在这种环境中找到自己生活的价值呢？加缪在其荒诞的推理终结时，所能寻找到的东西也是“人类生活的气息”，那么，人是否可能义无反顾地生活呢？对于这个问题，在加缪哲学中看到了他对西绪福斯的乐观解读。在《鼠疫》中同样也提供了作者的答案，而这一答案的体现者就是里厄医生。在作品中，无论是里厄医生对待生活的真诚态度，还是他不屈不挠的斗争姿态，还是他对自己信念自始至终的坚持，其中都包含者作者对这一人物的肯定。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里厄医生在面对荒诞生活时的表现，他又是如何使自己成为一个生活的强者的。

在这场鼠疫过程中，是里厄医生最先发现了不寻常的现象，也是他最先提出政府和医学界所不敢承认的事实，并且自始至终全力以赴地投入这场与死神的战斗中去。只有他才是鼠疫期间唯一清醒的人，因为他知道“必须要做的，就是该认清的事情要认清，然后驱逐无用的疑虑，采取适当的措施”。作为一名医生，他否定了上帝，“至死也不会去爱这个使孩子们惨遭折磨的上帝的创造物”，尽他的全力拯救那些鼠疫患者。同时，作为人类的一份子，他也在自己的工作中对人的生命价值进行了思考。首先，他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而这比生活在形而上的生活中的塔鲁要进步一点。对于人们的荒诞、盲目的生活他也深有体会，但他没有象塔鲁那样放弃斗争的努力，而是以自己的本职工作为阵地，迎接了生活的挑战。其次，里厄医生在自己的工作过程对自身的生命价值有着明确的追求。他对塔鲁说过：“我感到自己跟失败者休戚相关，而跟圣人却没有缘分。我想，我对英雄主义和圣人之道都不感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作一个真正的人。”这本身就是人对自身的肯定，也是人在生活中的一种不屈不挠的追求。最后，当鼠疫结束以后，他也没有陷入那种盲目乐观的群众狂欢中去。与其说他为鼠疫隐患的存在感到担忧，不如说他是为那些身处荒诞生活而不吸取教训感到担忧。因此，作为作者思想的表达者，里厄医生身上充分体现了作家本人的反抗，自由和激情，体现了作家对荒诞的乐观回答。

在《西绪福斯神话》中，加缪从哲学的角度对荒诞主题进行了一系列的推理、举例和论证后，得出了“幸福的西绪福斯”这一结论。而在《鼠疫》中，加缪在否定了以“上帝”为借口和“幸福的躲闪”后，将生活的强者形象赋予里厄医生。这两者之间，看来并不是毫无关系的。应该设想，不论是西绪福斯，还是里厄形象，他们都代表了作者加缪对生活，对人生价值的肯定态度。

总之，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得主，加缪在《鼠疫》这个多义性的寓言中，给我们展示了人与生活，与世界的关系，探讨了个体生命价值的问题，使它成为其哲学思想很好的传达者。也正是由于这部作品的深刻内涵，才使得其中的人物形象不再单纯，从而成为思想的实践者，揭示这些人物形象的意义也正是本文目的所在。